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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我们刊载了与加藤周一、小森阳一等日本知识分子的座谈。他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之认真和负责，实在值得我们深思。这些知识分子把历史的道义感与对日本社会的真诚关心结合起来，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一种明辨是非的勇气和毫不含糊的立场。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几位友人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创办《学人》，前后持续十年之久，在长期的交往中，我不止一次地被他们对中国的真诚关心和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国际主义情怀深深地打动。在我的心中的确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在这些朋友身上体现出的那个认真、负责、重视友谊的日本；另一个是在诸如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拒绝为战争历史道歉的国家行为中体现出来的不愿真诚面对历史的日本。我偶尔想：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凡有过一些日本经验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的，比如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径给予痛斥，但说到藤野先生、内山完造等师长和友人，却怀抱着那样的一种亲切和信任的感情。加藤先生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访问中国，除了寻找历史的共鸣之外，不也在寻找一种新的空间、一种通过更为直接的交往而产生的相互理解吗？
       中日之间有历史纠葛，也有现实的利益关系。对于这两个方面，在分析中、在现实的关系中，作出一定的区分，是必要的；这倒不是说两者毫无关系，而是说如果两重问题过度缠结，我们大概既无法对历史问题做出有力的分析，也不能对现实关系中的相互依赖和某种长远的危机做出解说。有一位朋友抱怨说，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有关战争历史问题的分析文章太少，深度也不够，而我们能够读到的关于现实关系的有力分析似乎也很不够。查默斯·约翰逊是一位资深的美国学者，他对中国、日本、美国的关系的分析建立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值得我们参考，《读书》将分两期刊载他的《接受中国的崛起》一文。我们还将在以后的《读书》中邀请中国和日本的学者继续发表有关的文章。
       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中日两国的关系经历了持续的变化，其中战争、暴力和敌视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日关系不仅是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而且也必定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识的关系。如果在战争和冷战的岁月中，我们的前辈尚能够奠定理解和友谊的基础，我们今天不是更应该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空间吗？这个空间不应充斥了关于友好的各种言说，而应该成为坦诚对话、相互交流甚至激烈辩论的场所。许多年前，一位日本的前辈学者曾经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留学生运动做出过评论，他说：中国学生去日本是为了学习西方，而对于日本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这个评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我们的目光常常越过了身边的世界而投向那个无处不在的“西方”了。也许今天到了我们重新认识日本、认识我们的周边国家，并从这个视野重新理解我们自身、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