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矛盾的，有时候坚定，有时候怀疑；有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有时候又认为错了。”“但是外界批评的时候他就会坚持。他的精神很脆弱，有一点打击就受不住。有时候他跟人说话，突然就会眼泪汪汪。”
最初在北京市文联，浩然参加活动比较少。大多时候他住在北京郊区——通州、延庆、密云以及河北省三河县，他很像小说《艳阳天》中的主人公萧长春：短发，国字脸，很爱笑。如果心结不被触动，浩然的神情总是快乐的。1980年代初期他处于寂寞和抑郁之中，那时候他远离文坛，后来才慢慢地回到集体生活中。
“喜鹊登枝”
《新农村的新面貌》是叶圣陶老先生写给浩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评论，这本小说集出版于1958年，其时浩然26岁。
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用不无热情的文字评论道：“光就收进集子里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经可以从多方面见到，在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里，人的面貌是怎样的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
浩然在《人民日报》的广告栏中看到了这篇文章的预告，随后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往东四邮局，买到登载那篇文章的刊物后，急不可待地坐在营业大厅的长椅上阅读起来。
跟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浩然的女儿春水。
此时，因为沉迷于作家梦，浩然在单位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罪名，当女儿在东四一家妇产科医院瓜熟蒂落之时，印刷工人们正在装订那本天蓝色封面的书。几天后的正晌午，女儿正在母亲怀里吃奶，邮递员把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送到浩然供职的《俄文友好报》南门口的收发室中。
这是浩然步入文坛的开始，此后他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浩然出道时，一批作家已先后受到冲击，被划成右派，比如王蒙，刘绍棠，丛维熙，李国文，邓友梅……文学界从百花齐放变得百花凋残。
浩然的出现恰逢其时，他写新农村、新农民，写农业合作化、农民走集体道路。他的小说都是歌颂性的，充满阳光的，当那些写社会矛盾的作家都成了右派以后，他的小说成了最适合政治潮流的作品。从他登上文坛的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他成了唯一没有问题的作家。
“打骡子马也惊”
1932年，浩然出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煤矿。他的家就在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着的或堆积着的大粪干儿，到处弥漫着熏人的臭气。曾经一度举家回归祖籍宝坻县单家庄居住，再后来，浩然举家搬到蓟县王吉素村落户，父母双亡，沦为举目无亲的孤儿。
浩然13岁前念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他不安心当农民，不情愿在小山村度过窝囊的一生，爱写写画画，爱看书，致使地里的庄稼种不好，棚里的牲口喂得不壮。因此而遭到乡亲们的轻蔑，背后诋毁他是“王吉素最没出息的人”。那时候的浩然想到唐山瓷器厂学手艺，想成为一名身怀绝技、能挣到大钱的画匠师傅。结果因为那个工厂里没有熟人引荐而无门可入，终成泡影。
后来，浩然打定主意，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回到家，种那八亩平川地。意外的是浩然被蓟县县委送到地委党校学习，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看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听了一位到过苏联、亲眼看到那里的人过上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同志的报告，年轻的心被点燃起火苗子。
1948年11月，16岁的浩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村、区、县青年和党政干部8年。
然而，单纯做农村的基层工作并不能满足浩然的精神需求。自17岁做起文学梦开始，浩然下决心，补充先天不足的文化知识，磨炼好笔杆子，效仿古典小说《
水浒传》和当代名篇《新儿女英雄传》的样子写农村，写农民。
“我的根子扎在农村的黄土地上，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农民的血……农民父老们对我是有恩的，而且恩重如山，终生难报。”
文学上崭露头角，浩然也迎来了工作的变动。1956年他被调到《俄文友好报》。
“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
在1965年出版的《艳阳天》的后记中，浩然写道：“我要永远往高攀登，坚决做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
小说《艳阳天》及他的写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并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浩然被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推举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他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曾出访日本。
1978年，浩然受到清查，被解除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结论是“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
1979年被流放后重回北京的王蒙成为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后来在《王蒙自传：大块文章》里忆及当时文联诸公对浩然的态度：“管桦、杨沫都对浩然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然，道理之一是浩然对比自己的年龄大4岁没有上过什么学的发妻态度极好，这在中国是好人和坏人分野的一个标志。浩然对农民业余写作者的态度也一直比较好，而对作家同行却多了些提防。”
“文革”结束后不久，邵燕祥在林斤澜家见过浩然一面，后又一同参与过一次会见苏联某加盟共和国作家。邵燕祥说：“我听说，即使在‘文革’中，他正所谓当红之时，慑于江青的歇斯底里，浩然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他去拜望一位高级军官，说起他的烦恼或恐惧，那位军官在室内踱步良久，问：‘你就没有一点什么病吗？’在这样的暗示下，浩然休过病假。这件传闻可以部分地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浩然在特殊处境下的态度，他在那个非正常时期，不是一个恶人。”
1998年秋，在经历长久的沉默之后复出的浩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然而，他已经无法说清楚，说清楚的努力使他获得了更强烈的批评。（摘自《南方周末》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