王尔德认为他是时代的象征。事实上他是将要来临的那个世纪的预言家。1900年他在痛苦中不名分文地在一家巴黎廉价旅馆的房间里去世，死因可能是坐牢时耳朵所受的损伤，终年四十六岁。如果他活得长久一些的话，现在他也许会被看作是英国最善于言辞--也是最极端的——现代主义理论家。现代主义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发展，即客观世界是，如王尔德所说，“虚构的”，而现实是由“批评的”想象力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创造的。如果他再活三十年的话，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成就简直不可限量。王尔德认为耶稣跟他有共通之处。他把耶稣称作“生活中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一个说出了当时的信仰与习俗的永恒法则的艺术家。他写道，“最高层次的批评是人灵魂的记录”。这时他想到的可能正是耶稣。王尔德是个绝对的主观主义者，其退化形式是现在所谓的自我实现。因此王尔德是一个当代英雄，受到反对条条框框的年轻人的仰慕，并成了许多书籍和学术文章的主题。根据王尔德的三次受审创作的戏《严重有伤风化罪》受到高度的称赞，在纽约上演了一年，场场爆满。由大卫·黑尔（David Hare）创作，莱姆·尼森（Liam Neeson）主演的另一出关于王尔德的戏，不久又要从伦敦巡演到纽约。
尽管王尔德认为艺术跟道德应该分离，但他的美学主张含有道德上的必然结果。“最坏的堕落是浅薄。”王尔德指的是透过别人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通过自己有感应性的想象力来创造个人的现实。在审判时他说：“我认为自我实现是生命的主要目的。”在他去世前三年，当对他的野蛮监禁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他过去的情人与不忠的朋友。这封信后来以《倾诉》②的名字出版。他对道格拉斯说：“我把艺术看作最高的现实，而把生活看作仅仅是一种虚构。”王尔德讨厌并且蔑视偷偷摸摸的同性恋。在他自己的朋友圈子里面，他对自己的性取向一点不加掩饰。他曾在一次演讲时对美国听众说：“在艺术跟在政治上一样，所有革命的起源只有一种，那就是人类渴望获得更高尚的生活方式、更自由的表达方法和机会……它将在人类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兄弟关系……”但在他因严重有伤风化罪受审的时候，他失去了勇气。关于他的风流韵事他撒了谎。
这是王尔德悲剧性的时刻。它无法避免。他并不羞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尽管在审判时他虚张声势，开玩笑地提到坐牢的许多好处，监狱和耻辱还是把他吓坏了。他的惊惶失措使他失去了自我实现的最佳时机。但他还是被判有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对自己的使命也曾发生过动摇。但当时的耶稣别无选择。他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信仰。王尔德有选择的余地，但他不过是个凡人。他背叛了理想中的自我。
在英国，公开的“有伤风化行为”一直是被禁止的。1885年刑法的一条修正款又禁止男性在私下有这样的行为。正是根据这一修正款当局审判和监禁了王尔德。 尽管王尔德被判两年苦役，严重有伤风化罪不过是一种轻罪，不是最严重的性犯罪。鸡奸就是。如果王尔德被控犯了这一重罪并且被判有罪的话，他可能被终生监禁。王尔德的传记作者们对鸡奸在当时的法律定义各执一词。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①写道，王尔德被控“招揽了超过十二名男孩……进行鸡奸。”但蒙格马利·海德（Montgomery Hyde）②宣称，“只有一个证人……〖暗示〗王尔德进行了鸡奸，”而且“这可能是因为……对这个词的确切意义的误解。”海德认为其确切意义是肛交。在1962年海德写作传记的时候，对肛交“最严厉的处罚仍然是终生监禁”。王尔德没有进行过肛交。他更喜欢爱抚、相互的手淫与由他对他人进行口交。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面，麦克·福迪认为，帕克（Parker）和伍德（Wood）这两位证人说他们被王尔德鸡奸过。帕克可能误用了这一术语。伍德只是指控王尔德进行了“有伤风化的行为”，但未加详细说明。如果海德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是准确的话，王尔德不可能被判鸡奸罪。
