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有很多身份，正如他告诉你的那样：房地产大亨、率性的学者、通权达变的商人、被称为“大哥”的商业领袖、商界思想家、黄段子传播者，以及新近才获得的“畅销书作家”……
总而言之，除了时间之外，你很难发现他缺乏什么。
媒体喜欢冯仑强大的表述能力和自嘲精神，他们觉得他是个“真人”；公众喜欢他的信口开河和满嘴段子，觉得他值得亲近；同行们则喜欢他的通情达理，知道与他交往没有风险，也没什么压力。
万科的王石，与他惺惺相惜的一个企业家，说“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这个评价代表了很多企业家对冯仑的认知。
但是财富形成的光环还是会将冯仑包围起来，使他远离清晰，直到变成一尊“真神”。当越来越多的名号、案例和传闻将冯仑变成一张脸谱的时候，他即使使劲挣扎，也很难还原自己最真实的身份——一个大时代的小访客。
两个爹
有为数不多的人拥有冯仑一样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冯仑生于1959年的西安，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企业工会负责人的儿子。冯仑很小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写作和画画。除此之外，父亲还给予了他一笔特殊的财富——他为他提供了介绍信，使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中能够肆无忌惮地出入资料馆，翻阅各种“供批判用”的禁书。在一个信息封闭的年代里，他无意当中成为了掌握信息财富的“暴发户”。
冯仑1982年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央党校读硕士。他的导师叫马鸿模，被冯仑称为“一个有文化的土匪”的传奇人物。
冯仑第一次见到马鸿模的时候，他面前是一个留着光头，身着一袭黑衣，叼着根粗雪茄的老头儿。他们后来成为忘年交。
老头儿过世之后，冯仑把他的照片放在了自己的皮夹当中；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
冯仑在中央党校除了得到马鸿模的垂青外，还获得了空前的阅读机会。大量的鲜活信息使他看到了一个与传说中完全不同的世界。
带着全新的是非观和零乱的价值观，冯仑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他先是变成一个教师，接着又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官员。有一天，他厌倦了那种生活，那种生活也厌倦了他，于是他只好开始学习如何成为商人。
一个人
1989年的一个偶然机会，冯仑去了牟其中的南德公司。他在那里晃荡了三年，牟其中先是委任他为“政务秘书”，后来又委任他为《南德视界》主编，再后来冯仑变成了“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成为南德王国中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在耳闻目睹了牟其中管理公司的江湖路数之后，冯仑绝望了。找了个机会，他没有向牟其中告别，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南德。他就这样与牟其中结下了“梁子”，牟其中坚定地认为冯仑的离开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叛和逃跑；后来因为南德的人老往万通跑，他们的“梁子”就越结越深，先是牟其中见面不搭理冯仑，接着是冯仑发狠放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
再后来牟其中进了大狱，冯仑和王石曾一起去武汉探望了牟其中。“这违背了我‘活着不见面’的赌气誓言，但时过境迁，心境不一样了。”他说。
牟其中对冯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冯仑后来说，他开始创办万通多少有一点商业的经验，一个重要背景是跟着牟其中耳濡目染知道了一些生意上的事。
六条汉子
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他们以兄弟相称，等到他们分家析产各自成为“老大”之后，人们称呼这个群体叫“万通六兄弟”。
“六兄弟”创办公司的时候都是穷光蛋，有人开玩笑称他们为“光猪六壮士”似乎更为妥帖。他们根据各自的情况借了一些钱，才把公司运转起来。
冯仑他们最初确定股权，采用的是“座有序，利无别”的“梁山模式”。他们把公司平分成了6份。但是在座次上，王功权和冯仑排在了前列。冯仑有一次在电视节目上画了一张图表，将自己和王功权放在了最顶层，他说他之所以成为“大哥”，纯属年长，有过从政和从商的经验而已。
在王功权和冯仑的运作下，万通很快赚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那时候冯仑他们找到了一个8栋别墅的项目，可是他们没钱去做。冯仑就出面跟一家投资公司谈。
冯仑向对方描述一种全新的房地产经营模式，说是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很大的项目。他用这个来诱惑人家。嗦老半天，他其实只为了说一句话：“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经不住诱惑，就答应了。等投资人验完了他们的“成色”后，冯仑蹬了辆破自行车去亚运村和对方签了协议。
冯仑他们用这500万现金作为抵押，从银行贷出了1300万。他们又用这1800万买进了8套别墅，包装之后高价卖了出去，前前后后赚了三百来万。
这就是万通的“第一桶金”。在得到它之前，万通的账上只有三万块钱。
