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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枢元，男，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生态文艺学研究室负责人，国家人事部命名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艺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诸学科领域有开拓性研究，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1985）、《文艺心理阐释》（1989）、《超越语言》（1990）、《隐匿的城堡》（1995）、《精神守望》（1998）、《生态文艺学》（2000）、《猞猁言说》（2001）等。主编的著作有《文学心理学教程》（1988）、《文学心理学著译丛书》（1988）、《文艺心理学大词典》（2001）、《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2002）等。随笔《生命诗篇》，曾入选上海市高中语文教材。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进步”绝对是一个铁定的褒义词。别人不说，我自己从上小学到读大学乃至参加工作若干年后，关键时刻的自我鉴定上总少不了一句“要求进步”。在我们一些权威的文学史教科书中，“进步”与否也往往成为衡量一位作家、一部作品高下优劣的首要条件。“进步”在我们心目中成了一条不证自明的真理。
       不料想，在世界范围内，在社会高速发展进步若干年后，人们渐渐发现“社会进步”已经连带出太多的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道德问题、生态问题堆积如山，已经让进步举步维艰，很难持续下去。于是“进步”开始成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反思质疑的对象。至于文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也变得比我们以往认定的要复杂得多。
       一个多少有点“吊诡”意味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心渴求“进步”的人们究竟能否获得真正的进步，正有待于我们对“进步”作“退一步”的思考。
       一、进步观念的出身与成型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伯瑞（John B·Bury,1861-1927）于1920年写过一本厚厚的书：《进步的观念》，对“进步观念”的发展史进行了详细梳理。伯瑞本人是信奉“进步论”的，对进步论的家底身世了如指掌、视为珍宝。在他看来，进步论的出现其实很晚，萌生于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在这之前，历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和压倒优势的反而是“退步论”，人类社会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历史观都是倾向于“退步论”的。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相信在人类社会早期曾经存在一个“单纯质朴、天真自在的黄金时代”，而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全是对这个美好时代的背离，历史的发展是人类一再堕落而又力挽堕落的过程，这和《圣经》里表述的历史观也是大体一致的。在我看来，持这种“退步论”历史观的古代圣贤中，显然还应当包括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们，他们的黄金时代是夏禹、商汤、周文王的三代盛世。孔子以“兴灭继绝”为己任，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是先他500年的周公；孟子主张“遵先王之法”，处处以尧舜为楷模。老子、庄子是更加彻底的倒退派，甚至主张“绝圣去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回归到“圣人”之前的素朴浑沌状态，复返于生命之初的婴儿状态。
       彻底摧毁这种“历史退步论”的，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两位先驱人物培根和笛卡儿。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满足人类物质便利和舒适”的工具。笛卡儿则宣告人对于自然的独立地位和支配地位，人的理性是至高无上的，是认识自然、控制自然、开发自然的力量源泉。按照约翰·伯瑞的说法：正是在培根、笛卡儿的“精神氛围中”，“一种关于进步的理论即将成形”。[1]在该书的结尾，伯瑞回顾道：进步观念一直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与理性主义的张扬相关联，也与民主政治的斗争相关联。这种“进步观念”的一个绝对指标是“经济的增长”。因此，长期以来各个国家都是把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快慢得象征，全都相信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收入的逐年递增，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将给国民带来越来越多得幸福。这一进步观念不但在300多年来确保了西方发达国家无可替代的优越地位，确保了资本主义制度最富成效的竞争实力。同时也对经济落后的国家产生了强大的诱惑力和号召力，当年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大跃进”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是出于这种快速进步的愿望，“钢、煤、粮、棉”四大元帅一起“升帐”，十五年内“超英赶美”。
       二、进步论遭遇多方质疑
       从18世纪初算起人类社会高速发展三百年后，人们渐渐发现，这种发展进步带给人间的并非全都是福音，同时还有偏失、灾难、祸患，还有一时看不清楚的恶兆和噩梦。
       20世纪连续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工业文明时代人性的畸变，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库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废墟上，是超高效、大规模的生命毁灭。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却很难看到人性的进步。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域间贫富差异的扩大、民族冲突的升温、恐怖组织的蔓延更增加了人们对进步怀疑的理由。况且还有人提出，即使工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产品的丰富，消费的增多，也并没有使国民个人的幸福感得到相应的提升，在许多方面反而下降了。
