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出诗人
方志敏出生在江西弋阳县漆工镇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从小天资聪颖，但身体羸弱。少年时期，他在乡村断断续续读了5年私塾，直到17岁才进县城读高等小学。1919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满腔热情考进了江西省甲种工业学校（简称“甲工”学校，设南昌）。由于方志敏在进步学生中领头闹学潮，揭露和抨击校方反动腐败的劣迹，因而遭到校方的“除名”处分。求知若渴的方志敏想学好英语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1921年9月，他离开南昌到九江，考进了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即南伟烈学校。他在这里读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先驱》等革命书刊，思想又一次起了深刻变化。
1922年7月初，方志敏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放弃在南伟烈学校读书的机会，来到当时革命思想活跃的上海。
方志敏到上海的头几天，曾持一位朋友的举荐信，向一位牧师求助，想找一份为糊口的工作，不料遭到冷遇。
在这个被人们称作“富人的天堂”和“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他还有怎样的经历和感触呢？除了留下一篇作品《谋事》，反映一个贫寒青年立足上海之艰难外，他还在其狱中名著《可爱的中国》中有600余字的篇幅记叙了他的经历和感受：“我去上海原是梦想着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哪知上海是人浮于事，找事难于登天，跑了几处，都毫无头绪，正在纳闷着，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心。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眼中时，全身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朋友，在上海最好是埋头躲在鸽子笼里不出去，倒还可以静一静心！如果你喜欢往外跑，喜欢在‘国中之国’的租界上去转转，那你不仅可以遇着‘华人与狗’一类的难堪的事情，你到处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在黄包车夫和苦力身上飞舞；到处可以看到饮得烂醉的水兵，沿街寻人殴打；到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乱揍……”
这一切，给方志敏留下的深刻感触是“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中国民族悲惨的命运啊”！
结识邵力子
1922年7月中旬，方志敏由在上海《民国日报》做校对的罗漫（罗漫是方志敏在南昌“甲工学校”时的同学）陪同，走访该报编辑部。其实，方志敏早在南昌、九江读书就与《民国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海《民国日报》是1916年1月为反对袁世凯而创办的，后成为国民党机关报。同年6月，该报总经理邵力子砍去了原先一些庸俗的栏目，开辟“觉悟”副刊。这样一来，该副刊便颇具革命色彩。所刊文章提倡推翻旧文化、旧文学、旧制度，向新文化进军，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旧社会作斗争，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邵力子一度每日亲撰短评、时论，大力宣传马列主义，鼓吹革命。
方志敏接触上海《民国日报》时，正是他思想逐渐成熟，处于由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者向社会主义信仰者的转变过程中。方志敏思想活跃、剖析问题独到、文笔流畅，引起了邵力子的注意。有一次“觉悟”副刊登载了一篇题为《捉贼》的小说，描写了学生吊打小偷的情景。这在方志敏思想上引起了震动，便投书报馆，发表了赞同进步学生针砭时弊的见解：“小偷是不是算顶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敬礼，而小偷却在此被吊起来打？”邵力子看了方志敏的信，颇有感触。他亲笔复函，赞扬方志敏见解深刻，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并希望他常写些诗文，揭露社会的黑暗，唤起民众。
方志敏和罗漫来到《民国日报》报馆，正好遇见邵力子。邵力子对两位青年的来访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告诉方志敏：“我刚编发你的诗作《呕血》，想不到你又跑到上海来了。”方志敏看见自己在九江写的《呕血》刊登在报上，十分兴奋，说了一些感谢的话。邵力子打量着方志敏瘦弱而颀长的身子，肯定地说，这首诗就是写你自己！
罗漫接过报纸，看到诗的结尾处，念道：“呵，是的，无产阶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都会呕血的——何止我这个羸弱的青年；无产的人不呕血，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接着，罗漫告诉邵先生，方志敏确实健康状况不佳。邵力子关切地问长问短，当了解到方志敏在上海举目无亲、临时挤在罗的亭子间栖身时，便热情地说：“一个大学生想在上海谋个小学教员的位置都很难，我看你暂时也留在报馆打杂吧！”在邵力子的热情帮助下，方志敏和罗漫白天到某大学旁听，晚上在报馆做校对。
几天后，方志敏拿着以刚到上海时找牧师谋职的遭遇为素材写成的小说稿兴冲冲地来到邵家，向邵先生请教，并征询给作品定个什么题目为好。7月18日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中，这篇小说以《谋事》为题发表了。邵力子还亲自撰写了“随感录”，对作品做了十分肯定的评价。
第二年，方志敏的《谋事》同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享有盛名的作家作品一起被选进上海小说研究所编印的《小说年鉴》里，并有按语赞：“此作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作品”。1922年，上海《民国日报》还发表过方志敏的《我的心》和《同情心》等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文。
可以看到，1922年夏，方志敏“漂流”上海是他真正地走向社会，“实际地做革命工作”之始。方志敏对于实现他人生重要转折的大舞台——上海，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愫。1935年夏，他被蒋介石羁押在南昌国民党军法处看守所，他利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十几万字的珍贵文稿，并通过争取狱中同情革命的好心人，将文稿传送到上海，交到可靠的人手中，并设法传递给党组织。最后，烈士的文稿经几番周折和数人之手，几乎全部保存下来流传后世，其中被人们认为是千古绝唱的烈士代表作《可爱的中国》就是当年传送至上海的若干文稿之一。
（摘自《党史纵览》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