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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六，我尚未起床，母亲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今天是我的生日，要我别忘了。
       我大学毕业之后，并没有像母亲设想的那样回到内蒙老家工作，而是来到了济南。这出乎母亲的意料之外。最初，对于我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工作和生活，母亲十分不放心，她总以为我是一个在生活上照顾不了自己，在工作上也会“得罪人”的人。每次打电话，她总是这也嘱咐那也叮咛，好像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1999年9月，我结婚，母亲说什么也要从内蒙老家来济南看看。那是她第一次来济南，也是她第一次到大城市居住，由此，她对现代文明的陌生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她在家里想的是帮助儿子来操办婚礼的，可是来了之后才发现，我和妻子根本就不想操办婚礼；她设想着帮助我们做结婚用的被子、枕头之类的东西，可这些东西我们早已买好了；她想把自己当年结婚戴的银镯子送给我妻子做礼物，可发现我妻子戴的戒指远比她那个镯子漂亮……她是想着来照顾别人的，可来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反倒成了被照顾的对象。
       母亲不得不用她特有的方式适应着都市里的生活。过马路的时候，她不习惯看红绿灯，她跟在别人的后面，别人走，她就走，别人停，她也跟着停下；逛商场的时候，她不敢上滚动电梯，经过反复动员才上去了，还要两只手死死地揪着我的胳膊；手机也不敢用，每次都是别人把号拨通了，再给她，她只要对着说话就行了，我说：“您这做法就跟高级领导似的。”她笑着说：“一个傻老婆子，领导谁？”
       在住了两个多月之后，父亲和母亲又回到了内蒙老家。这之后的几年间，母亲对我依然不放心。每次打电话，她几乎都要问我是否跟妻子吵架了，并嘱咐我别吵架。我说：“没有。”她还不信，就反问：“一次都没吵过？”她不信我的，我就让妻子跟她说，妻子在电话里跟她说：“我们真不吵架，好好过日子，哪有什么好吵的？您放心吧。”她还是将信将疑，就跟妻子说：“连根这孩子从小就是个犟种，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
       不过，这之后，母亲在电话里又有了新内容，那就是要我和妻子生孩子。
       在母亲那一代，结婚生孩子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不生孩子，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而如今，婚后什么时候生孩子以及生不生孩子，那都是要经过一番考虑然后才能作出选择的；在母亲眼里，孩子是人生的一种极为重大的主题，她常说：“人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儿女吗？”可在我们眼里，首先要设法使自己的人生充实、精彩，然后才是其他；在母亲眼里，每个人还都负有传宗接代的使命，可在我们眼里，这种观念早已过时……
       2003年春节，父亲和母亲都是第一次在大城市过年，我和妻子领着他们去商场买衣服，很快就为父亲买好了，可母亲的就是买不上，母亲相不中，不是嫌衣服鲜艳，就是嫌价格贵，还说：“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不也过来了？”最后我们为她买了件羊毛衫，她穿上挺好的，但她平时舍不得穿，春节期间穿上，一到做饭的时候还要换下来。
       虽然我们没有按照她的要求生孩子，但母亲还是认为她很幸福。我工作之后，就不让父母种地了，我给他们生活费。对于这一点，母亲十分自豪，她说，在农村，有口气就得种地干活，哪里有还不到60就“退休”的？村里人听说她和父亲要到大城市的儿子家过春节，更是羡慕。她说：“要不是生了你这么个儿子，我哪能跑到这城市里来过年？咱们那地方，一辈子没坐过火车，一辈子没进过城，一辈子没下过饭店，一辈子没住过楼房的人，有的是！我还不知足吗？”说这话的时候，母亲稍稍喝了点酒，脸很红润，泪珠却忍不住掉在了酒杯里。
       （潘 宇摘自《都市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