       给这种“进步论”更响亮地敲起警钟的，是地球上接踵而至的生态灾难和日益逼近的生态危机。且不说地下的矿藏和地上的物种是有限的，包括空气、水源甚至阳光在内的这些地球资源也都是有限的，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追求无限的发展，岂不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美梦吗？
       “进步论”在走红近三百年后，“进步”的初衷似乎已经大部分落空。在今天的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进步论”渐渐失去了大半信誉，进步论者也已经失去了往昔的气势和风采。
       实际上，“进步论”从产生伊始就不断受到质疑和反思、批评和抵制。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可以看作反对“进步论”的一位旗手，他断定“社会发展是一个巨大错误；人类越是远离纯朴的原始状态，其命运就越是不幸。”在卢梭之后，再次对现代文明进步论发起攻击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本雅明以散发着诗人激情的语言指责：进步的概念在历史的线性进程中使用是一种误用，误用了牛顿物理学的时间观。启蒙的“进步”是对本源的背叛与破坏，因而是盲进，是背离，带给人们的是灾难，是地狱。现代化进程留给历史的只是一座座废墟。他的名言是：“本源就是目标，复归也是救赎。”马尔库塞则用同样尖刻的语言指责道：“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必然结果。”[2]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下，由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决定的社会进步论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神话”。美国生态主义后现代学者格里芬指出：“‘进步的神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假设：一种把过去的绝大部分事物都当作迷信而加以抛弃、并一味地想通过对自然的技术统治来增加人们的物质享受的文化，能够带来一个和平、幸福和道德高尚的世界？果真那样的话，那么，进步的理想也就被证明是一个贬义的神话。”[3]
       有趣的是，启蒙话语中的“进步观念”本来是力求以“科学”为依据的，后来，在科学内部也开始了对于这种“进步观念”的拆解与颠覆。
       在爱因斯坦发现物理学的相对论之后，人们同时也发现“进步”所依托的“时间”，并不是绝对的、直线的、匀称的、无限的。与此相反，新的时间概念却可以是相对的、扭曲的、非匀称的、甚至中止在某一点（黑洞）。爱因斯坦在晚年常发出如此感叹：“人类对于无尽止进步的信心，仅在五十年以前还是那么广泛地流传着，现在却好像已经完全消失了。”[4]
       
       三、退步论文学也是优秀文学
       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中对19世纪在欧洲占据主流地位的浪漫主义文学曾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一方面，对于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进程来说，它们无疑是“消极的”、“后退的”甚至是“反动的”；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优秀的、精美动人的，“浪漫主义曾经几乎在每个文学部门使风格赋有新的活力，曾经在艺术范围内带来了从未梦想过的题材”[5]。对于这一看似矛盾的判断，勃兰兑斯在他的书中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就这一话题“接着说”下去的，是浪漫主义策源地德国的两位思想家本雅明和马尔库塞。此时，两次世界大战相继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关于现代社会进程的反思也由此正式拉开大幕。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文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美学法则”与“工业社会法则”的格格不入。比如，关于“自然”的美学地位，在本雅明看来，“自然美学是艺术美学的基础”，工业化的自然是对自然美的破坏，其特征是一元化文化的乏味和一切自然人文历史语境的丧失，因此它抵牾美学体验。荒野的自然产生了崇高美，而工业化的原则把自然变成了一片美学的荒原。过了若干年后，本雅明的这一论断在美国生态批评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得到了确证。马尔库塞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现实，他认为，十九世纪以来，大多数文学艺术家尤其是那些浪漫主义诗人，都对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日益加剧的机械化、市场化持批判立场，因为“工业化和机械化是一个对精神价值毁灭和使之边缘化的进程。”正如华兹华斯在他的诗篇中吟咏的：这个伟大的民族已被什么东西控驭，宝剑换成了账簿，教育在追逐财富，高尚情思日渐衰微，蝇营狗苟，心劳日拙，这世界真叫人难以思忖，“苍天！我宁愿做一吮吸陈旧教条的异教徒！”于是，这些人为了捍卫他们的社会理想与艺术理想，不得不与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工具理性全面决裂，并因此背上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坏名声。
       随着工业社会种种危机的日益呈现，文学对现代社会进步论的抵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评判，就越来越显示出其“积极性”、“革命性”与“超越性”的一面。在本雅明看来，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此相反，这种单一的进步力量更像从天堂里逆向吹来的“一场风暴”，“它以进步的名义把堕落后的人类带向离天堂越来越远的去处，风暴所经之地留下的是一片废墟——现代性的废墟。”[6]在他看来，真正的进步观念首先是一种批判意识，而在这种批判中，对于往昔的回忆，对于前资本主义文化的怀恋，即那些被斥责为落后倒退的“返乡”意识，恰恰可以成为“为将来战斗的武器”。马尔库塞同样强调，“真正的乌托邦植根于对于过去的记取中”，“艺术遵从的法则，不是去听从现存现实原则的法则，而是否定现存的法则”，这种否定既是对现实原则的扬弃，也是对它的超越。一旦对过去的追忆成为变革现实的“始发力量”，这种浪漫主义的追忆也就拥有了革命的含义。[7]
       本雅明、马尔库塞都是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曾经被人加上“反动”恶谥的“浪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不矛盾，起码与他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
       四、中国现代文坛的悲剧