踏车和其他野蛮的惩罚损害了王尔德的健康，磨尽了他的锐气。他的朋友萧伯纳认为，他撒谎是对的。萧伯纳说，当时的法律才有伤风化，而不是王尔德。死抠字眼的萧伯纳没有认识到，毁了王尔德的不仅是法律，也可能是撒谎。理查德·艾尔曼以这一评价结束了他那部不可不读的传记：“我们继承了他的奋斗，即要在艺术中达到最高境界的虚构，要把艺术跟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要使一切怪僻和奇特的东西免遭净化和标准化，要用一种同情的道德来代替惩罚的道德。他属于我们的时代，而非维多利亚的时代。”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他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在他自己的时代与环境中他是个流亡者。他在自己的本性和一座外国城市③的冲突之间饱受折磨，娇贵的身体终于不堪负荷。
在这一意义上，他是现代深刻的意识革命的先驱。不管结果是好是坏，这一革命继续塑造着现代人的鉴赏力：用个人的视角，来对总体文化进行变形、解构，或者用王尔德的话来说，批评。他不断地挑战支撑当时体制的虚构，难怪他受到了这一体制的攻击。在宣判的时候，法官带着冷酷的仇恨对王尔德说，这是“我审判过的最糟的案子”，并对他不能施加比法律范围内要更严厉的惩罚表示遗憾。尽管同性恋这种无害、普遍的性行为在那时是非法的，但法庭平常也对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法官的指责，即便在当时也是过分的。他的狂怒流露出了更深的恐惧，即王尔德不单单是有罪而且是有毒。如果不加惩罚，他可能真的会颠覆英国社会，如他在评论文字中怂恿读者所做的那样；而且他在自己的剧本里也越来越成功地进行了这种尝试。王尔德曾把他的工人阶级情人带到时髦的餐馆与俱乐部。这可能加剧了法官的忧虑。1882年王尔德在美国巡回演讲的时候，亨利·詹姆斯对他也十分反感。他对曾称王尔德为“笨蛋”的亨利·亚当斯夫人（Mrs. Henry Adams）说，她拒绝接待王尔德是对的；他本人也称王尔德为“昏头的白痴、下贱的无赖、龌龊的畜生”。在王尔德被判刑后，当一封要求当局宽大处理的请愿书被传递到詹姆斯手中时，他拒绝签名，并说他从来也不是王尔德的朋友。在现代，只有列尼·布鲁斯（Lenny Bruce）①才是可以与王尔德相提并论的令人不安的人物。
王尔德所受的残酷折磨与他的英年早逝，预示着为了把单一的文化强加给全体人民，为了防范革命性的个人主义，后来的政府所采取的一些野蛮得多的措施。正如王尔德所预言的那样，个人主义是令人不安的--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的——未来时代的精神。②但并不是国家把王尔德揪出来加以惩罚的。是王尔德本人不顾那些最关心他的人的忠告，引发了自己的受审与垮台。文学和王尔德喜欢称之为哲学的东西因此所遭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王尔德在《倾诉》中写道：“多数人都是其他人。他们的思想是别人的见解，生活是对别人的模仿，激情是一句引文……〖只有〗摆脱所有文化，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灵魂。”王尔德的这些说法，比毕加索的断言“艺术正是自然不是的东西”要早，并且可能不自觉地应和了尼采，因为他也许还未读过尼采的书。王尔德跟约翰逊博士针锋相对，后者把如此极端的主观主义称作“自高自大的顾影自怜”，也和马休·阿诺德背道而驰，后者认为“批评的真正功能是按其对象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它。”但这在王尔德看来是不可能的，阿诺德本人的批评就是证据。王尔德用他的花花公子面貌与极端唯美主义来挑衅的，不单单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他所挑战的是英国历史上最为顽固的礼法。他所受到的惩罚，跟W.S.吉尔伯特（W.S. Gilbert）③对他“柏拉图式地迷恋一个腼腆的年轻女郎”的嘲讽相比将要严厉得多。
