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认为要警惕文学史写作“垃圾化”
日前，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新书发布会上，爆出“现存于世的中国文学史多达6000多部，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达1000多部”的事。同济大学教授张闳认为“文学史写作正在‘垃圾化’”。张闳说，时下，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存在大量东拼西凑的现象。正如我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朱东润先生所说的那样，“有些人写文学史，面前摊上6种文学史，自己则在写第7种。”朱先生一语道破现实，说的就是某些不具备研究能力的人，自己不看文学作品，写史只是拿别人的东西东拼西凑，那凑出来的一本本“著作”，造成了很多“文学史”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史，只是为了职称和课题而写，甚至成为学术权力的镜像投射。文学史的篇幅和字数安排，根据的是作家的地位而不是作品，比如研究鲁迅给多少字，研究茅盾又给多少字，给巴金多少字就要给冰心多少字，这些权衡都非常可笑。张闳说，多如牛毛的文学史写作，到了今时今日，已沦为被利益染指的学术领域之一。那么多人在写，却不是那么多人对文学史都有发自内在的冲动和新的理解，更多的是在评职称等利益的驱使下的产物。（舒坦摘编）
●陈思和称顾彬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
德国汉学家顾彬主编并撰写的十卷本德文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日前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引进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侧重从思想史角度勾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变史。一个德国人，为何对中国文学史有如此执着的热爱？顾彬说，1974年11月，他通过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得到机会：用一年时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这段经历让他知道了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中国著名作家，也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8年他翻译完6卷《
鲁迅全集》后，想做一点更大的事情。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认为，这是一部西方学者介绍中国文学的著作，我们从中还能间接了解欧洲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从这点看，这是一部比较有价值的书。作为一个汉学家，顾彬是在对中国作家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中国文学史的。陈思和教授有点失望的是，书中没有尖锐的批评，“他也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作家叶开则认为，这是顾彬先生“一个人的中国文学史”。（舒坦摘编）
●葛红兵认为不能为未来的偏见写作
葛红兵日前在《文学报》发表题为《写作的未来偏见》一文，文中称：文学和世上其他的事业并无特别的不同。文学作品放在历史长河里也会过时，我们今天写的东西，未来也可能没人看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不能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不能理解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懒得理会我们今天的痛苦和欢乐。这不是我们的错。也不是文学的错。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人愿意读读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了解一下我们的生活和想法，我们感谢他们，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未来的他们的这一点儿窥探的愿望、历史考据的愿望而活着。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捞出了李白，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偏见；而未来，如果有人捞出了葛红兵，也请不要骄傲，那是那个时代的偏见。而如果他们是因为我做过一些技术探索，写过《我的N种生活》之类探索小说而崇拜我，我会出离地愤怒，我会悲愤于他们的无知和狭隘。生活在今天的作家无需上他们的当，天天想着为未来的那个偏见写作。（舒坦摘编）
●李建军批评《王蒙自传》的写作方法