       现代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是一种与启蒙运动的思维定向、价值取向唱反调的文学，一种与方兴未艾的现代工业社会反其道而行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思想倾向是：重精神，轻物质；重情感，轻理智；厌恶工业文明，珍惜生存的诗意；崇尚自然心灵，敌视现代科技；背对现实，追忆往昔；热衷于回归乡土、回归民间、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其作品的情调往往是悲悯的、感伤的，且多采取想象的、夸张的、幻化的乃至神秘的创作方法。如果为其绘制一张大致的谱系，从欧洲的卢梭、荷尔德林、施莱格尔、华兹华斯、科勒律治、雪莱、雨果、乔治桑、梅里美、罗曼·罗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美国的梭罗、惠特曼、哈代，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都是这一队伍的“中坚分子”。至于晚近一些被冠以“现代派”、“先锋派”的各色作家，如艾略特、里尔克、卡夫卡、普鲁斯特、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似乎也都不难寻出他们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血缘关系。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欧洲要迟到近200年，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系统传播，已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了。与西方一样，中国现代化运动一开始，便也受到思想界、文化界一些人程度不同的怀疑、反对和抵制。至于文学创作界的代表人物，则可以推举出废名（冯文炳）、郁达夫、沈从文。遗憾的是这些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得到的评价往往是一贬再贬，远不如他们的欧洲同类。
       就文学创作而言，在对抗现代化浪潮中立场最为显著、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沈从文，而他的命运也就因此更加悲惨。
       与欧洲文坛不同，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进步论”始终占据着压倒优势。在国内一些长期使用的权威教科书中，“进步”还是“落后”，“前进”还是“退步”，不但拥有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含义，也成了衡量文学成就的绝对尺度。要想进入优秀文学、优秀作家的行列，首先必须获得“进步文学”、“进步作家”的证书，否则，创作的权利也可能不复存在。
       西方的“退步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进入中国之后当即受到误解、贬抑、阉割，进而被改造成进步的浪漫主义、积极的浪漫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与此同时，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却被认作“落后文学”、“退步文学”甚至“反动文学”，加以排斥乃至封杀。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与十九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相似，而与“五四”时代盛行的启蒙理性、科学精神相背离，起码表现在这样四个方面：（一）挑剔现代进步，留恋往昔的“抒情诗气氛”。（二）守望农业文明，耻与现代都市人为伍。（三）沉湎田园视景，钟情于山野自然。（四）追思往古神圣，呼唤原始野性。仅仅由于这四个方面，与那个时代的“进步作家”相比，沈从文无疑是一位“保守”的、“落后”的、“退步”的、甚至多少有些“反动”的作家。当时，他就不断受到一些左翼批评家的指责。其中固然也存在着某些“政见”的不同，主要还是由于对“社会发展进步”所持的立场、态度不同，应该属于文学观念的歧异。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随着中国革命浪潮的日益高涨，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重，“进步”还是“退步”几乎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此时，郭沫若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上的一篇文章《斥反动文艺》，不容置疑地把沈从文定性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作家，其作品是“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的”“最反动的文艺”，这等于宣判了沈从文文学生命的死刑。[8]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沈从文先是精神崩溃，后是自杀未成，从此，被中国文坛放逐，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中，沈从文一直被冷落，被当作文学史上一个保守、愚昧、落后、倒退的典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门大开，海外关于沈从文研究的成果大量涌来。对沈从文文学成就研究的成果之多、评价之高，一时间颇让国内学界目瞪口呆：“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完全可以与华兹华斯、福楼拜、普鲁斯特、福克纳并列”。若不是去世，沈从文还几乎成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沈从文去世后，他的身价在国内文坛也开始迅速飙升，在一些民间的“排行榜”上，常常紧挨着鲁迅被排在第二把交椅，由受尽众人践踏的遗民一跃成为众人膜拜的大师。对于这一世界罕见的、近于荒谬的文坛公案，中国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艺政策、文学史书写是否也该做出一些更深刻的反思呢？
       
       五、重议文学的社会功用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文学的社会作用”这样一些传统话题上来。对于这两个已经遗落在当下文学理论视野之外的“陈旧话题”，其实没有人能做出截然否定的回答。
       纵观人类社会近300年的现代史，显然并非总是“直线进步”、“普遍进步”的。应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作为整体性的存在有得有失。得到的是物质上的富裕和享乐，失去的是精神上的高尚与丰满；得到的是一个捷便的人造生存空间，失去的是清新美好的自然，同时失去的还有生活中的诗意与宁静平和的心态。目前这种“进步”仍在“提速”，并在“全球化”的名义下以更快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蔓延，即使希望减缓一些速度也不能够。英国当代享有盛誉的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将这样一个我们深陷其中的社会命名为“失控的世界”，高效益伴随着高风险，最终的结果全都无法预料。他说“现代社会变成了一头难以驾驭的猛兽”，这一切全都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9]至于是关于现代社会的设计有误，还是操作有误，也还没有人能说个清楚明白。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证实文学家们是否“如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是否“积极”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作用了呢？