王尔德要求英格兰加入到已经开始震撼了欧洲大陆的美学和思想革命中去。他在牛津的恩师佩特(Pater)没有以开始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名义加入到这场街垒战中去，还使王尔德对他颇有微辞。王尔德主张一种超然的社会主义。这对他来说意味着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无政府主义。他要英格兰成为一件艺术品。可以想见的是，英格兰拼命抵抗。身为爱尔兰人，王尔德误读了英格兰人的性格；但他比英国当时的所有其他人，包括像威尔斯（H.G. Wells）④和韦伯（Sidney James Webb）⑤这样的预言家，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巨大转变。
对王尔德一共有三次审判。在第一次审判期间，昆士伯里勋爵的律师问王尔德，他写的“当多于一个人相信一条真理的时候，它就不再是真理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王尔德答道：“这是我对真理的玄学定义：它是一种如此个人化的东西，以致同一真理永远不会为两个头脑所认识。”王尔德的无动于衷的讯问者不太可能理解他的回答。这位讯问者也许会把它归纳为幼稚的柏拉图主义，这样的话他只对了一半。王尔德走极端的认识论预示着即将在艺术和文学中发生的巨变，并反映了一种思想上的骚动，这种骚动已经挑战了《圣经》上关于人类起源的定论，不久还将挑战牛顿物理学中时间、空间和物质的确定性。
王尔德跟法律的致命冲突，是他自己挑起的。尽管在王尔德朋友圈子内部和外围的人们都知道他滥交，知道他对道格拉斯的强烈感情，而且知道这使他受到敲诈和道格拉斯半疯的父亲昆士伯里勋爵的暴力威胁，但法律一直没有注意到他，直至昆士伯里勋爵称王尔德为“装腔作势的鸡奸者”。这实际上比直截了当地称他为鸡奸者更温和，而且如果王尔德告昆士伯里诽谤的话，要更容易辩护，更不容易牵涉到道格拉斯。王尔德起诉昆士伯里诽谤，迫使法律插手这一事件。尽管蒙哥马利·海德相信王尔德的说法，即他从未如吉尔伯特所说，“手里拿着一支罂粟或百合花，穿过皮卡迪利大街”，但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包括《道连·葛雷的画像》所隐含的性意味，可以被昆士伯里勋爵用来为自己辩护。在审判开始前不久，昆士伯里勋爵的律师记录了王尔德光顾过的几个年轻男妓的证词。至迟至4月1日或2日，在审判前透露证据①的过程中，王尔德和他的律师已经知晓了这些证词的内容。王尔德还有时间撤诉。审判定在3日开始，但王尔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王尔德听从了朋友们的忠告，对昆士伯里的侮辱不加理睬，检察院要开始对他的侦查，就会揭开许多丑闻的盖子；它就可能必须对英国统治阶级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也许包括首相和王室成员，提出类似的指控。毛里斯·斯瓦勃（Maurice Schwabe）是王尔德的朋友，是他介绍王尔德认识了那些男妓的皮条客。斯瓦勃是副检察长弗兰克·洛克伍德（Sir Frank Lockwood）的外甥；在王尔德的一审以陪审团未能作出判决告终之后，洛克伍德在二审时成功地以“严重有伤风化罪”起诉了王尔德。在一审时，有人作证看见斯瓦勃在巴黎的一家宾馆里与王尔德同床共枕。一位助理检察官对证人说，“暂时别管这事。”二审时，就没再让这位证人作证。《蓓尔美尔报》②的编辑W. T.斯泰德（W. T. Stead）是当时的一位重视传统家庭观念的人，他写道：“如果要把所有和王尔德犯有同样罪行的人都关起来的话，在伊顿、哈罗、拉格比和温彻斯特公学③就会发生一次惊人的向潘顿维尔和霍洛威监狱的大迁徙。”
