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胡仔在其《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著录了一段论词之语，称“李易安云”。魏庆之《诗人玉宵》卷二一《诗余》条，在《晁无咎评》之后，亦引此文，题作《李易安评》，又另作《李易安云》，文字略有出入。清代《词苑丛谈》卷一《体制》转引此文，题作《李易安词评》。今人将之命名为《词论》。《词论》是李清照唯一的论词之作，也是词史上最早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篇词论。
一、“别是一家”论的内涵
据陈其美《李清照年谱》载，李清照的《词论》创作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是时，苏轼以诗为词引起了词坛的争论，人们开始对词的体性、功用、特性等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晁补之、张耒、李之仪、陈师道都对这些问题发表了看法，李清照把前人有关诗词之别的朦胧的经验感受和零星见解，上升为明确的理性认识和较为系统的本色理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其内涵有：
第一，形式的严声律。李清照先将词体溯源到乐府声诗，以李八郎的故事来说明词跟歌唱的密切关系，后又肯定柳永的协音律，批评晏欧苏等人之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进而提出词应分五音，分五声，分六律，分清浊轻重。可见李清照将协律视为诗词首要区别，将协律视为词的最基本的特色之一，而且对词应协律的要求，有着一整套严格具体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
第二，内容的主情致。李清照没有阐述情致的内涵，但他标举秦观为主情致的代表。秦词是“情韵兼胜”(《四库提要·淮海词提要》)，“多婉约”(张刻《淮海词》)，他“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周济《宋四家词选》)，“他的词的情致，不但表现在直抒胸臆的抒情形态上，如‘欲将幽恨寄青楼，争奈无情江水不西流’(《虞美人》)，还表现在虽直抒胸膛而委婉曲折，刘熙载所谓‘寄直于曲’(《艺概·词概》)”，“少游纯以温婉和平之音，荡人心魄，与屯田，东坡之使气者又不同也。”可以推知李清照所言情致，指柔情离怀、男女恋情的内容。
第三，风格的尚文雅。李清照肯定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批评柳永词虽协音律，但“词语尘下”，格调低俗。与文雅同属风格范畴的，还有要浑成，讲究意象的完整和全篇的整体美，李清照批评张先、宋祁等人的词“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还要尚故实，但用故实要妥当圆通，李清照指出秦观少故实，黄庭坚有故实，但多疵病。还要用铺叙，叙事委婉。
综上所述，李清照“别是一家”论就是要求词形式上严守律，内容上主情致，风格上尚文雅，以达到严守诗词之别，维护词的本色的目的。
二、“别是一家”论的贡献
李清照词论维护了词的艺术体性，维护了词的传统风格，功不可没。苏轼“自是一家”论和豪放词的出现掀起了词坛论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苏轼打破声律是否可取，二是用词抒写豪情壮志的得失，三是词的风格是豪放壮美，还是婉约优美。李清照投身到这场论争中，对这三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词是伴随燕乐的流行而形成的，作家按谱填词，歌伎依谱唱词，声律可谓词的第一生命。李清照认为词应遵守声律，苏轼不协音律的做法不对，无疑是基于时人对于词合乐、应歌的现实需要，而且李清照以“分五音、五声、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具体要求，把人们关于词应合乎音律的认识明确化、理论化，为在文体形式上分清词与诗的差异提供标准，以此来维护词的本色。
其次，燕乐的俗艳和歌妓在词的创作和传播中的作用使词宜于表达一种深隐幽微的情思，因而李清照的主情致符合词体的实际，苏轼用词抒写豪情壮志只是一种尝试，要非正体。词有词的特色，不必非要向诗看齐，“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翻相得益彰，岂不更好。
第三，同样是燕乐的俗艳和歌妓在词的创作和传播中的作用使词形成了委婉曲折的婉约风格，李清照通过对北宋词坛名家的批评，明确的提出了词应“尚文雅”、“铺叙”、“典重”、“故实”等一系列审美标准，这对传统词风既是一种有力的维护，也是一种可行的指引。
严守声律是着眼于形式，主情致是着眼于内容，“尚文雅”、“铺叙”、“典重”、“故实”等是着眼于风格手法，李清照词论全面的论述了词的本色，维护了词的艺术体性，维护了词的传统风格。李清照所提出的这些审美标准，不论是对后人认识、掌握传统词风的艺术特征，还是进行填词的艺术创造实践，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三、“别是一家”论的过失
(一)对音律的要求过于细琐。虽然宋元以来教坊乐工伶人口耳相传的一些歌唱口诀，可以证明李清照的声律要求符合当时歌唱实际，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但是那也只能作为创作词的努力方向和理想境界。一般词家难以做到，就是李清照也只能做到讲究平仄，而无法处处恪守阴阳四声，甚至有的词协韵颇宽，以至采取通叶。李清照严守声律很难说就是形式主义，音乐因素固然是词与诗的显著区别，但她也过于偏重词的音乐属性了。她只看到了音律在歌词传播中相辅相成的正面作用，而没有认识到它对歌词的束缚。