李建军在9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发文称：在王蒙的自传里，我们总会看到很多令人费解和失望的文字。例如，在《九命七羊》的第十三章，他就连篇累牍地用自己惯用的泛滥而夸饰的言语来贬抑别人、美化自己：“……我必须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开阔大度、高尚超拔、无咎无恙，永远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风格、性格、规格、品格。……我必须以我的快乐光明的样板形象来回答愤怒阴暗的您老。我必须用宽阔通达的样板世界来比衬您的鼠肚鸡肠。我必须用专心用功、源源不断的文学劳作来回应吾兄的笔枯文涩江郎才尽。……我必须用高明得多、善良得多、富有建设性得多、用功得多的劳作来回答您的念念有词、气急败坏、千篇一律、败坏胃口。”在王蒙的笔下，对这位我们不知其名姓的“吾兄”和“您老”以及众“小子们”的嘲弄几乎随处可见。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吾心光明”，看不到“善良”，看不到“高尚”，看不到“建设性”，你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王蒙先生所批评的“愤怒阴暗”，是“鼠肚鸡肠”，是“败坏胃口”，是“气急败坏”。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如此淋漓尽致地发泄对一位老对手和诸位小对手的怨愤，究竟有什么意义？这种尖酸、刻薄的孩子气十足的话语斗争，到底能给读者，尤其是青年一代读者的生活精神带来什么有益的影响？在文章末尾，李建军写到：自传既意味着对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的尊重，也意味着对他人和真理的热爱。它是对逝去的美好时光深情的追忆，更是作者对世界和人们的感激与祝福。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写作自传的时候，选择了一种不对路的叙述态度和不可靠的叙述方式，因此，他的洋洋洒洒一百万言的《王蒙自传》成了一部令人失望的著作——它缺乏春天般的温暖，缺乏照亮人心的光芒；它以夸张的方式凸显了自我，却失去了一个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光明而美好的世界。（舒坦摘编）
●华语文学网举办“作协主席小说赛”
一项名为“全国30省（区市）作协主席小说竞赛”的活动，在华语原创文学网站网拉开序幕。刘庆邦、谈歌、叶文玲、蒋子龙、杨争光等30位中国当代作家，在网络上以小说形式展开“对决”。明年6月决出胜负，冠军将获10万元奖金。这一赛事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参与“对决”的“豪华阵容”：天津市作协主席蒋子龙、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叶文玲、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杨争光、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除了已有的创作实绩外，参赛者作协主席（副主席）的头衔和身份，更为网友所津津乐道。虽然一些网友质疑此次活动有炒作之嫌，但参加比赛的30位作协主席（副主席）对此大都持开放态度。刘庆邦说：“有人读，才能实现小说的价值。我听说如今在网上阅读的人比读纸媒作品的人还要多。因此我也想试一试，看自己的小说在网上有没有读者缘。”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叶文玲说：“文学赛事与运动赛事在一定程度上特别契合——谁得奖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的热情和参与，以及从中提炼的一种精神。于我们这些作家而言，就是使自己以生命拥抱的文学，能在更广阔的层面接受读者的检验。”（舒坦摘编）
●周立波故居免费开放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故居9月16日起在湖南益阳免费对公众开放。这个面积达一千平方米的故居展出了诸多图片和实物，讲述了周立波在五十年文学创作生涯中的艰苦历程。出生于湖南益阳的周立波是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与赵树理并称为“南周北赵”的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其作品《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被译成英、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周立波故居位于湖南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的清溪村，离益阳城区不到五公里，至今仍保存着一种原生态的乡村景观。据悉，故居主要复原陈列了周立波在五十年代回乡创作《山乡巨变》时的生活场景和当时的生活、生产工具；生平事迹展览则分为八个部分，用文字、照片、书信、手稿等内容“讲述”周立波在文学创作生涯中的艰苦历程。（舒坦摘编）
●迟子建获冰心散文奖