王尔德给过昆士伯里勋爵的密探们找到的那些年轻男妓金钱和珠宝，并在伦敦西区的高级俱乐部和餐馆里请他们吃过饭。尽管他曾经郑重地以一个英国绅士的荣誉对他的律师起誓--当然，他其实是爱尔兰人——昆士伯里勋爵的侮辱是毫无根据的，王尔德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活动足够受到严重得多的指控。当审判进行到一半时，王尔德的律师得知这些年轻男妓已来到法庭，他极为震惊，力促王尔德在他的这些相好应召作证之前马上撤消对昆士伯里的起诉。跟他同样吃惊的王尔德马上同意了。他被迫承认昆士伯里的侮辱是有根据的，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男妓们的证词可以受到质疑，但如果陪审团相信他们的话王尔德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他的律师希望，王尔德的认罪会使风波平息下来，可以免遭进一步的损害。但结果并未如他所料。
王尔德撤诉之后几小时，昆士伯里就把男妓们的证词交给了公诉人。依靠这一证据，检察院马上对王尔德提出了指控。当天晚上他在卡多甘饭店（Cadogan Hotel）被捕，并被带到博街①传讯，第二天又被戴上镣铐送到霍洛威监狱。麦克·福迪认为，王尔德是在自由党政客的指使下被起诉的。昆士伯里威胁说如果王尔德在起诉他诽谤失败之后逍遥法外的话，他就要敲诈他们。其实不论自由党政客是否插手，检察院都会对王尔德提出指控。报纸详细地报道了审判，并等待着王尔德被捕。息事宁人是不可能的。自由党的领导人也许曾担心，他们的首相罗斯伯里勋爵可能与他的私人秘书、昆士伯里的长子德兰姆兰里格勋爵（Lord Drumlanrig）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对王尔德的指控会引起人们对这种事的注意。据说罗斯伯里本人曾要求对王尔德宽大处理，但为党的前途忧心的巴勒福尔（Balfour）答道：“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在选举中失利。”但自由党还是在选举中落败了。因此昆士伯里对政客们究竟说了什么和政客们究竟做了什么就无关紧要了。但不管自由党政客做了什么，王尔德都会因“严重有伤风化罪”受到审判。福迪根据极少的证据怀疑，昆士伯里还秘密地向检察院提供了对王尔德不利的证据，这一点更无关紧要。他公开地交给公诉人的男妓证词就足够判王尔德有罪。
当王尔德在审判前一、两天得知这些年轻男妓同意为昆士伯里的辩方作证时，他的朋友弗兰克·哈里斯警告他说继续把官司打下去是“自杀”，但他未予重视。一开始王尔德倾向于接受哈里斯的忠告，但道格拉斯激烈反对。王尔德和往常一样，无法拒绝道格拉斯的要求。王尔德的律师从一开始就不应当相信王尔德无罪的表白，但艾尔曼和海德两人都怀疑，律师决定还是打这场官司，是因为他想参与到一场必定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审判中去。也许王尔德和他的律师相信，那些男妓会因为害怕连累到自己或害怕即使作了证陪审团也不会相信他们而拒绝作证。他们似乎没有料到，检察院可以用豁免权，而昆士伯里可以用几个英镑来换取他们的证词。王尔德不听哈里斯、萧伯纳和其他朋友的忠告，愚蠢地去打一场无法胜诉的官司，使他成了自己的起诉人。
王尔德不顾他所信任的朋友们，包括安德烈·纪德的忠告，采取这一注定要失败的行动，除了作为自我毁灭性的愚蠢以外很难解释，而这是由他对道格拉斯的奇思异想的一味服从引起的。他的哲学信仰迫使他向一个不诚实的社会挑战。但为了把一条哲学原则戏剧化，而去拿自己的自由、名声和妻子、九岁和十岁的两个儿子的安全冒险，这就是另一回事了。王尔德对抗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的强大武器是他的笔，还有他所谓的“个性”——他自创的特点——但他必定知道，在监狱里它们将被剥夺。在《倾诉》中他对道格拉斯承认，他作出起诉昆士伯里的决定是出于软弱。“你曾经说过，”王尔德后来写道：
……你的父亲对［你的全家来说］一直是个梦魇：他们经常讨论把他关进疯人院的可能性……要是我出头把他关起来的话，你们全家都会把我看作他们的保护人……你母亲的富有的亲戚将很乐意支付全部费用……律师马上接受了这个案子，我匆匆忙忙地就上了治安法庭。我没有借口不去。我是逼上梁山。我只想保护［你］不受［你］父亲的伤害。我别的什么都没有考虑。
而道格拉斯只想着如何上演一场冲突，由他和王尔德在法庭上谴责他令人痛恨的父亲。他忘了或者根本不在乎他要求王尔德面临的危险。“我的母亲和他离了婚；他骚扰了她多年，而对我们不是忽视就是虐待。他是个可鄙的疯子，”道格拉斯对王尔德说。对王尔德来说不幸的是，道格拉斯实际上酷肖其父。他后来没有被请去作证，因为正如王尔德的律师告诉他的那样，在法庭上要讨论的是昆士伯里的指控，不是道格拉斯跟他父亲的争吵。这使道格拉斯极度失望。道格拉斯的证词会引起人们对他和王尔德的亲密关系的注意，只会对他父亲的辩护有利。
