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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的价值早有定论。柳青本人在谈到《创业史》创作初衷时，说是想通过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一个名叫下堡乡的小村庄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来弄清楚“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1]之后，冯牧、邵荃麟、严家炎等诸多名家均对小说中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蛤蟆滩上“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和姚士杰等等人物形象作了公允的分析。这些都是男性农民，那么女农民呢？半个世纪后，当回顾这一经典时，却又能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为什么几乎没人去探讨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呢？笔者通过阅读作品，发现这部经典中的女性人物的塑造着墨是很重的，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对丰满这部作品的贡献很大。她们的出现不仅使那些政治事件的图解式的话语不再显得干巴巴，而且对其他人物的塑造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另外，分析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对于认识建国初期我国农村女性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历程也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以下，本文试图对小说中出现的秀兰、改霞、素芳、翠娥四个女性形象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爱情弱者的符号：翠娥与素芳
       翠娥这个人物在《创业史》中正面出现得并不多，集中于第十章、第十八章中。但是关于她的风流韵事，几乎人尽皆知。在下堡乡，她是一个有伤风化的女人，常被村里人背后唾弃并当作教育人的反面材料，然而奇怪的是，她却相安无事地生活在这个小地方，并可让她做些“倚门等候”事情。小说写了这个人物，依我看来，作者并非想去揭示从旧社会过来的这个女性的可怜从而投射出同情的眼光。相反，翠娥的存在，却暗示了下堡乡民风的另一阴暗面与人性的弱点，这也许带有恒常性的意味。如果仅仅把翠娥当作富农姚士杰罪恶的陪衬，这显然是不够的。
       翠娥是前国民党下士、兵痞、二流子白占魁的老婆。她的生存环境是可悲与险恶的。丈夫明知道姚士杰与自己老婆有染，却不以为耻，竟然利用老婆与姚士杰的旧情，利用老婆的肉体，换取他的生存所需。小说这里通过白占魁与姚士杰的对话，留下了一个叙事空白。翠娥与姚士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翠娥到底是如何的一个女人？读者都有可能去作初步的想象。如果说“性”是女人独特的资本与政治的话，那么翠娥是在充分地堂而皇之地利用着它。如果说她是肮脏的，那么从另一面却反衬出与他接触的众多男人的龌龊。她是“显”的，男人是“隐”的。然而对于读者的阅读来说，显与隐只是相对的，有时是完全可以置换的。她只是一个弱者，是供男人玩弄的对象，这也正是她能够存在的理由，因为男人们虽厌弃她却同时需要她。这正是一种性政治的不公与倾斜。她深知这一点，于是她也在利用这一点，弱者也有弱者的“智慧”。在第十八章中有这么一段：
       她吃着姚士杰的大米，回味着三年前被姚士杰强壮的臂膀使劲搂着的滋味，她浑身舒服难耐。在全部蛤蟆滩、下堡村和黄堡镇同她发生过关系的男人里头，只有姚士杰真正对她有一股不可抗拒的男性诱惑力。她情愿将她卑贱的身子，让姚士杰爱怎样摆弄就怎样摆弄，她只要讨得这个富有的强人的欢喜，她就心满意足了。而对其他想从她身上寻找异性温暖的粗鲁单身汉庄稼人，她摆出一副施舍者的神气，欺凌他们，玩弄他们，惹他们难受得睡不着觉。他们失望吧？不来往好了。他们同她的关系都是非常短暂的，世上只有两个男人长期占着她的心，一个是前国民党军的穷下士白占魁，另一个是坐地虎姚士杰，他们都是强人。她认为：世上只有强人才有胆量，才敢冒险，才可亲可爱，值得她倚门等候……[2]
       作者在这里采用全知叙述，把翠娥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使读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心思也变得十分复杂起来。她既有正常人所需要的性与爱的本能，又有由此滋生的报复他人而玩世不恭的丑恶的一面。白占魁与姚士杰是暴力与财富的符号，一个是兵痞，一个是富农，她需要的也许就是这两道“护身符”。对于这样一个女人，生存如此不易，爱情又从何谈起？当她想再次勾引姚士杰时，她面临的必然是“酸溜溜”、“失望”与“放弃”了。与其说姚士杰不敢与她勾搭，怕冯有万把他绑起来，不如说那个富农早已把阴险的目光盯紧了素芳。
       如果说翠娥是一个堕落与麻木了的农村荡妇的话，那么素芳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女人。爹爹抽大烟，妈妈与叔叔私通，她十六岁被一个流氓引诱并怀孕，最后“噙着眼泪”嫁给蛤蟆滩王瞎子的傻大个儿子拴拴，过着被公公打骂，与丈夫不和谐不快乐的生活。爱情干涸的她并不是没有产生过希望，她一度那么想和梁生宝好，而且爱得那么纯洁，那么热烈。她为生宝织了一双毛袜子，在“一个黝黑的夜晚”瞅机会送给生宝，她这样热烈地传达着她的爱意，而生宝“冒了火”，并“申斥”她。于是，素芳的爱情夭折了。“从此，素芳恨生宝了，恨的程度比当初爱的程度还强烈”。
