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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当中，“性别”是每一个踏足文学研究的学者无法回避的话题，在文艺观念历史变迁当中，对于“性别”的研究是很值得联系研究，进一步拓展的。
       女性主义文论在20世纪60、70年代就诞生并兴起了，1970年美国凯特·米勒的《性政治》的出版就是女性主义文论兴起的标志。米勒从诸多方面对眼前的父权制社会进行了考察，并以大量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在当今的社会中，性别的差异实质是一种政治差异、压迫，是后天文化作用的结果。作者选取文学文本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集中剖析了在劳伦斯、亨利·米勒等四位作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性别权力关系。她从女性的视角对四位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分析，清算出了文学中男性的“暴政”，其重要性在于首次引入了一个女性阅读的视角，“我们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从前，我们，男人们，女人们和博士们，都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因此凯特·米勒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任务在于披露性别歧视，以使作者和作品从父权制意识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性政治》出版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使人们真正地意识到了“性别”问题在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状态和可能性。人们开始去回顾女性自我关照的历史。其实早在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就已经体现出非常鲜明的女性意识。这本书的中心议题是：“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房子”。在她这里，“钱”和“一间房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较为低下的经济地位，以及“法律和习俗”都限制了女性受教育。即使到了19世纪，中产阶级的女性无须为生计奔波，然而女人仍然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除了中产阶级客厅的场景以外，其他所有经验的大门都是关闭的。……甚至连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习俗的严格限制。”此外，父权制下的文化标准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女性长期在父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性的东西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所以社会才会只存在一种价值标准——即男性价值标准。伍尔夫将这种完全把男性标准内化为自身要求的女性称为“房间里的天使”。这些“天使”自觉接受了男人所强加于她的低人一等的观念，也形成了一种阻碍自身创造力也阻碍其他女性进行创造的“反面本能”。因此，杀死“房间里的天使”成了一个女作家必须做的事。
       不仅如此，伍尔夫还在这本书中提到了一直为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争论不休的“双性同体”的观点。她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景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只有半雌半雄的脑子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与此同时，伍尔夫又认为无论从题材还是从语言风格上看，女性都有着不同于男性同行的特征：“无论是男是女，只要看一看开头的几句就足以判断。”但她认为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差异而扬此抑彼，批评家也不能因为题材的不同就说奥斯汀一定没有托尔斯泰重要。她认为对女性来说，能够忠实写出自己的经验就是女性作家最大的成功，而且女性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因为她们要表达的生活体验与男性作家截然不同，无法从男性作家那里寻找到现成的语句。
       1944年，西蒙·德·波伏娃出版了被后来女性主义者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的著作《第二性》，通过对妇女从童年至老年的实际生活经历，解说她们身心发展过程，研究她们的共同处境。我们可以用“男人”一词表示人类，但“女人”一词却不能。“她(女人)的定义和差异是参照男人来决定的，但是男人的定义却并不以她为参照。”。她认为，并不存在先验的“女性气质”，“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论，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波伏娃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的人，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往往是后天由社会塑造的。女性主义者要想打破父权制的压迫，就必须走出这种边缘性的位置，建立起女性自己的意识标准和理论。总的说来，伍尔夫与波伏娃两个人在思想观念和批评实践上都为女性主义文论的发展扫清道路。
       女性主义文论和批评大体上分为英美派和法国派。英美派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包括凯特·米勒，她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是致力于努力发掘，寻找女性自身的文学传统，并给予重新评价，以建立起女性独立的文学史，从而摆脱父权中心话语的压抑。继凯特·米勒之后伊莱恩·肖瓦尔特在1977年出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描述了从勃朗特时代起一直到当今的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传统，从而发掘出过去长期被湮没的英国女性创作事实。这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女性也有自己的不间断的传统，同时，肖瓦尔特把这种女性文学传统看作一种“文学的亚文化群”，并根据亚文化的共性，将女性作家的创作分为阴柔性阶段，又称女人气阶段(1840-1880，模仿主流传统)，女权主义阶段(1880-1920，反抗主流传统的价值、标准，争取自己独立价值与权利)，女性阶段(1920年以来，摆脱依赖对立面而转向内心，自我发现)三个阶段。而对于最后一个阶段，肖瓦尔特还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她从这种女性亚文化视角，研究了女性创作中的特有的主题、形象、文体、文化实践和历史选择等。这些研究显示出女性主义批评进入了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并深入到了“性别诗学”的研究。
       与英美派不同的是，法国派女性主义批评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拉康的解构化的精神分析理论，因此显得更加关注女性写作的语言和文本，也更多地体现出了解构主义的特色。她们拒绝形而上的男女两分法，主张消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朱莉亚·克莉斯蒂娃着重从语言上、文化上分析女性被压抑，被排斥的现实。她认为，不应该也不可能界定女人。要界定女人实际是把女人当物看，而且女性这种不可界定的边缘地位，模糊了男女的明确界限，也就具有了消解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特殊意义。其次，克莉斯蒂娃还提出了一种对男性中心具有颠覆性的符号学。她认为，符号学产生于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女性密切相关；符号学不是取代象征秩序，而是隐匿于象征语言内部，组成了语言的异质、分裂的层面，颠覆并超越了象征秩序。这也正如同女性既处于男性社会内部又遭到其排斥，从而模糊了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界限而产生颠覆父权制社会的作用。而另一学者埃莱娜·西苏为了消解这种顽固的二元对立，则提出了“躯体写作”的口号。这与男性写作完全不同，因为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西苏还进一步指出，女性写作有其独特的、区别于男权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秩序和等级，是反理性的、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语言，然而它又并不完全排斥男性话语。因为在西苏看来，女性是具有无限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的新的双性同体，这种双性同体的女性能通过消解男女差异来解构男女二元对立，还能用女性语言打乱男性话语的秩序。西苏的理论具有颠覆与批判男权中心话语、发展女性自身文化的现实意义，但把女性意识的解放建立在语言和写作活动上，毕竟只是一种女性的乌托邦式的想象。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性别话语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动态过程，我们可以得知，性别话题的研究能够让人们以崭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的本质和归属，进而从文学的相关研究当中更加清晰地认识人性、社会和历史。当然西方女性主义也可能有着偏颇和某些误障，因此我们需要继续以批判性的眼光来思考和分析文艺理论中出现的性别问题。
       参考文献:
       [1]凯特·米勒著，宋文伟译，《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
       [3]西蒙·德·波伏娃著，李强译，《第二性》，西苑出版社，2004。
       [4]埃莱娜·西苏，黄晓红译，《美杜莎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别蓉，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影叙事理论与文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