(二)对个别词人的批评过于挑剔。李清照对前代词人的评价有可取之处，如她批评黄庭坚“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价自减半”。可谓切中要害，极有见地。但也有些过于挑剔，如她批评王安石词“不可读”，梁启超针对李清照《词论》对王安石的批评，以其《桂枝香》(登临送目)为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易安谓介甫文章似西汉，然以作歌词，则人必绝倒。但此作却颉颃清真、稼轩，未可谩诋。”又如她批评秦观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事，譬如贫家美女，虽艳丽丰逸，而终发富贵态”。陈祖美指出李清照对秦观的批评既无分寸，也不符合事实，《淮海词》半数以上篇目，其志趣不在爱情，所以“如果把‘专’字去掉，以‘主情’致评鹜秦词，就较为恰切了”，而且正如王辉斌教授指出的“秦观词并非‘少典故’”。
四、宋人对李论认识的偏失
(一)诋毁李清照。胡仔是第一个引录李清照《词论》的人，但也是诋毁李清照的始作俑者，他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且不说李清照对前辈的批评公正与否，胡仔的言语与玉灼批评李清照的词作一样，已超出了学术讨论的层面，带有人身攻击的性质，其原因无非在于李清照是女性，他们鄙视女性的神经蒙敝了他们的理性判断。
李清照对前辈的批评故然有挑剔之处，但也有可取之处，如
柳词的“词语尘下”，苏词的“不协音律”，常被人征引。吴梅先生云：“其讥弹前辈，能切中其病，世不以为刻论也。”袁行霈先生也说：“平心而论，易安对北宋词人的评价大体上是能抓住要点，符合实际的。”再者李清照在本文中采用的是驳论式的论证方法，是先破后立，前辈的优点不是本文的重点，就是所列的缺点，也不是李的目的，李的目的是通过总结前辈的偏失来归纳自己的观点，她并非是要否定前辈的成绩，也不是蔑视前辈，标举自己。
(二)宋人看重李论的声律一面，而忽视情致一面。李清照《词论》以声律论为核心，她认为声律是词与诗的首要区别，以至宋人及至今人误以为李清照“别是一家”论就是声律论，又认为苏轼“自是一家”论就是突破声律束缚，于是将苏李之争视为声律之争，其实是误解。
首先，苏轼并没说过词可以不守律。苏轼有序之词共38首，在《哨遍》题序中，苏轼提出将陶渊明《归去来辞》“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在《水调歌头》(呢昵儿女语)题序中，苏轼说“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乏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辞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在《鹧鸪天》(西塞山边白鹭飞)题序中云：“元真子《渔人词》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故尝加其语，以《浣溪沙》歌之矣。”由此可见，苏轼重视音律，其词有不协音律的现象，但并非其有意为之。苏轼只是强调抒写性情，造成了不协音律的现象。
其次，声律论并非“别是一家”论的全部内涵。“别是一家”论还包涵内容的主情致，审美的尚文雅，尤其是主情致易为后人忽视，因为李清照在《词论》中有关情致的论述远比声律少的多，但是我们将李清照诗作与词作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李清照在内容题材上是如何严分诗词界线的。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李清照的诗呈现出与其词完全不同的风貌，她十七岁时作的咏史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不仅史识可嘉，而且诗艺很高。她的《夏日绝句》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很难想象这是出自女性之口。她的《上枢密韩公诗(其一)》有句云“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乍看好像出自岳飞、辛弃疾这样的抗金英雄之口。《上枢密韩公诗(其二)》有句云“但说帝心怜赤子，须知天意念苍生。”这种可贵的“赤子”、“苍生”之念可以与杜诗相比。由上述数例可以看出李清照在诗里针砭时政，直陈国事，表达报国之志、怜民之怀，风格雄壮，富有大丈夫之气。然而其词却主情致，抒写恋情愁绪，风格文雅婉曲，即使是后期词中含有亡国之恨，感时伤乱，悲哀深沉，但或以元宵灯节怀京洛旧事，或以秋风秋雨寄凄凉哀思，不但题材、内容与其诗炯然有别，其含思婉转的风格情调与其诗也不同声气。可见李清照有意在题材内容上严守诗词界线，而有别于苏轼的“无意不可入”。
对比苏李词论，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是从抒写情性(内容)出发，而无意间不协音律(形式)，李清照是从严守声律(形式)出发，且有意专抒情致(内容)。因而两人之争的实质不在词的形式：一个要打破声律，一个要严守声律，而在于词的内容：一个主张“言志”，一个主张“缘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雅，只是苏的方向是扩大内容，以“志”移俗，李的方向是过滤俗情，以“致”救俗。而南宋人误之为声律之争，一方面极力为苏词不协音律现象辨解，一方面诋毁李清照，错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