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旅行期间，人们经常问我很多问题，关于我的音乐、我的童年，关于我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搭建桥梁的努力。对我来说，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好的方式还是讲述我的故事。
一
因为我少儿时期大多数时间是独自度过的，我的想象力很活跃。既然我已经在第一次比赛中获胜，又下定决心要当一名钢琴家，我就再也不想上学了。我不喜欢幼儿园上的课。我也不喜欢幼儿园里的老师，每次我想早点回家练琴，他们总不让我走，他们不理解我。我那时是个怕羞的小男孩，离了家总感觉不自在，但我不能一个人单独呆在家里。父亲和母亲两人都要上班。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太姥以七十八岁的高龄还专门从丹东来到沈阳，照顾了我三年，让我一生难忘。她走了以后，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呆着没问题，于是想出这么个主意。我对父亲说:“你拿一台录音机，早上你和我妈出门前把录音机给打开，我一整天都会好好练琴。回家时，你一查录音机就能证明我说到做到。”
父亲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因为这样我就能多出时间来练琴了。我也喜欢，因为这样我就不用上学了。在教室里，我觉得怎么样都不得劲。在钢琴前，我却如鱼得水，即便是在苦练难度极高的曲子—就像车尔尼的曲子—他写出来好像专门是为了逼疯演奏它的钢琴手。母亲的工作以及上班的时间比较灵活，她就时不时地回家来看看我。每次她回来的时候，我总是坐在钢琴前，就好像是给拴在那儿一样。征服困难的曲目，让我觉得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让我觉得彻底的安全。
但是因为我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呆着，我天生的害羞变得更厉害了。到该上小学的时候，我没办法再留在家里了，一想起要回到教室上课，我就紧张极了。我非常不善于和其他孩子相处，绝大多数时间是独来独往，每天午饭期间我一路跑回家练琴时总是很开心。父亲为我列了一张作息时间表，里面留出的娱乐时间少之又少:早晨5点45分起床，练一小时琴。7点整上学。12点回家吃午饭，15分钟吃饭，45分钟练琴。放学后练两小时琴，然后吃晚饭。晚饭吃20分钟，这20分钟里我可以看动画片，然后写作业。
二
只要是有关我和钢琴的事情，父亲总是异常严肃。只有在拉他的二胡的时候，他才能放松下来。那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看上去和平时不一样。他完全沉浸在萦绕人心的哀伤的音乐中。他好像是在寻找某种永远也无法找到的东西，父亲拉的二胡如泣如诉。
当我听父亲拉二胡时，我总是闭上眼。当我弹琴时，我描绘的都是欢乐的故事，但父亲的故事是哀伤的。我想要多知道一些他的故事，但那充满神秘感的哀伤埋藏在音符里。父亲和母亲不同，他很少谈他自己。
卡通故事给我带来慰藉: 孙悟空、哪吒闹海、变形金刚、汤姆和杰瑞、唐老鸭和黛丝鸭，还有缤纷多彩的，满是爆炸、追踪场面和神奇怪兽的日本漫画书。音乐里也有故事。在我自己练琴，或是在父亲或老师跟前弹琴的时候，我总是边弹边在脑袋里编故事，而作曲家们也有故事。起先我对他们一点概念都没有，并不知道他们生活在遥远的过去，他们的国人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语言。当父亲和老师开始向我解释，说这些作曲家早已不在人世时，我完全给弄糊涂了。
我问父亲的第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作曲家中，谁是第一名？”
父亲不假思索地说:“莫扎特。莫扎特数第一，因为他写得多又写得好。他三岁时就能作曲。他是一个超级天才，每一种音乐形式他都留下了杰作。他写协奏曲、交响乐，还有歌剧。他创造出最美妙的旋律、最感人的节奏。他的想象力最伟大，他的和声最动听。他开始演奏时还不过是个小小孩。他的父亲照顾他，帮他把音乐带给世界。他的父亲几乎和莫扎特一样出名。如果没有他的父亲，莫扎特也成不了名。在一起，他们两人才共同获得了不朽。”很显然，我的父亲很认同莫扎特的父亲。
巴赫就不一样。朱教授最热爱巴赫，她的巴赫弹得棒极了。我在她那儿学琴，一开始她就教过我好些巴赫的曲子。巴赫音乐的力量强烈地震撼了我。我感到很幸运，接触巴赫接触得早，因为巴赫是音乐的基石，学好了巴赫，你就打好了音乐基础。他的音乐有很多复杂的旋律线和声部，它们能帮助你理解音乐的结构。在我的想象中，巴赫总是在和天堂里的上帝对话，虽然他显得很严肃，他们之间的对话带给这个世界的人们能够想见的，最美好、最睿智的音乐。
我想象肖邦是个英俊潇洒的男生，像一名电影明星，永远在追求一种他找不到的爱。我看到他坐在钢琴前一边哭泣，一边写下让人心碎的旋律。
贝多芬也是我崇拜的偶像。他很严肃，和我父亲一样严肃。父亲和贝多芬都从来不笑，他们没时间，也没耐性去聚会、开玩笑、看动画片。他俩都不善与人相处，和音乐倒更能心心相通。
有一次，我父母带我去看一个苏联芭蕾舞团表演的《天鹅湖》，我一下子爱上了柴可夫斯基，而我后来听到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则大大加深了我对他的热爱程度。当然我那时还太小，还叫不出曲目的名称，但他的俄罗斯灵魂所蕴涵的丰厚感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我为所有这些作曲家编造出历险故事，就像孙悟空为我编造出历险故事一样。然而，尽管我头脑很活跃，手指很忙碌，尽管我迫切想学习更多的音乐，想征服越来越艰深的曲子，空军大院里的孩子的父母也都是搞音乐的，除了他们，学校里的小孩子都觉得我怪怪的。我不懂社交技巧，说话笨拙。有时，当我和同龄人在一起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聆听我脑袋里的音乐。我心中的一个秘密，是幻想这辈子永远不和学校沾边。
在这个时候，冯老师出现了。
她和其他老师不同。她很年轻，可能不出二十六七岁，而且还很漂亮。她并不遵循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她既不严格，又不苛刻，也非漠不关心。相反，她和蔼可亲。她用她的善良把我解救出来。和朱教授一样，她恰恰在最合适的时刻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冯老师让六岁半、极内向的我变得活泼外向，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她看出来了，我外表看上去很羞怯，但其实不然。事实上我喜欢人多。冯老师让我个性中不为人知的那部分得以重见天日。
她说:“郎朗，大声说出你的答案，一定不要害怕。你脑子很好使，声音也很洪亮。你一定要学会表达你心中知道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除了音乐，我并不想表达任何东西。我害怕在其他孩子面前出丑。
她没说错。她逼着我张嘴说话，在这过程中也向我证明并没有什么值得我害怕的。很多答案我都知道，也可以清楚地陈述出来，我的同班同学也愿意听我的陈述。这样做的次数越多，我就越感到轻松自如。如果我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弹钢琴，那我也应该可以在公开场合上说话。
冯老师常说:“每个人都有才能，你要做的就是去发现你的特殊才能是什么。”如果哪个同学把一幅画、一首诗，或什么特别的东西带到课堂上，她就会奖给那个同学额外的金色的星星。如果你跑得快，或是体操玩得好，她也会给你类似的奖励。冯老师从不偏向哪个学生，每个学生都能从她那儿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慈爱，而我对这两者都有如饥似渴的需求。
（摘自《郎朗—千里之行: 我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