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唉/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2006年春天，在吉林丰满区青山乡的青山福利院，独立影像导演王逸人第一次听见秀丽大声唱起这首歌时，仿佛被雷击中一般，愣在原地。秀丽是个特殊的人，没有劳动能力，成天只是笑眯眯地唱歌。“文革”后期，14岁的她患了精神病，记忆永远停留在了那个时段。她会唱所有那个年代的歌曲，语言也是那个年代的，成天念叨着“毛主席”“接班人”“大好形势暖人心”。奇异的时空交错感让王逸人对这个福利院产生了兴趣，他立刻决定，要用影像把这群人的故事讲出来。
特殊的人群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山乡还叫青山屯，风景优美，盛产蕨菜；河水绕过村子，直奔松花江；山上长满了核桃树，山顶还有人参。然而，美丽的青山屯却以傻子多而著名，被人称为“傻子屯”；附近方圆几百里，有好几个村落，可只有青山屯，智障残疾的孩子出生率越来越高，成为祖祖辈辈解不开的谜。后来，地方病防治专家对这里的自然环境做了全面调查，终于发现这儿的水和土壤中，缺失一种在“人脑神经”成长阶段必需的微量元素——碘。严重缺乏这种微量元素，就会痴呆，医学上叫克汀病，也就是严重的碘缺乏症。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青山屯的村民，开始食用国家专门供应的食用碘盐，成为大陆最早食用碘盐的地区之一，但那些遗留下来的克汀病人的生活却成为社会难题：他们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行动很难控制，有时甚至跑到附近的青山滑雪场，把外国游客团团围住，造成不良的影响。
1986年，青山联合反贫组成立。反贫组在当地建起了一座占地60多万平方米的青山福利院，将50多名青山屯的克汀病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统一学习简单的劳动和生活技能，共同生活。政府拨款，社会资助，加上有劳动能力病人的劳动所得，支撑着整个福利院的所有支出。
20多年过去了，虽然附近村落依然把青山福利院称为“傻子屯”，但这里生活的已经不单单是克汀病人，还有其他精神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在农村生活中无法立足的人。为了生存，这些人组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集体农庄。
如今，这个大家庭有40个成员，他们共同播种、养殖牲畜，和附近的农民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他们平均共享劳动果实，按钟点劳作、去食堂吃饭、休息，相互依存。
福利院隐匿在郊外，离吉林市有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相比城市的繁华与喧闹，这儿更像一座上世纪留下来的钟表，沉笨、缓慢，却精准有序；永不变换的节奏中，时间仿佛也停滞了。
认命地活下去
“傻子屯”的居民大多没有全名，他们以简短的绰号称呼彼此。除了几名工作人员，这里只有两个健康人：老鄢和小四。老鄢70多岁，是最早的住户。他随生病的妻子迁到福利院。小四的过去没人了解，大家只知道他被兄弟赶了出来，流落到此。在福利院中，他起到“中转站”的作用，很多事情都由他传达解释给同伴。
在福利院里，一切还保留着上世纪集体公社时的习惯：铃声一响，开饭了。伙食通常是发糕、菜汤和咸菜，偶尔吃一顿饺子显得很隆重，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高兴地聚在食堂一起忙活，如同过年。
在这个劳动的大家庭中，“歌唱家”秀丽得到了丈夫“于哑巴”无微不至地照顾。“于哑巴”能发出的唯一声音是“啊”，只在干活时吆喝牲口使用。面对秀丽，他是无声的。他常常捧着妻子的脸，疼爱的摩挲，或者抱着比自己高一整头的秀丽，满脸幸福地默默跳舞。
