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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充满男性冷峻的汽车王国，身着旗袍的杨雪兰宛如一位女王，审慎地梳理各种人际关系，引导美国商界与中国对话。受到两位父亲的熏陶，从小怀有外交官梦想的她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才华，但却凭借着聪慧、细密和体贴游刃于商业和文化领域。
       刚毅与平和，两位外交官父亲
       杨雪兰出生在上海一个显赫的家庭。母亲严幼韵是上海滩老九章绸缎庄的大小姐，也是盛开在复旦大学的“第一朵校花”，父亲杨光则是中国政府驻菲律宾的总领事。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全家人在杨雪兰两岁时就离开了中国，他们先后旅居英国、法国，最后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定居下来。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1942年的菲律宾天天遭到日本人的轰炸。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曾邀请杨光全家到澳大利亚去避难，但杨光却说：“我是中国人，在菲律宾还有很多一起工作的同事，还有很多华人，我是他们的领导，我不能离开。”1942年4月，42岁的杨光遇害了。根据目击的农民说，日本人要蒙上他的眼睛，但他拒绝了，就那么瞪着枪口，中枪后他没有马上死，还用手指着他的胸口叫他们再打。生父刚毅坚定的作风给杨雪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9年，在联合国担任礼宾官的母亲再婚了，继父顾维钧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曾在巴黎和会上舌战群雄，代表中国第一次向西方列强说“不”，改写了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历史。但在杨雪兰的印象中，顾维钧却是个从不对家人讲政治的和蔼父亲，他让杨雪兰最有感触的就是待人平等，无论是对王室贵族还是家里的司机，继父都是一样的随和平易，从来没有见过他趾高气扬的样子。三姐妹都很喜欢这位开朗的父亲，每年父亲过生日她们都要想出些让父亲开怀大笑的小点子。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杨雪兰很早就有了自己的理想：做一名外交官，通过自己的平衡协调带给国家和世界和平、幸福。
       外交梦想就这样失落
       1955年，杨雪兰从美国著名的私立学校威尔斯女子学院的经济系毕业了。长大成人的她虽然一直在人文学科和经济方面成绩优异，可是她的梦想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外交家首先要代表一个国家，而她已经没有国家可以代表了。
       但生父坚忍不拔的毅力延续到她身上，她先是去了一家报道亚洲经济的小杂志社，主要任务就是剪报，连张办公桌都没有，还要给其他同事买咖啡和午饭。
       后来一位同学介绍她到主营市场调查的格雷公司工作，那时市场调查还是个新兴行业，格雷公司的规模也不大，但杨雪兰敏锐的洞察力和全面的情报收集能力却在这里得到充分的施展，她对人的情感、心理和欲望有很多独到而准确的理解，经济专业出身也让她对市场有足够的把握能力，曾有两个食品公司在她的指导下成功地完成了饮料新品推广及异域扩张。
       在30多年的市场调查工作中，杨雪兰熟悉了各行各业的市场情况，练就了高度灵敏的市场感觉。她曾被美国广告联合会命名为年度广告风云人物，并出任多家大公司的董事会董事。
       继续父亲的使命，第一辆国产“别克”诞生
       出色的表现让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开始注意到这位华裔女子，他们花了6年的时间邀请杨雪兰加盟。1989年，杨雪兰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她是“通用”高层中的惟一一位华人，也是惟一一位女性。
       杨雪兰清楚地认识到，通用公司里富有才智的人很多，但由于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调，大家各自为政，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好想法都能实现，一定要有人从中协调，将某个好的主意最终变为现实。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汽车公司准备解除与德国大众公司的合作，再寻找一家合作伙伴。杨雪兰赴上海，参与负责“通用”与“上汽”的谈判。
       在谈判合作期间，杨雪兰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在接受聘书时她说：“非常高兴成为清华大家庭中的一员。我的父亲就是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也是在这里走向讲台。我在继续他的使命。”
       1999年4月12日，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成立。当第一辆在中国生产的“别克”车走下生产线时，杨雪兰流泪了，她心中那个“我们的国家”的情结早已经打开，她知道父亲已经含笑九泉。她和她的团队促成了中美最大的合资项目，上海通用当年获利6.1亿人民币。
       后来，一位中国技术人员告诉她，同时谈判的美国通用与福特公司之间，中国人感到“通用”更容易沟通。
       祖孙三代浓厚的中华情结
       杨雪兰一家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故土却有着割舍不断的浓情。她经常带儿子回国，她想让他们知道自己身上流动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她想让“我们的国家”这个情结延伸到下一代。
       三个儿子和母亲一样，对自己的“根”有着浓厚的情感。上世纪80年代初，17岁的大儿子薛兆一曾带着一台计算机到中国，马不停蹄地到工厂、学校、科学院、少年宫展示操作方法。他要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介绍到刚刚开放的中国。临走的时候，他把这台计算机留给了上海市少年宫。她的三儿子薛兆山到中国的次数最多，每次都带回英文的中国古典名著，这些书在同学之间传阅。然后他跟同学们讲解中国的历史和人文风景。
       杨雪兰说：“我的外公当年在上海的南京路上开了一家绸布庄，因此家里的裁缝，每天都会做一件新旗袍给我母亲。说来也许会有些人不相信，我在美国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每天上班都是穿旗袍的，而且我这些旗袍很多都是我母亲的，她整整保留了60年。每当我和姐姐需要穿时，就会去从她的箱子里挑。”
       民间“外交官”传递文化与梦想
       从“通用”退休后，杨雪兰很想为自己的民族做些什么，为了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她联合田长霖、贝聿铭、马友友等人成立了旨在促进中美交流的“百人会”。
       在通用公司10年，杨雪兰深刻体会到文化对商务活动的帮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座桥梁，杨雪兰想通过文化让世界来了解中国，而做外交家的梦一直萦绕着她，她没有了自己能代表的国家，但是文化和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在香港回归前夕，杨雪兰请好友谭盾创作了一首编钟音乐，她要让中华民族2500年前的精美乐器奏响在全世界人的耳畔，谭盾果然不负期望，创作出了名为《交响曲1997——天、地、人》的编钟乐舞。1997年7月1日凌晨，一组精美的编钟出现在世界面前。马友友深情的小提琴声，张学友高昂的歌声和编钟厚重而又空灵的乐声将谭盾这首乐曲演绎得淋漓尽致。
       杨雪兰想到了父亲，要是父亲看到今天国家雪耻，他一定含笑九泉。她想到了继父，当年弱国的伟大外交家，要是他看到了中国正在走向强盛，他该有多么的欣慰。
       （杨 怡摘自《家庭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