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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管理学大师、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说，“中国人最拿手的事情，就是怎么说都有理”。的确如此，粗话雅说，反话正说，恶话好说，直话曲说，“怎么说都有理”，那样说没理，这样说就有理，歪理上千，真伪难辨。
       嫌贫爱富：资本向高效益领域流动，要按价值规律办事。
       公款吃喝：接待也是生产力，“四菜一汤，生意跑光”。
       投机取巧：随机应变，寻找机遇，创造条件。
       慷公家之慨：兄弟单位首先是兄弟，一切由我们安排。
       铺张浪费：大气魄，大手笔，大举措、大动作。
       形象工程：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越权侵权：变通，创新，创造，思想解放，方法灵活。
       粗暴执法：措施得力，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失职渎职：交学费，积累经验，探索、尝试。
       贿赂公行：跑项目、办事、运作、托人、找关系。
       拉人下水：沟通情况、联络感情，争取支持。
       以权谋私：胆子大，头脑灵活，玩得好，有本事。
       刚愎自用：力排众议，坚定不移，果断坚定，作风过硬。
       包庇纵容：爱护干部，治病救人，挽救犯错误的好同志。
       平庸无能：老实本分，兢兢业业，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敲诈勒索：自筹经费，解决经费不足问题。
       狼狈为奸：良性互动，互利互惠，合作双赢。
       投敌卖国：曲线救国。保存实力，适时出击。
       蝇营狗苟：先生存，后发展，求生存才能求发展。
       强词夺理：据理力争。“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无理也要犟三分）。
       上述说法，不胜枚举。为什么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理一个，歪理千条，“怎么说都有理”的说理局面呢？我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千年东方传统，二是百年社会转型。制度与文化类似夫妻关系。东方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相配套。在儒家语境中，所有道理都是王字旁的“理”，谁有权，谁说了算。
       你今天当权，你怎么说都有理，谁都拿你没办法，否则，你在台下，你失败了，你破落了，你不是“王”，失去了话语权，你说什么都不是“理”。在道家语境中，世界是个圆的，万事万物，一分为二，阴阳交替，黑白相对，白中有黑，黑中有白，什么都是相对的，“白就是黑，黑就是白”，道理也就成了相对的。皇权专制制度历来“以不变应万变”。作为百经之首的《易经》告诉人们“万变不离其宗”，教导聪明人以变应变，以不变应不变，以万变应不变，以万变应万变，巧妙应付皇权专制制度下的高压环境。在“易经思维”的机会主义人文环境下，在皇权专制下，任何道理都是工具，既然如此，信有何用？在儒道杂糅的汉语佛教语境下，“无我相，无寿者相，无众生相”等佛理被滥用，悟性差的信众对任何事情都习惯于“不执着”、“无所谓”。
       因果关系经常被颠倒，倒果为因，“亲仇同等”，是非颠倒，从概念到概念，怎么说都是“佛理”。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遭逢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层面都在转型，思潮涌动，泥沙俱下，激流奔腾，“卷起千堆雪”，流派数以千计，其中相当一些学说是截然相反，尖锐对立的。在利益格局动态调整中，利害纷争与学术争论交织在一起，良莠不齐，李逵与“李鬼”，真理与歪理面目难辨。
       转型是动态的，定型是常态的；歪理千条现象是转型期的一种常态，真理会愈辩愈明，歪理总归是歪理。
       ［任法花荐自《西安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