在福利院中，这样的家庭组合无需任何证书，只要两情相悦便可自由组建。有“家”的人生活质量要比单身汉好很多。夫妻很少吵架，丈夫通常极其疼爱妻子。因为他们都明白，这种组合比健康人更来之不易。
小四和圆圆是这里最年轻的夫妻。圆圆患有轻微的痴呆症，母亲去世后便“嫁”给小四。她怀孕了，这几乎是“傻子屯”里所有女人的梦想——秀丽除了唱歌外，就是念叨自己怎么就是生不出孩子。不过福利院没有抚养婴儿的条件，而且圆圆的孩子极可能遗传母亲的病。去做流产手术前，王逸人问她如果福利院允许，想要这个孩子吗？圆圆始终没有出声，长久地沉默。她抬头眨眼看看王逸人，又低下头。手术之后，回到宿舍，小四默默地给她煮了两个荷包蛋。
很快，圆圆又开始高兴地干活了，生活与往常没什么两样。大多数情况下，人只有认了命，生活才能继续。“傻子屯”的居民更懂得这一点。
泡沫般的梦
王逸人记不清到底去了多少趟“傻子屯”。他是吉林一家报社的编辑，同时也是独立纪录片制作人，2005年完成纪录长片《蝶变》，《乌托邦》是他的第二部长片。
只要做完报社的活儿，他就坐上火车，换乘汽车，再走半小时路赶去“傻子屯”。有时呆上四五天，也开不了摄像机，这儿的昨天和明天，几乎都是今天，每天一模一样。
相比都市的繁华，在这里，王逸人感受到了一种复杂的情愫。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城里人更明白自食其力的意义。相比健康人，大家更懂得团结互助，也更明白生存的艰辛。
影片中有一段情节打动人心。一次，“小哑巴”突然开始哭喊，她冲向院子，又冲进食堂，近乎歇斯底里。大家随她赶到宿舍，才明白原来是放在洗干净的鞋子里的一双花袜子不见了。年长的女人批评她，袜子干吗摆在明面儿上，怎么不收进柜子里。
“丢的只是一双袜子，可在‘傻子屯’就是激起波澜的大事。可见，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王逸人说。
在福利院中，凤霞是新来的。片中，一辆面包车戛然停下，凤霞随母亲下车，将在这儿开始新生活。邻居们帮她准备好了宿舍。凤霞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离婚后带着一个女儿依靠母亲做清洁工的微薄收入过活。实在无法支撑了，母亲托人找了关系，将凤霞送到“傻子屯”。
在这儿，她幸运地遭遇了人生中最后一份爱情。性格开朗的“杨哑巴”满心欢喜地和她组建了家庭。凤霞说，以前她总觉得脖子里堵着什么东西，压得她无法呼吸，长长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以前的丈夫对她不好，但“杨哑巴”不一样，他明白她。晚上，“杨哑巴”常常将她搂在怀里，听她唱英文字母歌，窗外的月亮宁静地照着他们的窗户。这样的夜晚是普通人都希望得到的宁静。
王逸人最后一次见到凤霞，是在医院里。她在一次严重的发病过程中，失去了左手。母亲将她接走，离开了“傻子屯”。“杨哑巴”在医院守了凤霞整整一宿，清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身边的妻子。不过，他不再开玩笑，大半年时间笼罩在他脸上的，是深入骨髓的阴郁，这张脸作为《乌托邦》里最后一个镜头凝固在银幕上。
“其他人后来的故事我都用彩色照片作为结尾，只有他用了黑白照片。”王逸人说，“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组成的‘乌托邦’其实随时都有可能破灭。从古至今，无论是谁，梦想建立的美妙‘乌托邦’都只是一个泡沫。”
生活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得已，或者那样一种不得已中变换，中间有那么一点点转瞬即逝的欣喜和期盼。只不过有的人依然会用全身心的热情来迎接这么短的一秒钟，并且在这一秒钟里寻找所有的意义。王逸人的片子为这样的人而拍，拍给这样的人看。
“现在的人大多不快乐，因为产生欲望的速度与实现欲望的速度不成比例。这让我常常想起‘傻子屯’，除了生命，一无所有的一群人。他们对生活的简单要求，都提醒着我要简单生活。作为一个正常人，我能给他们的几乎为零，相反，他们给予我很多。”王逸人说。
（摘自《央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