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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温斯顿·丘吉尔写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的标题时，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大体是痛苦和忧伤的。“胜利与悲剧”？多么苦涩，又多么令人不安。虽然他毫不掩饰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偏见和恐惧，但站在他的角度和立场去审视他曾经亲身经历过的那场战争和战争之后的现实，他的感慨和愁绪也许不无道理。赢得了战争，输掉了帝国；赢得了胜利，但没有赢得和平。希特勒德国被打败了，接踵而来的却是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局面；欧洲一分为二，又处在尖锐的武装对峙之中。不管是哪一方的错，现实的存在是令人高兴不起来的。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丘吉尔一个人的感受。在西方世界（主要是在英美两国），政治家和学者都在检讨和反思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指导过程。为什么会导致赢得了战争但并没有赢得和平的局面？在战争指导过程中犯了某些严重或致命的错误，看来就是可以接受的合理解释了。
       富勒（J.F.C.Fuller）是这些检讨和反思者中最具影响力、也许还是最深沉的一位。富勒的名字当然很响亮。他以三十多种军事著作的出版而闻名于西方世界。他是军人出身，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担任英国惟一的坦克军团的参谋长。西线战场上艰难的阵地战，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坦克一出现，就引起了他的高度注意，以为恢复战场上机动作战的机会来了。他积极倡导坦克作战，并且在一九一八年受命制定一九一九年更大规模的装甲兵作战计划，但战争在一九一八年就结束了，他未获一显身手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建议英国进行军事改革，组建机械化部队，他因此而成为英国两位机械化作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的理论似乎有些超前，当权的守旧派官僚接受不了，他不能见容于陆军，一九三○年便以少将军衔退休。
       富勒两部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西洋世界军事史》和《战争指导》。他一九二三年就开始收集前者的资料，并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间出了两卷《决定性会战史》。但糟糕的是，资料连同著作，都在战争中丢失了。战后他另起炉灶，大约花了十年时间重写，并以《西洋世界军事史》为名出版。洋洋一百五十余万言，纵贯西方三千五百年的战争史，使他赢得巨大声誉。《战争指导》在篇幅上远远不能与前者相比。但是，这是他毕生研究战争理论和战争史的压轴之作，书中的观点，都是他反复思索和探讨过的。虽然他和丘吉尔一样，在《战争指导》一书的字里行间，都反映出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但他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敌我友关系转换的思考和论述，其深刻性是一般作者难以达到的。
       他将战争指导与医生看病进行比较，认为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治疗病人的疾病，减轻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则是预防、治疗和减缓国际“身体”上的“疾病”——即战争。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并非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尤其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医疗的技术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战争的指导仍然停留在炼金术的阶段。
       他推崇贵族政治和十七到十八世纪的王朝战争，认为那时的战争规模和残酷程度容易得到控制。但法国大革命以来，贵族统治衰败，民主制度兴起，工业革命，科学进步，技术发展，加上人口的增加，报刊的流行和宗教信仰的衰落，这一切重铸了人类文明。也决定了人们战争指导的方式和方法，并导致了战争伦理的滑坡，野蛮主义的行为获得了原动力。
       他关于战争指导的其他几点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时期中，战争可以分为两大类：具有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和具有无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只有第一种战争给胜利者带来利益，而决非第二种。
       在战争中，不要为绝对的观念所束缚，也不要为不可改变的契约或决定所约束。就像机会的游戏一样，战争从来都是不能预定结尾的。行为总要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都在变化之中。
       在战争中的野蛮行为是不合算的，这是一个少有例外的真理。另外，不要使你的敌人陷入绝望，尽管你会赢得战争，但是那样几乎会拖延战争，这对于你是不利的。
       综观战争史，值得注意的是，敌友关系是频繁变化的。当你打败了对手时，应该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这是因为，在下次战争中，你有机会需要他的帮助。
