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一片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地带，被出租车司机称为“巧克力城”。
每天中午十二点以后，“巧克力城”开始活跃。数万名黑人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三三两两，拎着几只超大黑色塑料袋，或背个双肩包，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被中国人称为“尾货”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
万里之外的非洲，有近50个需求旺盛的国家正张开双臂，一件不余地接受、迅速消化掉这些本国生产不出的日用消费品。
诱惑
黑人Clem像一条怎么也抓不着的泥鳅，在飞速穿梭的车马中灵活穿行。看到记者犹豫半天，最终从附近的人行天桥走过来后，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说，“抱歉，我还没有形成走红绿灯和人行天桥的习惯。”
25岁的Clem来自尼日利亚。此前，拉各斯——尼日利亚最繁华的都市——被他视为天堂。到广州后，他觉得他才站在了天堂的入口，中国才是真正的天堂。
他不停向记者介绍，拉各斯的公交车很多没了车门，逢高峰期，一些乘客就挂在车外面；拉各斯的道路基本没有红绿灯，只有在主干道上才会站着两个警察；拉各斯没有那么多小汽车，满大街横冲直撞的全是从中国进口的摩托车……
如果没来中国，Clem会继续经营他的汽车部件批零店，将合作伙伴从中国批回的轮胎、方向盘、座椅，以高于进价几倍甚至十倍的价格卖出。每次去接货，他总会碰到许多服装店、皮革店、首饰店或日杂店老板，一同等待着来自中国的包裹。每当看见夹着公文包、西装笔挺的中国人路过，有人就会吹起口哨，“瞧，我们从他们国家买的尽是些便宜的玩意，他们却从尼日利亚运走了值钱的石油！”
大约五年前，中国石油公司与中国商人大规模涌入非洲，从压路机到牙膏，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刺激着不少本土人对中国的向往。周围的朋友几次劝Clem，“到中国去吧！尼日利亚用石油换外汇，中国人买下它来打造天堂！”
在卫星转播的CCTV4上，Clem看到中国的城市摩天大厦耸立、街道宽敞、交通秩序井然，最让他吃惊的是，珠三角的工厂像蚂蚁窝般密集！而他的家乡尼日利亚，除了石油资源，什么都匮乏。制造业极端落后，80％的生活用品依赖进口——而这正是很多非洲国家的缩影。
2007年9月，Clem在欧洲驻尼日利亚领事馆工作的父亲帮助下，Clem拿到了中国的签证，这让他的朋友艳羡不已。
隔膜
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他们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居首位。
东圃、登峰街、永平街等地的城中村，及丽江花园、天秀大厦、金麓山庄等小区，渐渐成为非洲人聚居的“巧克力城”。而这些非洲人做生意的目的地，集中于迦南、御龙、天秀大厦等几座大型中非贸易城。
贸易城的摊位没有任何审美层次上的装潢，顶多在门口摆放一个黑人塑料模特，样品满当当地挂在墙上和玻璃展柜里。集仓储与销售为一体的御龙大厦，摊主们把牛仔裤像咸菜一样堆在过道上，忙乱时，直接从裤堆上踏过。
这样的卖场却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它们廉价得让人咋舌——一条D&G20元，一套Gucci的高跟鞋加坤包100元……
来自利比里亚的服装商Cote是这几座服装城的熟客。来华淘金的非洲人多数像他这样从事服装贸易，消化了中国大量已过时的库存货。金龙盘大厦一个中国老板调侃：“他们对款式无所谓，只要有弹力，能把女人的大腿包得像个粽子就行。”2004年，中非服装贸易额到达历史高峰，在迦南、天秀等两座老牌贸易城附近，一座座贸易城春笋般冒起。迦南外贸服装城经理江钢龙称，迦南2007年的贸易总额在7000万元以上。
在御龙挑货时，Cote自称这儿有许多中国朋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走上前，大手拍向店主的脑袋，或是朝对方的小腿肚踢上一脚，大声地问候，“嘿，朋友，近来还好吗？”
在一个摊位上，挑了40分钟，Cote终于打算买下500条女装牛仔裤。他要求店主把每条仔裤的包装袋、商标挂牌和夹纸统统取出来。“客户只在乎价钱便宜。而我，在乎的是运输费用！”
谈及与他们天天打交道的客户，摊主们常常撇撇嘴，黑人的杀价本领，让许多中国商人不胜其烦。有的预订200条裤子，最后只要10条，还要求对方以谈好的价格出售；有的取货时，还顺手在摊面上拿走一条。许多摊主懒得学英语，他们觉得，用计算器讨价还价就能应付黑人了。一位摊主表示，如果能和白人做生意，她一定把英语练好。
Cote号称在中国呆了八年，可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这有什么关系？”他大声告诉记者，他的签证期只有一个月，得像鸟一样，不断在中非之间往返，“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寂寞
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圈，始终没超出方圆20公里的“巧克力城”。几乎所有受访的非洲人，说不出一处广州景点，也没几个叫得上名字的中国朋友。他们从不向中国的银行申请帐户，也鲜有人会买羊城通，尽管公交车是他们主要的代步工具。广州的非洲人如果在一夜间蒸发，几乎不会在“巧克力城”和这座城市留下痕迹。“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一个正在剃头的尼日利亚人说，“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可是Williams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一次与一名中国小女孩交谈并合了影，他还把相片洗出来，夹在钱包里。他还参加了一支非洲业余球队，不定期到天河体育馆，与中国业余球队打比赛。
“跟中国人交往，真是很复杂。”Williams说。这个观点，在他的朋友圈里得到高度认同。
一次，在公车上，他和一个大学生聊了半个小时，临别前，彼此交换了手机号码，还约定下周一起去看球，可晚上照号码打过去，却是空号。
另一次，他与一位老太太在教堂前聊天，得知老太有一个孙女，他问，“您孙女肯定很美丽，她多少岁了？”没想老太突然气愤地转身离去，边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多练习几句中文。”Williams耸耸肩。“这次，你做完采访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他问记者，没等回答，呵呵干笑了几声，“无所谓。”
Williams学中文的另一途径是看电视剧和电影。经过中国电视剧的“熏陶”，Williams有些明白了求爱失败的原因，“中国女孩也许是害羞，喜欢爱情慢慢到来。”
2007年平安夜，Williams这个喜欢安静的内向男孩，拿出新买的电话卡，给远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父母打电话，“我喜欢中国，我想在这儿呆下去，能呆多久是多久！我的新年愿望，是在广州开一家服装公司！”
凌晨一点，他一个人来到环市东路的大篷车酒吧。那里放着节奏感强烈的摇滚乐，黑人兄弟戴着圣诞帽，扎堆喝酒、跳舞、大声地说笑。
圣诞节下午，刚从酒精中苏醒过来的Williams给记者打电话，“记得上次你说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实在是太对了！我来了一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摘自《南方周末》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