       以西方的社会发展史为鉴，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为鉴，反思文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重估“退步论”文学的社会功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对于一个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说，发展和进步的诉求有着充分理由。当今世界上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越是对发展进步充满了渴望，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落后就要挨打。而且因为落后，以前已经挨了许多打。这个世界并不公平，也不仁慈，并且常常是只讲实力、只讲势利，而不讲道义的。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看到，尽管制度不同，工业化、城市化、高科技化、全球市场化带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问题往往是相似的。因拉尼娜现象在中国南方引发的雪灾和严寒就是一个现实的教训。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差不多已经成了限制发展规模、减缓发展速度的一道无可回避的门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都是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退一步”、“慢一点”常常是必要的，适当的退缩才能够保证生态安全。只知进不知退有时会产生十分危险的后果。
       据经济界人士指出：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信贷增长过快、进出口贸易增长过快、股市楼市两大资产的泡沫加大、居民消费价格再创新高……似乎一切都在增长加快，风险也就随之而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尤其当这个社会在高速运转或深度转型的时候。半个世纪前中国的那场“大跃进”因为不允许“促退派”的存在，不允许有人给“大跃进”泼冷水，结果给神州大地招致来惨祸，仅仅两年过后中华民族便为此付出了百万条人命的代价。
       社会制衡可以依靠不同的措施和手段。而文学艺术的制衡作用由于其自身的属性往往被忽视了。
       文学艺术的社会制衡作用较之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军事的制衡要“柔弱”得多，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意向上、情感和想象上的制衡。它没有行政命令的威严，没有经济制裁的刚硬，更没有军事打击的严酷。用沈从文的话说，那只是一种书呆子式“即景生情”，某种个人情绪的排遣。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当回事，也可以不当回事，一切都是自发的，自由的，自然的。对于文学家自己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心理调节，对于喜欢它的读者来说，自然也会受到情绪上的感染，情绪上的沆瀣一气，从而化作一种心理意向、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温情、柔弱而又柔韧的力量，从而对社会的进程发生某些微妙的影响。这种情绪与精神上的制衡虽然柔弱，却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对一个民族的健康成长发挥不可替代与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在我先前的一些文章中将之称为“文学艺术恢宏的弱效应”。老子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第七十八章）欧洲的浪漫主义者似乎也通晓这种说法，华兹华斯曾把诗人比作幼弱的儿童和痴迷的恋人，但“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赤子之心可以贯穿颗颗生命之珠。”
       在中国传统哲学或美学思想中，“退”与“进”、“高”与“下”、“反”与“正”、“柔弱”与“刚强”，远不是那么非此即彼、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前后相随”、“高下相倾”、“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用一句时髦的话表述，这看似对立的二者，实际上总是如影随形、相克相生、互为“主体”、互为“他者”的，从来不会让其中一个“吃掉”另一个。
       退一步有时也是为了超越，汉学家史华慈对英文“超越”（Transcendence）一词，解释为“退后一步，往远处瞭望”（A kind of 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他说这也是一个反思与批判的过程，往往能够开拓出新的视野。[10]由此看来，我们大可不必再那么忌讳谈论“退步”了吧。
       注释：
       [1]【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6页。
       [2]【德】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三联书店1989版，第19页。
       [3]【美】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版，第25页。
       [4]【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版，第325页。
       [5]同上书，第五卷，第440页。
       [6]郭军等编：《论瓦尔特本雅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57页。
       [7]参见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三联书店1989版，第256页。
       [8]同上书，第289，297页。
       [9]【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版，第133页。
       [10]参见上书，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