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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慰希（湖北大悟）
       冯磊先生在《累死刽子手》一文中说：“朱元璋坐天下之后，为了巩固统治，对贪官污吏实行严刑峻法……其手段之残暴，无所不用其极。”（见《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第７期）但即使这样，明朝的反贪工作效果也是有限的，大批官员面对朝廷的严刑峻法依旧前赴后继，绵绵不绝，以至于朱元璋急得跺脚说：“我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大规模的杀人，仍不足以杜绝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和盛行”，那么到底用什么办法好呢？冯磊先生没有说，只是悲观丧气地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无论哪个朝代，初期都是政治相对清明，欣欣向荣，而末期的弊端和不可收拾总是一个模子下来的”，“无论是谁，都是一筹莫展，而随着王朝的更替，贪官则如老韭菜一样，一茬茬割不完，永远没有尽头，直到把皇帝气死、刽子手累死为止。”试问，封建王朝是如此无能，当今我们的国家是民主法制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又怎样才能杜绝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和盛行呢？冯磊先生也没有下文。记得朱镕基总理刚上任时，豪气万丈，“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也义无反顾”，一定要整顿好党风，结果是“只要全国人民说我朱镕基是个清官，我就心满意足”，无可奈何的结局，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说实在的，法再好也要靠人去执行，中国执法的公检法三家，在某些地方就是腐败祸水横流之地，又怎能依法办事，执法如山呢？当今正在进行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但如果单位的头头本身就不干净，或者是个贪官，又怎么去教育别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由此看来，严刑峻法的效果不好，教育的效果也不佳，到底怎么办？请大家来共同思考，共谋良策。
        刘德金（重庆）
       如果说，昔日一部《增广》被世人誉为不可多得的贤文而倍受推崇的话，那么我觉得《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刊登的《十句大实话》，作为新时期的一篇贤文是当之无愧的，该文处处充满着对底层民众和弱者的同情与关爱，可谓善莫大焉。我想，作者楚风先生一定是位德高望重的智者及善者，作为一名虔诚的读者，在此谨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中华民族历来有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助人为乐者常常被视为好心人赢得人们的广泛赞誉。当然，好人做好事有时候是要讲究一定策略的，即既要和蔼可亲，又要灵活机智，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在变，人也在变……
       贵刊同期刊登的《２６个细节助你赢得好人缘》，也是一篇对世人颇有教育和启迪作用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