王尔德也可能曾认为，法庭是一个他可以痛骂昆士伯里的舞台。在审判的第一天，他用诙谐机智的语言，对昆士伯里的辩护律师狂轰滥炸。《认真的重要》正在伦敦西区上演。也许，和杰克·沃辛①某些方面一样，他以为他可以毫无妨碍地在法庭里扮演奥斯卡，在城里扮演王尔德。他不久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前一个夏天，在写作《认真的重要》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昆士伯里要他和道格拉斯分手的威胁，并咨询过他的律师。那时他可能已预料到会出现麻烦。他在剧本里打趣地提到霍洛威监狱，而不到一年之后他就被关在那里。在戏里阿尔伽农②被告知，如果他不马上付清一张逾期的餐馆帐单，他就必须“在四点之前”去霍洛威监狱报到，“不然的话就很难有空位。”阿尔伽农答道，他“不想为了在繁华的伦敦西区吃饭，而被关到荒凉的郊区监狱里”。王尔德被关进霍洛威监狱，部分就因为他在萨伏伊和凯特纳饭店请他那些露水情人吃饭。
在他接受了昆士伯里的侮辱之后，他的被捕已经不可避免。这时王尔德肯定知道，戏已经演完了，现在他应该听从朋友们的劝告，去法国逃命。然而他留了下来。发出拘捕令的那位博街的执法官似乎给他留下了足够的时间，让他可以到达英吉利海峡。但他仍处于道格拉斯的控制之下。艾尔曼认为，“他的固执、勇气和骑士精神也使他留下了来。……他不屑于做一个亡命者，潜藏在黑暗的角落中，而要在聚光灯下做人们注意的中心。”更可能的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留了下来。当警探们来逮捕他时他已经喝得半醉。他留下了一个打了一半的包，却带走了一本黄封皮的书。③
王尔德在他的生活被毁之后在狱中写作了《倾诉》，在其中他对道格拉斯说道，
我在你的陪伴之下，在汉弗雷斯律师［特拉维斯·汉弗雷斯的父亲］那里的那些没完没了的谈话，让我不堪回首。我和你坐在一间光线阴惨惨的冰冷房间里，一本正经地对一个秃顶男人撒着弥天大谎，直到我简直要发出呻吟和厌倦地打起呵欠。在跟你交了两年朋友之后，我发现自己处于庸俗市侩的最中心，远离了一切优美、杰出、奇妙、大胆的东西。最后我必须为了你，以正派行为、禁欲生活、有教益意义的艺术的捍卫者的身份挺身而出。Voilà où mènent les mauvais chemins! ①
但王尔德对关键的问题避而不答。他为何不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对昆士伯里的攻击置若罔闻，并告诉道格拉斯说，他不愿为了让道格拉斯可以在法庭上张扬家丑，而去威胁自己的自由、地位和家庭的安全？他的朋友弗兰克·哈里斯劝王尔德让道格拉斯和他的父亲自行了断。乔治·路易（George Lewis）是他平时的律师，但在昆士伯里事件的早期王尔德没有咨询过他。昆士伯里本人聘请过他一段时间，直到路易发现实在难以和他打交道为止。路易在王尔德将要被捕的那天对他说：“现在我已无能为力。你要是有足够的见识，在当时就把昆士伯里的名片带来给我，我就会把它撕得粉碎后扔在火炉里，并告诉你不要去做蠢事。”
道格拉斯早先曾建议过王尔德去咨询路易。过去王尔德总是听从路易的建议。但当王尔德去找他的时候，路易已经受聘于昆士伯里。王尔德没有早点去咨询路易，也许是因为害怕路易会让他对昆士伯里的侮辱置之不理，这会引起他和道格拉斯的争吵。王尔德也许自己也想上法庭，因为他害怕除非他在法律上让昆士伯里闭嘴，不然他会一直受到骚扰，直到他和道格拉斯分手才罢。而这是他不愿意或不能够做到的。不管王尔德的动机为何，道格拉斯都处于其中心。王尔德无节制地在时间、金钱和感情上迁就着他。王尔德出狱之后，在巴黎一文不名，而道格拉斯在父亲死后，继承了两万英镑。王尔德要求道格拉斯赠与他一小笔款子，道格拉斯气冲冲地拒绝了。他对王尔德说，“我的钱只够自己花的，”还指责他“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那样地”索要钱财。
王尔德写道：“自我牺牲，［是］野蛮人自残风俗的遗留，是过去对痛苦的崇拜的一部分。它是世界历史中如此可怕的一个因素……”尽管如此，他把自己放在祭坛之上，除了被道格拉斯及其家庭“逼上梁山”之外，没有更好的借口，好像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关头，他的意志失去了作用。
