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是国人最熟悉的经济学家，他在各种场合发表的观点和言论被媒介争相刊登和转载。然而，生活中的吴敬琏又是什么样呢？在《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其长女吴晓莲讲述了父母50年的恩爱之情——
《资本论》与爱情
爸爸吴敬琏和妈妈周南相识在1951年的冬天，当时两人都是金陵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学生们下乡参加“土改”时，吴敬琏因为生病不能去，而周南参加“土改”回来后也因为发烧住进了疗养院。周南在疗养院一直发着烧，肺炎转成了肋膜炎，心里着急得很，老想起来走。吴敬琏时常过去安慰她说：“别着急，我给你唱歌听。”当时经济系的同学们都说吴敬琏学习特别好，聪明，记忆力出了名的好，还说他能背下整本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令周南倾慕不已。
1952年暑假，国家进行院系调整的时候，金陵大学经济系被调整进了上海复旦大学，而周南所在的家政系的幼儿教育专业被调整进了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这时，吴敬琏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令周南更加刮目相看。通过在疗养院里近半年的接触，两人已经是很熟的朋友了，但还没有“确定关系”。而就在这时，来了一个及时的催化剂：大概是吴敬琏随经济系去了复旦大学后的半年左右，经济系另一位与周南相识的男生给周南写了一封信表达追求之意。可是，周南心里已经有了吴敬琏，问题是她不知道吴敬琏怎么想。
不见周南表态，那位将去人大读研究生的男生又托周南的一个同学来打听她的心思。这时周南告诉她的同学：“吴敬琏应该对我有意，我也觉得他挺不错。”这话自然辗转地传到了吴敬琏的耳朵里，出乎意料的是，他写信给周南的同学说：“不可能发展这种关系。”这个拒绝，大大地伤害了周南的自尊心。她直接给吴敬琏写了一封“你骄傲，我比你还骄傲!”那一类的信。很快，吴敬琏就给她来信解释，说自己“有肺病暂时不宜谈恋爱”云云……然后周南又给他写信说“不谈就不谈”……他们的通信就这么你来我往地继续下去了……
仓促的婚礼
1954年，吴敬琏从复旦大学 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碰巧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周南也被选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幼儿教育。这下两人都在北京了，于是开始了每个周末的定期约会。
1956年6月的一天晚上，吴敬琏突然跑到周南的学校对她说：“后天结婚。”周南吓了一跳，问：“这怎么来得及准备？”吴敬琏的理由是充分的，他说：“不然我又要出差了。”
于是，为了赶在吴敬琏又出差之前把这个婚结了，亲朋好友一通大忙。最不忙的人可能就数吴敬琏自己了，结婚也不穿特别的衣服，就是一件布制服，头天拿出来冼好晾干就行了。不过，看他们的结婚照片，吴敬琏的浅色布制服还是挺精神的，周南的花绸旗袍也十分漂亮。照片上的他们有逼人的年轻和纯洁，一股挡不住的朝气从他们的眼角、眉梢和唇边散发出来。
念语录救夫人
结婚后不久，母亲终于光荣入党了，成了我父亲更亲密的同志加伴侣。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妈妈比我爸爸先受到冲击，因为她在北师大幼儿园里是当权派，而爸爸在经济研究所只是一个研究人员。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在南长街奶奶家住了两个月，那期间有幼儿园里的工作人员去那里看过她。“文革”开始后，在有些人的眼里，那幢房子简直就是“走资派”的实证，于是十几个人押着周南从北师大走到南长街去给她“革命”。更倒霉的是，周南被幼儿园的“造反派”押到南长街去批斗的那天，正好碰上去抄爷爷奶奶家的红卫兵。那些红卫兵更是疯狂，抓住周南动手就打，而且将她的头发剃掉了一半。
周南被剃了阴阳头，就等于头上顶了个“我是反革命走资派”的招牌，上下班在幼儿园里走的时候，都会碰到不懂事的孩子拿石头打她，有几次把她的后背打得青紫，晚上回家后丈夫就用酒给她搓揉。
当时北师大那幢九层高的主楼，经常有人跳楼自杀，周南的一些朋友担心她也可能挺不住而走上轻生的路。这时候，丈夫吴敬琏拿出了红宝书，“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吴敬琏给周南念着，又让周南跟他一起念，一遍又一遍。他还鼓励她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坚强起来。周南后来说，这个跟吴敬琏一起“念语录”的办法，的确帮她度过了难关。
老夫老妻
2006年是我父母结婚50周年，50年，对一个婚姻来说，真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两个人越往前走，两个人共同的历史越长，但我母亲的个人历史却越让人记不起了，她在人们眼里是“吴敬琏身边温文尔雅的夫人”而已。
在周南眼里，吴敬琏“虽然内心的感情还是丰富的，可就是不善于表达”。有一次，有人给吴敬琏寄了几十本书，夫人帮他去邮局取书，提着大包书往回赶的时候跌了跤，脚趾甲都劈开了。当她忍着疼痛回到家，一边自己检查伤口一边告诉丈夫她摔伤了，丈夫那边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早已全神贯注地钻进书里去了，对太太的伤视而不见，对她的话听而不闻。我倒觉得这个故事不仅像我妈说的那样，证明我爸爸不善于表达感情，它展示的还有他的另一个缺点，那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极度心不在焉。
跟吴敬琏这样一个常常心不在焉，而且即使心在焉了也不会表达感情的人生活了50年之后，我妈妈总结说：“他可能正因为这样，所以在经济学方面才做出了成就——他对该记的事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对该不记的事就真的半点也不往脑子里去。”“妈，您的意思是您属于那‘该不记’的喽？”我拿妈妈的逻辑开玩笑。但是，不开玩笑地说，我妈对我爸这个不太会照顾老婆的丈夫，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的。或许也有一点无可奈何吧，属于老夫老妻的那种。
（袁 风摘自《我和爸爸吴敬琏》
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