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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欢镜听被赋予了一个很特殊的使命——代死囚写遗书。也正是因为如此，欢镜听得以忠实地记录了一百多名死刑囚犯最后的心声。
       第一次因害怕而划破稿笺纸
       这是欢镜听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死刑犯。帮死囚写遗书的程序很简单，就是让死囚口述，欢镜听记录，写好后再由欢镜听念给死囚听，得到他的认同。
       一张蓝色床单平整地铺在死牢的木地板上，一叠雪白的稿笺纸整齐地码在床单上。床单这头坐着欢镜听，床单那头坐着艾强（化名），一个不满20岁的死刑犯。
       “我那个笔尖连续划破了好几张稿笺纸，写不下去。”当两个人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欢镜听异常紧张，而艾强却很轻松。当艾强看到欢镜听因为手发抖而划破几张稿笺纸的时候，他笑了，对欢镜听说：“哥啊，明天上路的是我又不是你，你害怕啥子啊。”欢镜听看着艾强笑，自己也笑了：“我坦诚地跟他讲：‘我是第一次给死囚写遗书，我是感到很害怕。’”
       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欢镜听拿出一包香烟。欢镜听告诉记者：“我知道，被判了死刑的人，基本上都要抽烟。可我自己不抽烟。”当欢镜听把香烟递给艾强后，那个小伙子却激动起来，他说：“哥，谢谢你，谢谢你。”这让欢镜听有点莫名其妙，艾强跟他解释说：“这是死牢里的一种习俗，一个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如果旁边有一个人能够给他一支烟抽，就表明他来世可以投胎到一个好人家。”
       而那时候他也是囚犯。
       文学青年商海失足入狱
       1965年12月中旬，欢镜听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朱沱乡金翠村，1971年迁居重庆江津德感坝五里坡。
       白天胸前挂着一个打了补丁的布书包，身后背着猪草背篓，夜晚腰间夹着书本，肩挑箩筐到江津火车站捡煤炭花，其间常常通宵达旦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倚着一根电线杆，借助路灯看书——欢镜听就这样度过了童年。
       在站台边开书店的大伯是欢镜听走进文学殿堂的领路人。13岁那年，他对大伯说：“将来我要当作家。”
       14岁，欢镜听在火车站当起了挑夫，16岁，他进入当地一家建筑工地打小工。空闲之余，他开始写小说、短文。17岁生日那天，他以“啼鸣鸟”的笔名将自己写在作业本上的处女作《滚》，投向了一家文学刊物。欢镜听19岁加入重庆市作协，成为重庆市最年轻的作协会员；21岁，他成为四川省作协会员。
       1987年，欢镜听来到海口，他撞进了海南《天涯》杂志社。杂志社没有收留他，主编送了他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美丽的宝岛——海南》。回到旅店，欢镜听阅读这本几角钱的小书。不经意间，他发现了一个商机。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他包租了一辆三轮车，跑遍海口大大小小的书店，把积压的小册子一堆堆地搜罗到海口秀英港出售。欢镜听在海南赚到了第一桶金。
       手中有了钱，欢镜听退出邮市。1991年10月中旬，欢镜听应邀出任原先工作过的集团公司下属的商贸公司总经理，并兼任两家工厂厂长。在理顺了公司的内部事务后，欢镜听与一位老职工远赴新疆、青海等地，重点清讨过去被拖欠、诈骗的货款。
       导致他走向失足的，也正是这次西北之行。为了弥补亏空，欢镜听在若干的假单据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让会计入了账。
       1996年10月15日，欢镜听被江津市人民法院以侵占公有财物罪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押往重庆看守所服刑。
       为130名死囚写遗书
       入狱不久，欢镜听担任了专门负责监区安全的犯人后勤组长，和死囚打交道。
       艾强是欢镜听第一次代写遗书的对象。欢镜听说：“他的遗书是留给母亲的。”欢镜听告诉记者：“他跟我讲了他连一场正正经经的恋爱都没有谈过。”
       “艾强走了以后，我对生命有了一种新的看法，什么叫生命啊，生命只有活着的时候它才叫生命。”
       在服刑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130名走向刑场的死刑囚犯在欢镜听面前留下了他们最后的遗言。
       “在记忆中一直震撼我灵魂的，是偷钱资助贫困女大学生的小偷王一。”
       王一是永川黄花山至城区路线的“丁冬”（小偷）。1990年，他因为“光顾”了穷得身上只有5毛钱的女大学生珍珍，心生怜悯并触发侠义“壮举”。当晚，他在一火锅店用刀向服务员“借”了50元钱邮寄给珍珍。可是他偶然在车上再次与珍珍相逢，并将当天所得全部悄悄放进她的衣兜时，珍珍的一声“抓偷儿”却让王一惹来乘客的毒打，最终一步步走向不归路。
       “王一临刑前没有一丝害怕和悔恨，反而还念叨珍珍‘不知道她现在的生活如何，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穷?’”欢镜听说，听完王一的故事，自己的眼眶禁不住湿润了。“出狱后，我更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最大限度的宽容和理解。”
       1998年3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欢镜听狱中的良好表现，为他减刑半年。1998年4月5日，欢镜听出狱。
       出狱后改姓为“欢”
       出狱后，欢镜听寻到了一条与传统案例完全不同的写作方法，那就是“敬畏”。不是敬畏那些已经化成朽骨的死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也就是说，活着，让生命鲜活地存在下来，这是世界上最有尊严、最幸福无比的事情。
       这就是欢镜听那本《我为死囚写遗书》的写作动机。
       2001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印发单行本，书名改为《死囚档案》。这是欢镜听第一次公开出版的作品专著。2004年，《死囚档案》荣获第二届重庆市文学创作奖。
       2003年，他将原本是笔名的欢镜听改作姓名。欢镜听是中国第一个姓“欢”的人，“百家姓”之外创造出一个新姓氏：欢。
       （蔡梗民摘自《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