在《倾诉》里面王尔德责备道格拉斯逼他对律师撒谎的的那一段，他还夸张地写道：“人们认为，我招待那些生活中的邪恶分子吃饭，从他们的陪伴中得到的乐趣是可怕的。但是，作为一个生活中的艺术家，从我的角度来看，他们富有刺激性，令人兴奋，令人浮想联翩。这就像跟饿豹一同进餐，危险就是其兴奋的一半。”但这些年轻男妓根本不是饿豹。他们是品行不端、智力低下的失业马夫和男仆，王尔德雇他们来是为了性而不是思想上的刺激。王尔德称他们为邪恶，是接受了他所轻蔑的官方道德。他们不过是些男妓。是王尔德自己的想象，引起了他的frisson①。
这些少年是无害和意志薄弱的。在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被王尔德置之不理的一些笨拙的敲诈之外，没有更阴险的东西。论文集《爱尔兰人王尔德》的编辑杰鲁沙·默考麦克（Jerusha McCormack）认为，正是这些过分做作的段落，使得萧伯纳将《倾诉》称作“喜剧”。它当然不是。王尔德一直有夸张的瘾头。他给道格拉斯的信的过分感伤，可以从他当时写作的条件得到解释。
在审判前几个月开演的《理想丈夫》里面，罗伯特·切尔顿爵士模仿着佩特的口气说：“我告诉你，有一些可怕的诱惑，需要有力量，力量和勇气才能向它们屈服。把一生都押在一瞬间，把一切都赌在骰子的一掷上面，这其中没有软弱，有的只是惊人的、可怕的勇气。我就有那种勇气。”《严重有伤风化罪》这出戏主要是由庭审记录和其他有关审判的出版材料组成的。在戏里这几句台词和一个名叫伍德的少年的证词被作为对比同时朗诵。一天晚上王尔德趁老婆和孩子不在，带伍德到泰特街（Tite Street）的家里。“我们上楼来到卧室，在那里喝莱茵河白葡萄酒和塞尔托兹矿泉水②。随后最最有伤风化的事发生了。”在剧场里这一对比令人感到心灵的灼痛。其他演员都倒吸一口冷气。
在后面的一幕，王尔德承认“我毁了我自己……我无情地对自己提出冷酷的控诉。我让自己屈服于诱惑，长期沉溺于无谓的肉欲享受。……我让自己被天机浅薄和智力平庸的人所包围。我成了自己天才的败家子。我开始不把别人的生活放在心上。我及时行乐，逢场作戏……我忘了任何细微的行动……都在塑造或毁灭性格。人在密室中做的事，有一天会不得不在屋顶上大声公之于众。”这时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大厦已经崩溃了。在废墟之中人们找到了欲望的放纵、风度的丧失、对他不久即将毁灭的家庭的恶劣侮辱和他自己的毁灭。
公诉人问王尔德：“‘不敢说出它名字的爱’是什么?”在《严重有伤风化罪》里面，王尔德如他在老贝利③里面那样地回答道，本世纪的“不敢说出它名字的爱”指的是一个年长男子对一个年轻男子的深刻爱情，比如大卫和约拿单④之间的关系，还有被柏拉图视作他哲学基础的情感，与米开朗琪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所表达的感情。它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之爱，既纯洁又完美。它主宰和渗透了伟大的艺术品，比如莎士比亚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它美丽、优雅，是爱情最高尚的形式。它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成分。它是精神的，它常常存在于一对年长和年轻男子之间，年长男子拥有智慧，而年轻男子则拥有青春的所有快乐、希望和魅力。世人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嘲笑它，有时还因此给人戴上颈手枷示众。
但王尔德并不是为了给他怀有“深刻的精神之爱”的年轻男子提供精神指导而受指控的。他之所以受审是因为这样一些行为，其细节是如此不堪以致不能写在庭审记录里面，更不能在当时的报纸也不能在今天的报纸上发表，尽管它们实际上没什么特别之处。王尔德作了这段发言之后，他的官司已经输了，尽管他可能还不知道。为了他灵魂的益处，他还不如说真话，公开宣布他的性取向。他不应当把不太可靠的动机强加在大卫王和米开朗琪罗身上，而应当说法律是错的，他还有无数其他男人(还有女人)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私下进行的活动本身在道德上是无可非议的，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别的任何人的事。王尔德的英雄耶稣曾用一句格言，使抹大拉的马利亚⑤免遭伪君子们的石头打死。王尔德有这样的天才和信念，来为他自己的时代树立起一个相应的道德原则。因为他缺乏必需的勇气，也许他应当什么也不说，免得他不伦不类的比喻流传后世。在他说完这段话之后，有一条舞台指示要求全体演员“响亮地鼓掌，加上一些嘘声”，正如在庭审现场人们所听到的那样。剧本的题词是王尔德的名言：“很少有纯粹的真理，简单的则根本没有。”
