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读《
官场现形记》，曾惊叹于旧时官场中五花八门的“礼”制：举凡逢年过节，寿、婚、丧，以及儿孙满月、百岁等等，无不是收礼的由头。一套“礼”的词汇：孝敬、打点、照应、斡旋、公帮费、程仪、规礼、盘费、年敬、节敬……，演绎出内涵丰富的“礼”文化。近阅《春节惊闻录》，知“礼”文化繁衍至今，非但没有凋零反而枝繁叶茂，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文中披露“过去说，收受礼物尤其现金者，是领导干部中的少数，今天恰好倒过来，层层送、级级收，渐成自然。数额和价值也不断攀升，逐级递增。行家分析，一个春节下来，主要领导干部收受礼物（金）的数额，依次是：乡镇级万元以上，县区级５万元以上，市地级１０万元以上。此析可能失之偏颇，但不失为真话。更有甚者，海南省某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任职期间，仅收拜年礼金一项，就达１０００多万元。创中国文明史之最”。
当前我国腐败已呈现出家族性、团伙性、隐蔽性的特点。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取证艰难、官商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与我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如出一辙。黑格尔曾诧异于中国秦代至清代的社会制度的循环演进，今日我们也不能不诧异于当前的腐败与历史上的惊人相似。
把这些现象归因于现代化发展时期的问题、制度上的问题、市场经济的问题以及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恐怕难以说得通。其实王亚南先生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已经说明了问题，他说“历史家倡言一部２４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是一部贪污史”。权术与贪污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官场中的污泥浊水。如果不玩权术、不送礼行贿就难以发达，那么官场腐败的萌生与泛滥就难以避免，这其中儒家文化或隐或现地起着催生作用。事实表明，只要儒家秉承“学而优则仕”，倡导官本位，就必然会蜕化为一种个人生存哲学的文化，必然陷于自我分裂的矛盾中，从真信仰走向伪信仰。
当今贪污腐败的恶性蔓延，最重要的一点是真信仰的丧失，伪信仰的猖獗。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出了“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对于这些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入党就是升官的敲门砖。
功利主义与双重人格，是中国儒家文化二重性的又一重要体现。中国历代科举考试中，出身贫寒的举人占到一半以上。可见在中国历史上虽有森严的等级制，却还有一条畅通的人才晋升之路。这长期影响了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多数平民百姓的思维方式，相信改变命运的方式是通过个人自身努力以便在已有的规则下生存得更好，而不是寄希望于社会变革以改变已有的规则。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学者型知识分子和官僚型知识分子。不少学者型知识分子都是潜在的官僚型知识分子，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能否和如何从学者型转化为官僚型。孔子周游列国，四处跑官，为后代知识分子留下了实践的篇章；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挡不住官场的诱惑，怕官、惟上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儒家用极为直白的语言表述过这种生存技巧“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儒家文化的两面性塑造了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双重人格，也造就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不稳定性与依附性。学者型知识分子虽然大多精神上崇尚儒家的社会哲学，但是即使依照理想人格来塑造自我者，一旦当了官，大多也会加入到塑造双重人格的行列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纵使提高官员的知识层次也难以减少腐败的原因之所在。
［陶坚荐自《瞭望新闻周刊》２００５年第２２期／李崇武图《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