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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叶君健和苑茵的人生曲
作者:苑 茵

《人民文摘》 2008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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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点鸳鸯谱
       1942年,我从由上海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毕业。在校期间,教我法文的导师马宗融先生对我关怀备至,除了我的学习外,还像家长那样,关心我的思想、行为、前途,甚至婚姻。
       毕业前的一天,我到马先生家去拜访。他询问我毕业后对工作和婚姻的打算,提示我应该将这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师母爱怜地拍着我的肩头说:“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为此,马先生可要包办你的婚姻大事了,为你介绍一位男朋友,使你有个依托。”
       我低下涨得绯红的脸,细声问道:“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马先生反问我:“你想找什么地方的人?”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两个地方的人我不想要,一个是湖北人,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们东北人爽直,怕斗不过他们;另外一个就是四川人,他们太矮小,而我却人高马大的,怕看上去不协调。”
       导师笑着说:“我就是四川人,不是长得又高又粗的吗?怎么可以下这样的结论!”
       那天的这个话题也就到此而终,没有什么结果。
       叶君健那时是中央大学教英语的年轻教授,同时还兼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英文课。因此,他每个周六和周日都要来复旦大学上课,常常是在课后顺便来马先生家拜望。
       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马先生觉得叶先生少年英俊,作风稳重,思想进步,二人交往很是投合。
       后来马先生又了解到,叶君健虽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仍然未婚。他便与师母商量,觉得叶君健最合适介绍给自己喜爱的学生苑茵。于是,这天当叶君健又来到他家时,马先生就试探性地问他:“你至今还未解决婚姻大事,是不是你的条件太高喽?”
       叶君健说:“我的条件并不高呀,一是要有共同语言,思想上谈得来;二是因为我个子偏高,所以也希望她能高一些;三是不要东北女子,她们虽然家乡沦陷,应该给予同情,但她们直爽外向,而我却是个内向的人,怕性格合不来。”
       听罢此话,马先生心中一惊!暗中思忖:三个条件,前两个对头,后一个是他不要东北女子,而她却是不要湖北男子,怎么会这么不巧!他正是个湖北人,而苑茵又恰是东北人,难道是我乱点了鸳鸯谱?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又说:“你那三个条件,前两个我保证满足;可那第三个,却实在叫我犯难,我要给你介绍的她恰恰就是个东北人啊!不过也许还可以补救,她长得可是非常漂亮噢,我想你见到她,就会放弃那第三个条件了。”
       叶君健沉默不语,似乎有所考虑。
       有一天,当叶先生下课来到马先生家时,马先生就叫我到他们家去玩。当我走进书房,看见叶君健也在那里时,心中顿时闪起一个想法:马先生给我介绍的人可能就是他!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很不自然,只是静静地坐在靠墙角的椅子上,听别人讲话。
       以后叶君健每次来上完课,都要到马先生的书房聊天,马先生也会叫我去那里和他相会。我们的感情渐渐生根发芽,以致难以分离。
       1942年5月5日是复旦大学的校庆日,那天上午师母买了橘子、花生和米花糖,邀请我和一些同学以及两位法律系的教授潘振亚和张志让,一起到他家做客。
       马先生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说:“我的学生苑茵即将毕业,我怕她走上社会后会被一些不法之徒拐骗走了,所以我特地为她找到一位理想郎君,就是这位温文尔雅的书生叶君健先生。”
       话音刚落,只听到“哇”的一声大哭,大家一时都愣住了。
       只见坐在我们中间的小弟少弥用力推开君健,两只白嫩的小手在他脸上立刻抓出了两道红印子,委屈地说:“苑茵是我的亲爱的,我要娶她!不能给这个男人呀,爸爸,坚决不行!”
       这场闹剧,成为那次我们订婚的一段难忘的插曲。
       夫妻重逢
       1949年12月1日,那天我正在吃午饭,边吃边看报,忽然看见报纸上刊登出一则消息:“著名作家老舍和叶君健从海外回国,他们将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天津市政府的热烈欢迎。”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喜讯!激动之下,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下,同时呛了一下。
       我冷静下来后,仔细想了一会儿,为什么他预先不通知我?可能是有人与他同到中国来?难道是他的新夫人回来了?我渐渐地理智下来,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下午开始学习的时候,天津招待处的一位李处长到银行来接我。当我走进接待室,见到老舍先生和我丈夫时,我们彼此看了一下,都很冷静。还是老舍先生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你辛苦了,这几年你先生不在,你在战乱下过得很不易!现在好了,祖国解放了,人民生活安定下来,夫妻可以团聚了。”
       我和丈夫都若有所思,无言相对。
       老舍先生还是那么幽默,他说:“你看我对你们二位多么负责,结婚时,我当你们的证婚人;现在,我又和他同船回国。以后你们再也不会分开了。他这几年在英国,成绩可不小!写出了几部英文长篇小说。在二次大战时英国的年轻人都和德国打仗去了,只有少数作家留下来。他和英国作家一样常常发表文学作品,有时在电台上发表演讲,给英国士兵作报告,这对中英关系起到了多么大的影响啊!像君健在欧洲做出这么多成绩,已经很有名望了,在欧洲战争中,有多少女子找不到对象,像君健这样的东方美男子又会得到多少金发碧眼女郎的青睐!今天是我把他给抢回来了!”
       老舍先生的幽默使我恢复了常态。
       两天以后,我借丈夫从国外回来的光,搬进了沙市道的宿舍。
       搬家后,我照常去上班。我们彼此间十分冷静,他从不问我们的情况,也没问过第二个孩子是怎么死的。
       其实对于彼此间的淡漠,我内心是很痛苦的。更何况我已染上了肺病,如果过于接近会传染给他的。为此,我们每天同睡一张床上,我总是背对着他。有时我咳出的血丝,又偷偷地咽回去。我怕他看见我的这种表现,难免让他对我产生疑虑。
       千丝万缕的思绪极度地影响了我的健康,虽然每天强打着精神去上班,但是不出几天,我终于昏倒在办公室里。大家把我送到天津恩光医院检查,诊断的结果是三期肺结核。医生检查完,观察了一下我的容貌,说:“非常惋惜,这么一位漂亮人,年纪又轻,怎么得了这种病?!”
       病情有了定论后,我的心态反而平和了。我不会活得太久,所以我把一些情况告诉了他,我说:“我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今后无论生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这时他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谴责和冲击,立刻把我搂到怀里,说:“都怪我,是我使你得了这么严重的病。现在我回来了,我要你今后只想快乐和希望,我不想看你死去,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们的。”
       接着他问我:“你有什么最大的遗憾?”
       我边哭边对他说:“我们的第二个儿子长得清秀又漂亮,他继承了我们两人的优点,可怜来到这个世界连自己的父亲都没有见到,我是多么对不起他呀!现在只剩大宝一个孩子,我死以后,你一定要结婚。大宝如果能有亲兄妹,像我和姐姐一样,他们彼此都有照应,否则大宝该多么可怜和孤单啊!”
       他说:“你不用顾虑那么多,我们可以再生一个。”他想了一会儿,又说:“当然,有人说得肺病的人不能生孩子,还是你的身体最重要。”
       我哀求他说:“我不怕,我希望再生一个,不管我的生命多么短暂,或者因生孩子而付出生命,我都在所不惜!”
       他看见我病得如此严重,内心感到很歉疚,再不顾虑病的传染,他用爱来补偿,给我温情和体贴。我们彼此间打消了顾忌和疑虑,他又送给了我一个儿子。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