王尔德在面对盘问时自身的不诚实引起的道德堕落，是《严重有伤风化罪》的戏剧核心。王尔德本人可能也会欣赏这出戏，因为它比其他叙述，包括艾尔曼的那本过分自满、但在其他方面都十分令人佩服的传记，都更接近他真实的矛盾性格。剧作家承认了王尔德的慷慨大度、才华横溢，承认了他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生活、直到不可能再继续这样做的勇气，这使得王尔德的身败名裂令人酸恻。王尔德在莫瓦则·考夫曼的作品中，比我们在当代戏剧中期望发现的要更接近一个悲剧人物。
作为幕间插曲，一个叙事人就王尔德的性取向采访了一位教授。在说过一些学术上的套话之后叙事人问：“为什么王尔德不在他喜欢男人这件事上说真话?”教授答道：“……他是撒了谎但是，这不……（尴尬地笑）……这是个很棘手的道德问题。从伦理上来说，我认为他撒了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想他们试图做的，是惩罚同性恋，是遏制王尔德造成的混乱，而且这是许多方面的混乱，阶级的、性别的，嗯，还有性取向的，而且他们很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可是当然，这时王尔德已经把这些思想释放入了西方文化，并且如你所知……它们依然存在。”所以，尽管王尔德在法庭里对自己的性取向缄口不言，但他最终还是表现了自己，并为时代精神作出了贡献。
考夫曼给了王尔德最后发言的机会。“我拥有天才、高贵的出身、崇高的社会地位、杰出的才能、大胆的思想。我使艺术成为哲学，使哲学成为艺术。我改变了人们的头脑和事物的颜色。我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没有一样不让人们惊叹的。不管我着手做什么我都赋予了它一种新的形式美。我把艺术当作最高的现实，而把生活仅仅看作一种虚构。我唤醒了这个世纪的想象力，以致它在我的周围创造了神话和传说。我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所有体系，用一句格言就提炼了全部生活。”
王尔德死后五年，王尔德的遗嘱执行人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在英国出版了《倾诉》。一个朋友写信给罗斯说：“在我看来，读者接受它的热情是异乎寻常的，这在五、六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也许在我们去世前，在他曾住过的泰特街的那幢房子上会有一块纪念牌。”1959年10月16日，在沃尔封登报告①之前两年，伦敦市议会在王尔德的故居上镶了一块纪念牌，由康普顿·麦肯齐（Compton Mackenzie）②捐献。王尔德这时已成为更受人赞赏和有更多人阅读的作家。《道连·葛雷的画像》在1945年被拍成了电影，接着是《认真的重要》，在1952年。
注：
①本文提到三本最近出版的有关王尔德的书：《严重有伤风化罪》（剧本），莫瓦则·考夫曼著（Gross Indecency: The Three Trials of Oscar Wilde, a play by Moises Kaufman, Vintage）;《对王尔德的审判：变态，道德和晚期维多利亚社会》，麦克·福迪著（The Trials of Oscar Wilde: Deviance, Morality, and Late-Victorian Society, by Michael S. Foldy, Yale University Press）;《奥斯卡·王尔德的最后讲台：颓废，阴谋和一个世纪中最无耻的审判》（Oscar Wilde"s Last Stand: Decadence, Conspiracy, and the Most Outrageous Trials of the Century, by Philip Hoare, Arcade）。