       当然，《战争指导》最精彩的地方，是他对丘吉尔和罗斯福战争指导的思考与批评。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赢得了战争，但并没有赢得和平”的局面，关键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位西方政治领袖目光短浅、思想狭隘。他们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今天的敌人，有可能变成明天的朋友。战争的目的，不是胜利，而是一个有利的和平。胜利只是达到战争目的的一种手段，但丘吉尔和罗斯福却把胜利当成了战争目的本身。他特别嘲笑了丘吉尔一九四○年的“血泪”演说，认为西方战后所面临的形势，正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的恶果。富勒似乎特别欣赏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在一九四三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的一段评论。佛朗哥指出：西方盟国在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一场是对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战争，另一场是对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战争。对于西方盟国来讲，赢得前一场战争输掉后一场战争，或是赢得后一场战争而输掉前一场战争，都是不合算的。用斯大林的苏联来取代希特勒的德国，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实际影响方面来讲，都是不可取的。西方作战的最佳目标，是同时赢得这两场战争。很显然，佛朗哥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同了起来，反共意识昭然若揭。
       正是由于丘吉尔和罗斯福不理解战争的目的和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因此，在战争指导中，就不可避免地犯了一系列错误。错误之一，追求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具体表现是“无条件投降”原则的提出和执行。根据保罗·克奇克梅提（Paul Kecskemeti）的解释，这意味着盟国不将轴心国三国政府作为对手，除了就有秩序投降的细节问题向他们发出指示外，盟国不与敌方政府周旋。敌方政府在投降之后，立即停止执行任何政治权力，而且不承认任何其他原有的团体可以代表战败国社会。这就是说，轴心国接受这种政治上完全的真空状态，是终止敌对行为的必要条件。这种真空状态存在于过渡时期，即从终止敌对行动到建立正常关系为止。过渡时期内战败国的政府职能，将由战胜国所任命的军政府来执行（《战略投降》，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191页）。而在富勒看来，无条件投降原则的实施，使德国人获得了一种战斗到底的意志和动力，因为盟国不接受有条件的投降，那就只有战斗到底了。战争被延长，伤亡在增加。更加不利的是，将德国的力量彻底摧毁，使得在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大陆上不再有一支能够与苏联红军相抗衡的力量。欧洲失去了平衡，美国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错误之二，英美领袖没有在策略上积极策动和鼓励德国社会的分化，没有将普通的德国人与希特勒纳粹党区别开来，把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战争，变成了对整个德国人民的战争。其结果，不仅是战争延长了，而且从道义上讲，也是不体面的。英美领导人正当的做法应该是，在战争一开始，就明确地将纳粹党和德国人民区别开来，宣称战争的目标，不是为了要征服和掠夺德国人民，而仅仅是为了打倒希特勒和纳粹党。同时，西方盟国应该积极寻找希特勒政治上的反对派，支持和鼓励他们起来推翻希特勒的统治，在德国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政府，然后，西方盟国就可以与这个政府打交道，争取在尽可能早和尽可能有利的时间内，谈判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问题，将苏联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并保持德国的完整统一。如果这样的话，苏联的军队也许就不会有机会推进到国境线之外，东欧一大片的小国家，也不会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错误之三，丘吉尔和罗斯福对斯大林的性格和追求的目标不了解，轻信了斯大林。在富勒看来，传统的大俄罗斯主义、泛斯拉夫主义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坚定的意志结合到一起，确定了斯大林在战争中所追求的目标是长远的，有步骤和有计划的，打败希特勒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最终的目标是要颠覆西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共产主义扩张到全世界。对于西方盟国来讲，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同样是危险的。最好的方法，是让德国和苏联相互厮杀，等到两败俱伤时，西方再出来收拾残局。因此，当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实际上就给英美提供了一个与德国实现和平的机会。但罗斯福和丘吉尔因好战而错过了这个机会。富勒严厉批评了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发表的支持苏联抵抗侵略的讲话和随之而来的英美与苏联的合作。如果说，在苏德战争的初期阶段，英美的支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当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德战争的主动权转移到苏军手里之后，英美就再也没有必要给苏联以援助了。因为英美对苏联援助的目的，是让红军能够顶住德军的压力，让他们相互残杀和消耗，而不是要让苏联因参加战争而变得强大起来。但结果却让西方痛苦不堪，苏联不仅利用英美的援助战胜了德国，而且，因英美的援助而真的变得强大起来，成为西方安全甚至生存的威胁。
