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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诗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小说的悲剧并不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也不是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而是正如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提到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是题材广泛的社会悲剧。鲁迅先生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小说的悲剧意蕴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小说中的人物的生平、遭遇反映了当时冷漠的社会现状和国民性的弱点；人物的生平遭遇都很悲惨，这种悲惨集中表现在由精神的麻木愚昧却意识不到自己的愚昧所带来的可叹经历；他们的生平遭遇能引起注意，震撼我们的精神，引起我们对他们遭遇的同情与对社会的愤慨，和对他们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
       鲁迅先生的小说的悲剧性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彷徨、苦闷与求索，或者是时代的牺牲品，如吕纬甫、孔乙己；二是农民的悲剧。他们在社会地位低下，受尽社会的压迫，精神上麻木不仁，是一种精神病态。他们受尽欺压，却又去欺压比他们更弱小的人，如阿Q。三是妇女的悲剧。由于在当时妇女的地位比较特殊，因此本文将妇女作为单独的一类。她们无力反抗，为生活所迫，她们的人生是一部悲剧，如子君、祥林嫂；四是平民的悲剧。他们内心空虚，精神麻木，冷酷无情，欺压戏弄旁人，如《示众》中的众人、《阿Q正传》中的城里人。这些国民的精神病态的反映、国民性的悲剧，深刻地体现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而这种悲剧性，在鲁迅的《呐喊》以及《彷徨》中最为明显。
       第一类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孔乙己读过书，自认为自己是君子、“清白”、高人一等、“站着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可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生计都成了问题，还满口之乎者也，酸气十足。他偷东西被打，却还放不下读书人的臭架子；无力改变自己的地位，只能靠卖弄学问，可是却还没有人看得起他。他是科举制度和封建等级观念的牺牲品。当他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时，冷漠的社会就视他为废人。冷漠使他们不会同情孔乙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反而施以蹊跷和冷落。孔乙己的死，是整个社会的悲剧。虽然孔乙己会使我们“怒其不争”，但同样会“哀其不幸”，引起我们的怜悯，同样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第二类是农民的悲剧。阿Q总是被别人欺负而又欺负比他弱小的人；打不过别人就说是“儿子打老子”；实在没办法，就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因此而转悲为喜；或者“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借以宽慰自己。他进了一回城。便瞧不起未庄，而又因为城里把未庄称为“长凳”的凳子叫做“条凳”而又轻视城里人。最具意味的是土谷祠梦：阿Q所追求的并不是革命，而是简单的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报复而已。这也就揭示出了革命的悲哀，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以及辛亥革命的教训。最后阿Q至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被枪毙，至死也没有明白自己的悲哀。我们看阿Q，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遭遇，同样会得到我们的怜悯与同情；然而阿Q身上的一些劣根性不也正是我们民族在某一时期曾经存在过的劣根性么？鲁迅选生所写的阿Q的悲剧，其义也正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第三类是妇女的悲剧。《祝福》中，祥林嫂被婆家卖了，被迫改嫁，然而丈夫死了，儿子也不幸被狼吃了。他到处向人们倾诉自己的痛苦，而人们呢？“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赶来”，“一齐留下”早已准备好的“停留在眼角上的眼泪”，鉴赏着她的痛苦，“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同情，当他们鉴赏够了她的不幸，就“厌烦和唾弃”她的不幸，施以“又冷又尖”的“笑”。不仅如此，在他们看来，祥林嫂的改嫁是不赦之罪，即使捐了门槛但还是不干净的人物，唾弃她。祥林嫂无奈的自杀，不仅是出于自己的不幸，更是出于众人的冷漠。这悲剧不仅是祥林嫂的悲剧，更是众多残忍看客麻木的社会悲剧。同样，《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爱情虽然可以暂时冲破那种封建的道德观，但是，一个社会尚未改变，他们又怎能在社会中立足呢？生活的压力迫使子君失去了那种婚前的活力而变成了家庭妇女；收入的减少造成了他们生活的困难和涓生的心理变化。他们的遭遇，足以引起我们的怜悯。可以说，子君的死，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涓生的悲剧。这个悲剧的结局恰恰是整个社会造成的。这就使他们的个人悲剧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悲剧。像子君一样的广大女性，正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出路只有两条，然而这两条路对于他自己的梦想与幸福都是毁灭性的。鲁迅先生在《伤逝》当中所写的那种悲剧，不正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写照吗？不正是为了揭示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坟·娜拉走后怎样》），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吗？这些悲剧足以引起我们的怜悯，其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第四类是小市民的悲剧。《示众》写的是一个没有情节的“看”与“被看”，借以说明国民们无聊到鉴赏别人，可是他们看的是什么，为什么看，他们自己都不明白。透过小说看到的是国民的冷漠。他们的冷漠，也正如《祝福》中的“老女人”，她们无聊、冷漠到鉴赏别人的痛苦，并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些老女人是不幸的，他们能做的就是去鉴赏比自己更加不幸的祥林嫂的痛苦。这也是一种悲剧。悲哀的是人们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冷漠，这是怎样的悲啊！《狂人日记》是通过狂人的口说出了整个病态的社会的实质以及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狂人是发狂的，然而，在那个病态社会下，发狂的狂人却格外的清醒。他能洞悉社会的实质以及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整个社会是冷漠的，是吃人的。就此一点，就足以引起我们内心悲剧性的感触。废除这些糟粕的封建礼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这种“救救孩子”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构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悲剧冲突。然而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狂人后来“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这个人是清醒的，但是面对一个病态的社会，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己毁灭，要么随波逐流。狂人的病愈，不正是这种被压抑下的随波逐流吗？狂人“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严重错位，才更能引起我们的悲剧感，是将一种人生的价值的毁灭，而这种悲剧性，也是鲁迅先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方式。
       知识分子、农民、妇女、小市民，这些人构成了冷漠的国民性的批判。他们与社会的矛盾、与他人的矛盾以及与自我的矛盾，在鲁迅笔下刻画的悲剧中，都上升为与整个时代社会的矛盾。
       鲁迅先生小说的悲剧性不是偶然塑造的，而是鲁迅先生刻意去塑造了一批悲剧人物的悲剧遭遇。这些人物，不是英雄式的悲剧，而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在普普通通的生活中发生的普普通通的事。正是这普普通通的生活中的普普通通的人的普普通通的事，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大的落后的国民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深刻地刻画了当时国民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他笔下的人物都能引起我们的同情与怜悯。他们想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要求打破自己的不幸，“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他们的结局都是悲惨的，或者自杀被杀，或者遭遇不幸，整个悲剧都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先生小说的悲剧性的人物，代表了鲁迅先生自己对国民性的冷静思考，其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可以说鲁迅先生的小说大多都是以这种悲剧性方式来阐释病态社会，思考社会人生，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借以警醒国人的。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呐喊自序》）“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四版。
       [2]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一版。
       [3]张玉能.马克思主义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
       [4]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6]刘勇，邹红.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7] 焦丽梅.挣扎——鲁迅悲剧小说的特点及审美价值.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2年第一期。
       佟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