② De Profundis，中文又译《狱中记》。
①美国学者、传记作家，著有《王尔德传》（1987）。
②王尔德的传记作者，著有《王尔德传》(Oscar Wilde, 1975)，编辑了《对王尔德的审判》(The Trials of Oscar Wilde，1948)。
③王尔德出狱后在巴黎度过了余生。
① 1925-1966，美国喜剧作家，作品探索美国生活中的敏感题如性、宗教、种族关系等，经常因作品"淫秽"被捕与受审。
②菲力普·豪尔(Philip Hoare)在《王尔德的最后讲台》(Wilde"s Last Stand)中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中，一个名叫比林(Billing)的英国法西斯首领谎称，德国人收集了英国最高层的四万七千名同性恋者的名单，随时可对他们进行敲诈。豪尔认为，如果英国在一战中打了败仗，比林很可能成为英国的希特勒。"[这一虚构阴谋的]中心是仍有四万七千人受着对王尔德的狂热崇拜的影响。"战后，极右翼分裂成许多派别。比林受到诽谤的指控。由于陪审团的同情，他被判无罪。这次不成功的起诉的诉方首席律师是特拉维斯(汉弗里斯(Travers Humphreys),他自称二十五年前是王尔德控告昆士伯里勋爵诽谤时的控方律师，又是之后王尔德受到严重有伤风化罪的指控时的辩护律师。后来"汉弗里斯……又为国会废止1885年反同性恋的拉布歇尔修正案(Labouchère Amendment)进行了游说。这一修正案被许多人视作"敲诈者的权利法案"。"王尔德所受的折磨，戏剧性地表现了人们对同性恋行为会危及社会的恐惧。后来他的例子又使人相信，针对这种行为的法律本身，对社会是一个威胁。)
③1836-1911，英国剧作家、诗人。和作曲家沙利文（A.Sullivan）合作了嘲笑唯美主义者的喜歌剧《佩辛丝》(Patience)。
④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普－邦盖》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
⑤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史学家，费边社会主义倡导者之一。
①透露（discovery）：英国法律程序，指审判前当事人必须透露事实真相或有关文件的内容。
②即Pall Mall Gazette。Pall Mall是伦敦俱乐部集中的地方。
③ Eton, Harrow, Rugby, Winchester:皆为英国著名私立男子寄宿制学校。
①Bow Street:伦敦市中心一街名，主要警察法庭的所在地。
①Jack Worthing:《认真的重要》一剧中的人物。他在城里享乐时用欧尼斯特(Ernest)的假名，在乡间做正派绅士时则用杰克(Jack)的真名。
②Algernon：《认真的重要》一剧中的人物名。
③许多人认为这本书就是当时的一本唯美主义的刊物《黄面志》（The Yellow Book）。
① 法语，意为"这就是误入歧途的结果！"
①法语，意为"寒战，颤抖"。
② seltzer：一种天然起泡的德国矿泉水。
③ Old Bailey：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
④David and Jonathan：《圣经》人物。
⑤Mary Magdalene：《圣经》人物。
①Wolfenden Report：英国同性恋犯罪和卖淫调查委员会在195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对有关性行为的法律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从心理分析学和社会科学的发现出发，报告要求法律避免根据道德立法，应把注意局限于破坏社会秩序和在公共场所行为准则的性行为。因此，委员会建议取消刑法中关于成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的禁令。1967年通过的性犯罪法案体现了这些建议。引自《大英百科全书》。
②1883-1972，英国剧作家、小说家、批评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