       客观地说，富勒的思考和批评，给了我们以新的视野和想像的空间，尤其是他关于战争指导的一般理论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但就对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战争指导所做的批评而言，并非完全恰当和公正。关键的问题，是他脱离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指导战争所面临的实际困境，情形并不如他讨论的那样简单。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不仅是复杂的，有时大概也是没有周旋余地的。富勒的批评，颇有事后诸葛亮之嫌疑。
       “无条件投降”原则，是一项有着深刻背景和现实需要的政策。它是一九四三年卡萨布兰卡会议时，由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历史的记载表明，当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丘吉尔想把意大利从无条件投降原则中排除出去，目的是想诱使意大利脱离轴心国阵营，先向盟国投降。但丘吉尔的意见，被英国战时联合内阁所否定，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引起盟国尤其是苏联对英美作战动机的怀疑。从罗斯福的角度来考虑，无条件投降原则也主要是向斯大林表明英美将战斗到底的意志。英美没有根据苏联的要求，在一九四二年开辟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而且一九四三年也不会这样做。苏联红军承担了对德作战的主要责任，这很容易引起苏联对英美作战动机的怀疑。在这样的时刻做这样的一种表达，可以坚定苏联对英美作战的信心。罗斯福和丘吉尔当时所面临的，事实上不是怎样去削弱苏联，而是怎样鼓舞苏联继续战斗下去、不与德国单独媾和的问题。虽然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相比，一九四三年苏德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但既然一九三九年苏德这两个似乎最尖锐对立、最不可能妥协的国家能够戏剧性地拉扯到一起，一九四三年再次出现这种局面仍然是可能的。一旦苏德单独媾和，英美真的会面临巨大的灾难。罗斯福的这一意图，跟他的儿子说得很明白，他说无条件投降原则就是为斯大林设计的。
       不仅对苏联，就是对一般社会舆论来说，宣布无条件投降原则也有必要。一九四二年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作战，为了减少抵抗，英美与维希政府的二号人物达尔朗海军上将合作，并准备将其抬出来做法属北非殖民地的民政首脑。达尔朗与德国人的合作是尽人皆知的。英美的这一举动受到舆论的猛烈批评和强烈的道义谴责。既然能与达尔朗合作，那人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在适当的条件下，英美甚至可能与贝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合作，这与英美作战所追求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公正是背道而驰的。不与法西斯合作和妥协，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也是公众意志的恰当表达。丘吉尔和罗斯福不应该也不可能违背这种意志。因此，在英美军队即将向意大利本土进军的情况下，为争取公众支持和把握住道义的旗帜，就有必要重申西方作战到底的决心。从当时舆论的反映来看，对无条件投降原则是持普遍欢迎态度的，似乎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不仅对苏联和一般社会舆论，就是对普通的德国人来说，提出无条件投降原则似乎也有其合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有一种普遍流行的神话，说德国之所以在一九一八年投降，不是因为在战场上无法坚持下去了，而是因为威尔逊的“十四点”声明，使德国觉得可以从协约国那里获得一个公正的和平。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为他的侵略战争服务。提出无条件投降原则，罗斯福有意要使他的政治措施与威尔逊有所区别。德国人的再生能力和对外扩张的决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在欧洲挑起了两次战争，并且两次都差一点成功。为了让德国人不再寻找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借口，不再造出第二个希特勒来，无条件投降原则似乎是进行政治战和心理战最合适的基础。
       至于一九四○年丘吉尔的“血泪”演说，不仅英国人民，就是世界其他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在听了之后，也是振奋不已，备受鼓舞。因为他在艰难的时刻，给了人们战斗下去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是反抗侵略的正义呼声。
       说无条件投降原则使敌国的人民看不到通过有条件投降取得和平的希望，从而获得了困兽犹斗的勇气，使战争打到底的观念变成了必然的趋势，也是经不住推敲的。意大利和日本的情况即是证明。单就德国而言，实际发展的情形也不是这样。对于希特勒来说，除了胜利之外，确实只有毁灭这条路。但从根本讲，这是希特勒哲学不考虑任何可能的妥协和有条件的投降所造成的。但就许多德国人来说，战争的失败，也许并不意味着民族的灭亡。因此，在无条件投降原则宣布之后，德国内部寻求有条件投降结束战争的尝试并没有停止，只是这些活动大都是针对英美进行的，其目的是想与英美谈判一些条件，德国向西方投降，在东线则坚持抵抗。