第三届冰心散文奖2008年9月10日在西安颁奖，迟子建等70余位作家作品分获不同奖项。“冰心散文奖”自第一届起，便有不少“大腕”摘奖。比如，第一届的获奖者中，有如今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第二届获奖者中，则有现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今年44岁的迟子建是第一次获得这一奖项。迟子建与散文的“渊源”很深，她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的获奖作品——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当时就有评委这样评价说：“表面上看像散文。”可见迟子建的散文探索一直在进行。迟子建此次获“冰心散文奖”的是一个单篇，名叫《光明在低头的一瞬》，文章不长，写她在俄罗斯一座教堂的经历。在教堂里，她看到了喜爱的画家鲁勃廖夫的壁画，然而当她从画上收回目光低下头来的一瞬，却看到了一位正在安静地打扫祭坛烛油的老妇人。她细写了老妇人的外形动作和对清扫烛油职责的虔敬，感慨道：“她的劳作是安然的，而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永恒的光明：光明的获得不是在仰望的时刻，而是于低头的一瞬。”（舒坦摘编）
●曹禺之女万方获“曹禺剧本奖”
日前，第二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在杭州颁奖，8部作品获曹禺剧本奖。其中，曹禺的女儿万方创作的话剧剧本《有一种毒药》，获得曹禺剧本奖。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代表我国戏剧创作的最高水平。获奖后的万方十分激动。事后，她表示：“其实父亲当初并不希望我成为一名剧作家，认为创作太痛苦，他很希望我从事自然科学的职业。然而在后面的发展中，由于从小耳濡目染，我还是走上了从小喜欢的文学道路。当我手中握着刻有父亲曹禺肖像的奖杯时，我甚至和他说话了。我说‘爸爸，你应该会为我感到骄傲！’”谈起50岁后才开始写舞台剧，万方表示，她以前没写话剧，是因为她一直不敢写。她说：“爸爸没有写过小说，我写过；他没写过影视剧，我也写过；但一想到写话剧，我就不敢下笔。写话剧真的比写小说和电视剧难很多。直到50岁之后我觉得对人生有些积淀了，才敢动笔。”（舒坦摘编）
●日本名家竞相“超译”《源氏物语》
在《源氏物语》即将迎来千年华诞之际，日本掀起了新一轮《源氏物语》的翻译热潮。江国香织、林真理子、角田光代、岛田雅彦等当今日本文坛炙手可热的著名作家竞相用现代日语新译《源氏物语》，其用现代眼光进行的个性化“超译”，更是赋予这部不朽名著新的生命力。成书于千年之前的《源氏物语》文字古雅简朴，明治时代之后，与谢野晶子、谷崎润一郎、圆地文子、田边圣子、桥本治、濑户内寂听等一批日本著名作家及和歌诗人就曾纷纷用“白话”翻译《源氏物语》，有的译者还加入了自己的创作成分，形成各自独立的作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涵，也使得这部经典名著日渐深入人心。11月1日《源氏物语》千年诞辰将至，随之而起的是“平成（当今日本年号）作家”新一波的《源氏》翻译热。最新一期的《新潮》文艺杂志推出《源氏物语》特辑，一口气刊登了江国香织、角田光代、町田康、金原瞳、岛田雅彦、桐野夏生等6位名作家用现代日语加上现代思维新译的篇章。（舒坦摘编）
●谭恩美小说被搬上歌剧舞台
谭恩美2001年的小说《接骨师的女儿》近日被旧金山歌剧院改编成歌剧，进行了世界首演。谭恩美从五年前开始着手将小说改编成歌剧，整个过程与改编电影十分不同，令她感到很“神秘”。由于歌剧中许多段落直接来自她的生活，她必须亲自向歌唱家讲解每个场景的情感内涵。最先发现谭恩美小说的歌剧潜力的是德克萨斯州出生的作曲家惠士钊。在说服谭恩美将小说搬上歌剧舞台之后，惠士钊开始了中国礼仪和音乐之旅。他在2004年结识了京剧院的鼓师李中华，于是决定在西洋古典乐中加入一首锣鼓四重奏和两首唢呐曲。惠士钊还观看了陈士铮执导的19个小时的新版《牡丹亭》，其对古代传统和现代舞台设计的完美结合与惠士钊的想法不谋而合。“我觉得陈士铮正是我们需要的导演人选，他的《牡丹亭》在传统中加入了当代概念。他会成为我们的补充，因为我和恩美的视角都是美国的，而他生在中国。”旧金山歌剧院的总监大卫·高科利十分想将这部歌剧带到中国，并已经开始同上海歌剧院、北京国际艺术节接洽。（舒坦摘编）
●罗琳被授予“2008年爱丁堡奖”
《哈利·波特》系列魔幻小说作者、英国女作家J·K·罗琳19日被授予“2008年爱丁堡奖”。据美联社报道，评委一致决定授予罗琳“2008年爱丁堡奖”，以表彰她对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所作的贡献。罗琳激动地说：“爱丁堡是我的第二故乡，是《哈利·波特》7部系列小说诞生的地方，我的许多写作时光是在这座城市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她说：“自从15年前我搬到爱丁堡以来，无论事业还是个人经历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接受这一荣誉对我具有特殊意义。”爱丁堡市市长乔治·格拉布说：“罗琳是爱丁堡的一笔巨大财富，这不仅在于罗琳拥有非凡的写作才能，还在于罗琳的博爱，在于她对众多慈善团体的巨大支持。”（舒坦摘编）
●佐伯泰英小说成日本“第一畅销书”
若论当今最具号召力的日本历史小说旗手，恐怕非佐伯泰英莫属。他长达26个系列的代表作《打盹儿的磐音》累计销量已突破747万册，被誉为“平成（当今日本年号）第一大畅销书”。现年66岁的佐伯泰英可谓“半路出家”。他原本是位摄影家，曾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西班牙住了整整3年，专注于斗牛题材的摄影创作。10年前，作为日本文坛“迟开的奇葩”，佐伯泰英转而投身历史小说的创作。然而，他的首部历史小说《琉璃之寺》却是在出版商十分犹豫的情况下勉强出版的，没想到面世仅一周时间便得以重版加印。此后，佐伯泰英一发不可收拾，以20天左右完成一册文库本小说的速度，接连推出《密命》、《秘剑》等一系列热门历史小说，他因此得了个“月刊佐伯”的外号。如今的佐伯泰英每有新作问世，不仅“佐伯迷”们趋之若鹜，还会出现书店员工在收银机旁、手推车及书架前当众争相阅读的“奇观”。与以往历史小说的读者多为中老年男性不同，许多职业女性成了《打盹儿的磐音》的忠实“粉丝”。（舒坦摘编）