从此之后，万通开始了自己的真实故事。它在混乱中寻找自己的秩序，在昏暗中探求自己的光亮。六兄弟意气风发、野心勃勃。
可是万通尽管充满了活力，却生长在畸形的土壤当中。90年代初的海南没有游戏规则，更不讲求商业伦理。人们只是匆匆地来到这里，拿走或者丢下属于自己的钱，然后从哪里来又回到了哪里。在那些伤痕累累的过客当中，有一个叫李书福的，还有一个叫王文京的，今天都已成为显赫的名字。
冯仑他们也是这样。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跟人做生意、谈合作，一切只能跟别人学。他们要学习出入夜总会，并且在那里达成君子协定。他们还得学习如何拿回扣，如何与混乱的世道周旋和妥协。他们得学习并且应用一切江湖的模式，并使自己充满了土匪气概，然后在江湖当中，野蛮生长起来。
可是江湖当中，谁也无法使自己成为永恒的胜利者。有一次万通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5000多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不认账。“他们反过来咬我们一口，说我们有问题，想让我们把钱退给他。相关部门立案了，其他人都觉得我们没犯法，但功权判断危险非常大，有可能会被置于死地。最后功权含着泪，掐了电话不听我们的，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
王功权在海南面临的真实是：对方最后在夜总会包厢里，用枪指着他的脑袋，逼迫撕毁合同；不但要求退钱，还要支付给他们26%的利息。后来万通又买回了这块地，前前后后搭进去了差不多一个亿。
然而江湖时代终究要被时间淘汰，一切都将成为过往，海南留给“万通六兄弟”的，即使是呼啸聚义的兴奋，也终究会沉淀成往事。
2005年的时候，北京一家杂志问冯仑：“在海南你除了收获资本，还收获了什么？”冯仑说：“那多了，包括一颗破碎的心……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
多年以后冯仑感慨道：“以前我看到在海南有很多朋友之间是砍砍杀杀的，这是江湖规则，这都是要过去的。”
与江湖规则一起被翻过的还包括海南往事。冯仑他们很快便发现，真正值得他们拥有和珍惜的地方叫做北京；北京使万通成为了真正的万通，也使冯仑成就了今天的冯仑。
六个老大
1992年，万通开始在阜成门开发万通新世界广场。此后不久那个名叫“农高投”的皮包公司开始蜕变。
“1993年我们完成产权的改革，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变成万通集团公司，成立新董事会，这次我就是董事长、法人代表，当时总资产有一亿多，也有负债。我们成立常务董事会，决策时一人一票，所有大事都得一致通过才能办，每个合伙人都有否决权。”
“六兄弟”的聚义也开始蜕变。他们之间开始出现观念上的差异、理解上的分歧以及对未来人生的不同设计。终于坐上“老大”交椅的冯仑发现，“梁山模式”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
兄弟情感横亘在他的面前，“前进无路，后退遗憾”，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当下的困局。
“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可是再“大逆不道”的事情也需要有人去做，尤其需要“老大”跳出来挥手号召。一开始冯仑不知道该怎么跳，后来机缘巧合中冯仑他们“知道了商人规则，找到了合理改造组织、解决分歧的办法”，分家就成了荒野中唯一的出路。
当冯仑诞生“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念头时，他想起1993年年初他们几个去拜访当时已经成为地产“大佬”的王石。“王石质疑我们的理想主义激情，建议我们想清楚，我们6个人合作，究竟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还是理想基础上。我们当时比较相信自己是建立在理想基础上的事业伙伴，但王石说：‘不可能，你们将来早晚会碰到利益冲突。’”
王石的警告没有惊醒六兄弟，他们甚至因为王石对他们兄弟深情的怀疑表示了愤慨。可是王石的预言最终变成了现实。六兄弟终于分家了，一个老大变成了六个老大。
冯仑留下来了。万通再不用畏首畏尾、再不用掣肘于兄弟情了。而兄弟情义却因此得以保全了下来，万通15周年的时候，他们在东方君悦酒店重新聚首，大碗喝酒、大声吹牛，挥动着大拳头，玩最无聊的“剪刀石头布”。
半条命
那时候的冯仑就像是一株疯狂生长、野蛮茁壮的野草，努力顶翻压在他头上的每一块石头。可是他很快就变成了另一个冯仑，因为他只剩下了半条命。他得思考人生中那些有意义的事。
他在《野蛮生长》中写道：“14年前，我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红色肿块，被医生诊断成癌症，迅速住进医院，在起初半个月，我每天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盘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开始一二三四排序，这个排序和健康状态时的排序完全不一样。”
改变的除了排序外，还有他对生命、生活的态度以及他对这个世界和时代的认知。当他慢慢地从一个儒士一般的商人蜕变为一个崇尚“道法自然”的达观者之后，他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道家人物。他找到了那个久违的自己。
“关键是时间。人往往是在跟时间较劲：年轻的时候有时间没有财力，中年的时候有财力又往往没有时间，老年了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身体。这玩意儿，永远都不满意。”他说，“这是我觉得现在人生最大的一个痛苦。”
（摘自《华夏时报》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