       在寻求与希特勒反对派合作来制止或推翻希特勒的问题上，英美政府似乎真的重视不够。但最重要的机会不是在战争爆发之后，而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尤其是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英美的反应软弱无力，使希特勒敲诈勒索的胆子越来越大，他将下一个目标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捷克“五月危机”后，他下定决心，全速进行军事准备，以便最终以武力来解决捷克问题，这很有可能挑起一场新的欧洲战争。德国有足够的资源并且做好了充分准备来赢得这样一场战争吗？一些高级将领怀疑希特勒的计划。虽然他们支持了纳粹运动，对德国的扩军备战也极表赞成，但一想到希特勒的计划有可能将德国带进另一场与整个欧洲和美国对立的战争，心里就不免胆怯起来。慕尼黑会议前夕，以陆军参谋长贝克将军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密谋，一旦希特勒宣布进军捷克，就要发动兵变，将他逮捕起来。一些文职官员也卷入了反希特勒的行动。密谋集团还与英国取得了联系，希望他们的行动能够得到英国的配合和支持。但西方的绥靖政策又一次挽救了希特勒。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稍一威胁，张伯伦和达拉第就屈服了，捷克被出卖。反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似乎没有理由不收敛起来。还有什么说的呢？他们一次次担心希特勒的冒险行动失败，但他硬是一次次都闯关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的决策是对的。战争初期，德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难以置信的胜利，希特勒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反希特勒的密谋当然自始至终是存在的，但规模小，难成气候。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又有一些高级将领卷入进来。战争期间，英美政治领袖没有积极鼓励和扶持希特勒的反对派，也没有在宣传和策略上将普通的德国人与纳粹党区别开来，大体是出于对德国的战争狂热、对支持希特勒的德国人的愤慨和惩罚吧，也许还有对过去推行绥靖政策的悔改和矫正的因素。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即便是英美政府如富勒所期望的那样处置了，能否真正达成目标，使战争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仍然是值得大大怀疑的。
       战争期间，英美对苏联进行了相当的援助，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有利买卖。其目的是让苏联能够抵抗下去，减轻英美自己的负担，完全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但援助的规模多大最恰当？什么时候实施什么时候停止最有利于英美？由于战场上的形势和对苏联实际抵抗能力的判断评估太复杂，不易把握。而对于美国来说，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即使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时，美国仍不能确定打败日本的最终日期和在日本本土登陆将要造成的伤亡，因此迫切需要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在远东对日作战。从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和安排来看，他希望建立起一个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新格局，但这种新格局无疑也需要苏联的合作，这就要求战时英美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西方国家在欧洲失去了一些固有的地盘和势力范围，苏联的影响和势力范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很难把这种结局归咎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指导失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进程、结局，自有其难以预测和控制的性质。就英美对苏联的政策而言，其客观效果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支援苏联抗击了德国法西斯；另一方面，随着德国的失败，苏联有增强自己力量的可能。斯大林的不少政策，显得并不崇高和合乎公正，但苏联在战后的地位与其在战争中的贡献，大体上应该还是成比例的。富勒的整个批评，仍然是建立在祸水东引的思想基础上的，但是，他应该清楚，某种程度上，正是西方的绥靖和祸水东引政策，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希特勒并没有领西方的情，英美自食其果。
       （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钮先钟译，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战争指导》，绽旭译，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2.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