●“大字报”让余华喜欢上文学
在余华的人生履历上，写作之前，曾经有过5年的牙医生涯，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有过相似的“弃医从文”经历的鲁迅、郭沫若。事实上，那当然只是一种巧合。余华喜欢上文学跟牙医经历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倒是跟“大字报”有关。余华说，他念中学的时候，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看着那些认识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的，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后来当他真正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时，对生活经验的认识，则大部分来源于报纸、网站的社会新闻或者朋友的道听途说。这些“二手现实”构成了小说的基础，然后余华依靠自己的想象能力和叙事技巧组织成文章。“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这是余华讲一个故事的惯常开场。他常常饶有兴味地讲述一些让他感到惊心动魄的事件，一些“荒诞的”、“不可思议”的“轶事”。评论界认为，正是那种“把对极端经验的精细分析发挥到了最大”的做法，成就了余华的小说世界。对于写作，余华有句名言说，“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舒坦摘编）
●莫言当作家是为了“吃饺子”
上海书展文化讲坛上，莫言告诉读者，他的文学之路是从阅读开始的，“读得多了都有了创作的冲动。”他回忆说，年轻的时候能够看到的书也就是红色小说和古典作品，一开始纯粹是看故事，从来也没想过以后自己也能拿笔写。“那个时候，我认为作家的职业是神圣的、非同小可的。”后来，莫言的一个邻居启发了他当作家的梦想。“那个邻居是个右派，经常向我描述济南一个作家的情形，说那个作家‘腐败’到顿顿吃饺子的程度。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就想，我将来当作家是不是也能过上这么‘腐败’的生活呢？从此，我就梦想当作家。”但是，莫言一开始的写作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我按照‘文革’期间的阅读经验进行克隆，还开始投稿，但每次看到通讯员拿着牛皮大信封退稿就心凉。”终于，1981年5月，莫言的处女作发表了。莫言说，其实他当时的那个作品受到了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来信》的影响，而他后来接二连三地发表的小说也都有蓝本，是借鉴了外国作家的作品。因此，他得出结论，一个人在写作的初级阶段就是应该去大胆地模仿、借鉴。（舒坦摘编）
●李洱曾经冒充格非
据《南方周末》消息，多年以前，李洱和格非等人还在上海华东师大读书。一天晚上，李洱到校门口的小酒馆喝酒。喝高了与几个小混混闹起了拳脚。书生李洱自然敌不过，被打得趴在地下。有行人过来问他，你是谁，住哪里。他大叫，我是格非，我是格非。格非正在校园的小径溜达，有人贴面过来仔细看看他说，你的酒醒了吗？格非不解。那人也不解，说你不是喝醉了被人抬回寝室了吗？格非急忙跑回去，见李洱在他的铺上仰面大睡。第二天早晨，格非问李洱，你为什么要冒充我？李洱说，你名气大，我说是你，他们知道把我往哪里抬。我要说我是李洱，他们一定就不知所以了。（舒坦摘编）
●胡耀邦购买《高山下的花环》送将士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最早投给《解放军文艺》，之后辗转到了《十月》，为著名编辑张守仁一眼相中，刊发于1982年第一期。结果轰动一时，洛阳为之纸贵。中央及各省市报纸争相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刮起了一股“花环”旋风。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74家报纸全文连载，50多家剧团改编上演，最终有9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曾经创下单日180万册的印刷之最，发行量已突破千万大关。之后被拍成电影，更是风靡大江南北，感动亿万观众。在随后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得票遥遥领先，高居榜首。1984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李存葆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宴。10月1日大阅兵之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自费购买了两千册《高山下的花环》，赠送老山前线将士。这个规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舒坦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