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万言的《随想录》是巴金后期的总结之作，它折射出的是在那个“浩歌狂热”的年代，对人的尊严不断地践踏、人的奴性发展到一个极致的事实，巴金呈现了一种最大的心理真实。今天，当我们不想再重温旧梦时，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巴金散文文本中的这种伟大的人格价值。
一
伟大的作品是靠伟大的人格支撑起来的。《随想录》是巴金人格支撑起来的一部大书，从中可看出巴金人格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他是“五四”之子，是鲁迅精神的同路人。评论家李建军说：“他摒弃了旧文人的毛病：腐朽浅薄的浪漫情调，轻狂傲慢的自我标旁，自怨自哀的怨天尤人。”作品关注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关注那些普遍而重大的心灵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受“五四”精神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并具有他们共同的道德追求和伦理情怀：他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真正把口头上的自由、平等与爱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他充满热情的利他精神，谋求大众的幸福，关注所有人的精神解放和价值实现。他多次说：“我的生活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别人，使每个人都活着春天，每一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1]这不是空洞的大话，而是伟大的人格之灯发出的灿烂光芒。虽然这种伟大的人文情怀被暴力倾向和“斗争”哲学所摧折。在人格价值标准普遍迷失的年代，在社会剧变不断“改造”着人的心灵结构的年代，我们不再有探求真理的激情，在肆意破坏面前，我们各自妥协了各种妖魔现实，认为所有的“重组”和“改造”都是一种进步；我们失去了寻找真理和站稳立场的自信和信念。为了远祸全家，我们随时做好了逃亡的准备，放弃自己足下的位置和脚步下的土地。准备接受修改轻易地被刀斧斫砍的事实。我们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独立个性和自由意志。“五四”的现代人格结构被转化为一种没有中心的悬置。就个人而言，这无异于一种异化。而巴金的人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给了我们警示，这可以用他自己欣赏的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去概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一种强烈的献身与献祭情怀，一种伟大的基督般的给予品格。鲁迅意识到先觉者的困惑，认为尽管人们都沉睡在铁屋子中，但毕竟还有人醒着，他说：“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是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不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不说决没有毁坏过这铁屋的希望。”[2]这是鲁迅先生以先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精神上“熟睡的人们”的启蒙，他意识到这种行为的艰辛，但仍然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给“孩子们”一条出路。他说“只能从先觉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鲁迅的文格与人格是合一的。这一点，巴金的人格与鲁迅精神相通，巴金同时也用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感受着时代的“阵痛”，欲“以一身来承担人间苦”，在作品中表达了普通人在精神上所受的“奴役”，巴金与鲁迅都有一种宽厚的基督教情怀，并希望通过写作给人们“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身体力行，用真诚和博爱为人们寻找出路，这就是他把自己在肉体和精神上所经历的遭遇和磨难转化为能给人们生活信念和生活希望的文字——一部能散发出无限的精神光芒的《随想录》。
二
巴金伟大的人格还在于竭尽全力地践行自己的道德关爱情怀，即从对国家民族的情感归属上所追求的道德认同感，并对“恶”进行深刻批判，良知者的良心就是民族的良心，“文革”悲剧之所以能上演，那是人性的天平发生了偏移，情理沦丧、良知失范，人们像“古罗马大斗技场”（艾青诗语）上疯狂的角斗士，本来，相互争战者无怨无仇，可是谁都“把希望寄托在刀刃上”，人与人之间相互都“乱挥着刀剑”，紧接着是盲目的斗争，“盲目的死亡，盲目的胜利”。这是诗人对那个残酷年代的激情批判，是一种对民族未来真切的道德关爱情怀。巴金则是从更理性更现实的角度去批判和审视这一场人造的灾难，他说：“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上当受骗，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4]从一系列的《真话集》中的自剖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金的这种批判不但是指向了残缺的社会现实，而更重要的是指向了残缺的人的“心灵现实”。
巴金不是道德说教者，而是作为自我心灵残缺的追问者直接向自己开刀。巴金主动承担自己在“文革”中的罪责，对自己本人心灵的阴暗面作了反省和自审（人最难正视的是自己）。巴金理解了鲁迅先生解剖社会也在解剖自己，更理解了鲁迅直面现实的精神以及托尔斯泰和卢梭的忏悔意识。他在《怀念鲁迅先生》中说：“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便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他敢于解剖社会，更敢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5]从此巴金便“用先生的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
巴金自审意识的真正实现是他对‘文革’中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判断的独立人格和独立价值丧失后的追索与寻找。巴金意识到，在“文革”中，自己是“心在奴者”的精神奴隶，他认为这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悲痛，在《真话集·十年一梦》中引用林琴南翻译的《十字军英雄记》中的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6]并且逐渐意识到“奴在心者”的真正意义，即在“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才意识到，“我自己再没有思想”，“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于是接受了强盗的“真理”，把“造反派”当成自己的“救星”，尊严和真理如碎花纸片般在风中旋转，“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心在奴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是巴金先生真诚的自剖意识。如果说，这时他所说的“心在奴者”所危害的只是自己，还不至于真切而透彻的话，那么他对自己在‘文革’对其他人所造成伤害的自省与剖析则是他对自己毫无掩饰的解剖。在《随想录》中他多次忏悔自己的一系列“罪行”，比如在《纪念雪峰》中回忆：“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的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于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7]在渐渐高涨的“打倒叶以群”的声浪中，他也高喊“打倒叶以群”，并曾“奉命”写批判路翎的资料……这时巴金的自审意识才达到一种透彻与震撼，他把一柄良知与道德的利剑直接刺向自己的“奴者”之心。到此，他所极力地要建“文革”博物馆的真正意义才凸显出来。每一位读者，甚至每一位还没有泯灭良知的中国读者会因这样一种伟大的自剖精神和人格力量所感染，这种精神很自然地会落实到破除自身的蒙昧。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看守好随时会“奴化”的心；唯其如此，那恶梦缠身的时代才不会重演，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沦入那种宿命般的浩劫。
《随想录》的自审意识以及巴金作为知识分子所承担和面对现实的人格力量，成为传承我们的民族精神前行路途上的坚实路标。它的昭示是不朽的。正如铸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上的巴金手印，像一记耳光抽向每一位心向奴者的耳根。
注释：
[1]李建军《用爱和人格为文学立法》，《文学自由谈》[J]，第6期。
[2]鲁迅《<呐喊>自序》见《
鲁迅全集》[M] 1卷，第419页。
[3]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
鲁迅全集》[M] 1卷，第130页。
[4]巴金《文革博物馆》，见《随想录》[M]（合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819页。
[5]巴金《真话集·怀念鲁迅先生》见《随想录》[M]（合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401页。
[6]见巴金《随想录》[M]（合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7]巴金《随想录·真话集》见《随想录》[M]（合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153页。
张继红，甘肃天水师范学院教师，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张学敏，甘肃天水师范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