       一个少女，一个曾经不懂爱并遭遇到不幸直到如今的少妇，她渴望着爱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她的独特经历，与性有关的遭遇，使她更为早熟，更希冀能给她带来快乐的男人之爱。“她是多么不满足于仅仅做拴拴生娃子的工具啊！和拴拴在一起的淡漠无情，没有乐趣，使素芳感到多少委屈啊。”柳青在当时那种语境之下，能刻画出这个农村少妇的形象，能说出如此民主与充满人情味的话，不能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
       然而，素芳最终落入富农姚士杰的圈套，被他诱奸而甘于投入他的怀抱，这是多种合力的结果。她虽然内心矛盾，但总的来说，她还是乐意的。多种因素，使得这个可怜的女人，在极度缺少爱情滋润的情况下，最终带着一种报复心做了性的奴隶与畸形爱情的祭品。她一步一步走到后来，有着一个必然的过程。
       素芳对娘和叔叔的关系感到神秘。聪明的幼小心灵渐渐地发现了：叔叔一来，娘准打发她到前街爹的菜摊上去。人从会说话的时候开始，就有了好奇心。终于小素芳发现她离开以后娘和叔叔做什么了。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是每个人最先崇拜的人。娘的心性的气质，采取一切方式，进入儿女的意识中去。……[3]
       就这样，素芳接受了少女幼小时期的性启蒙。性，在素芳的精神世界中，已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不可收拾。后来素芳十六岁时被一个饭铺堂倌引诱怀孕。在娘的怂恿之下，才嫁给拴拴。性早熟的她，不满足于愚笨的拴拴。她很快就看见生宝的可爱之处，于是将爱情寄托在他身上并编织着“她的美梦”。她的内心是如此地不安份，“她庆幸：她将和可爱的生宝相好一辈子，而让拴拴和生宝媳妇作他们最理想的掩护。”虽然如此，她的爱情仍然算得上是纯洁的，她的母亲教会了她如何私通，她没有觉得这是可耻的事。平心而论，不能说素芳是个风流女子，她只是在追求她应有的快乐，这是合乎人性的。生宝的断然拒绝，一下子把她推到了绝望的深渊。
       当公公势利地同意她去堂姑父姚士杰家做月子保姆的时候，她下意识地打扮自己。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她这是一种性的期待，一旦离开让她压抑的家，她的内心就活跃起来了。对姚士杰的风流与公公无意的暗示，加上她对公公的一种莫名的心理反抗，潜意识中她对姚士杰怀着性恐惧的心理。素芳想起自己凄凉的人生，空虚落寞至极！正是这样一个女人，被姚士杰看穿了。以至于他有恃无恐地占有了素芳。她在一开始时还怕“俺姑”知道而有所惧怕，并且一时心想：他怎么还不如在场的禽兽呢？但是后来，“素芳已经不再是被动的、勉强的和害怕的了。对于素芳，和另外的男人可以在一块一回，为什么不可以一百回？”她的灵魂找到了理由，寂寞的心灵暂时找到了归宿。以至于最后，“她感谢堂姑父给她的温存，使她的生活有了乐趣。”从她拒绝姚士杰给的五块钱这一情节中，对素芳的自欺欺人的性格就不需要再去作更多的渲染了。她爱情破灭后仍然有性的欲求，但读者不得不慨叹她的可悲。
       
       二、阳光下的纯情：秀兰与改霞
       秀兰是梁三老汉19岁的闺女，在她七岁时就由梁三老汉订亲给了杨家的儿子杨明山。然而杨明山在解放那年就参了军，50年他参加志愿军赴朝抗美时秀兰才十六岁，从而杨明山在整个小说中都未正面出现。对于这一对包办婚姻青年男女的样本，叙述的天平就完全倾斜到秀兰一人身上，也只有通过秀兰的死心不改的对英雄的真心相许，来完成这一类爱情故事的想象。
       与其说是她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不如说是对英雄的心灵安慰与补偿。秀兰与杨明山之间，要说有多少美丽的爱情可言，那只是一种苍白的牵强，他们的相识交往与以后的结合，仅仅是从旧社会带到新社会开花结果的产物。这部小说除了以为人所称道的新中国的建设为主干来作为叙事基调之外，对当时女性的爱情婚姻与生存状况也有一个基本的概貌。小说中所涉及的四个女性人物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类型。秀兰在小说中虽然着墨不多，也未必是作者所喜爱的，但是社会的大环境确定了秀兰具有最为广泛的代表性。
       作者明显感觉到，如果叫他去讴歌这类“伟大的高尚的爱情”，他是缺乏生活基础的，但他做出了另一种努力与求解。首先是秀兰的身世与杨明山的英勇无畏。这其中有一种内在的因果联系。秀兰与杨明山的结合或可能存在的爱情带有一种互向性的献身精神，而不仅仅是一种对英雄的简单的崇拜。这只是一个时代“共名”的具体表现。接着，为了避免这种“爱情”的扁平化与概念化的倾向，作者有意让秀兰的心理出现一些波折。当所有同学都满怀兴趣地抢着要看秀兰未婚女婿的相片时，秀兰是无限羞涩与甜蜜的。但是，周围的人看到杨明山不好看的脸时都显示出了失望之情，他人对英雄想象的落差大大打击了秀兰的自尊心。秀兰为杨明山辩驳：“人家的脸，是给凝固汽油弹烧的……”。从而，最终完成了对杨明山的归属感。周围人的光看外表与秀兰的对英雄的崇拜与纯洁内心形成一种鲜明反差，这不仅是作者反衬人物所用的一种手法，相反，作者想告诉读者一个事实，人们对英雄的想象已渐渐模糊。这也许是作者欲借秀兰这个人物的“爱情”来填补如此隐忧。即使如此，作者对这种爱情的态度是持一种保留态度的，通过改霞与秀兰的心理也反映出了作者内心的一种矛盾性。
       改霞心中思量：一个闺女家，可以拿一切行动表现自己爱国和要求进步，就是不能拿一生只有一回的闺女爱，随便许人。在改霞思想上：不管他男方是什么英雄或者模范，还要自己从心里喜欢，待在一块心顺、快乐和满意。[4]
       当下作家艾伟有部长篇小说《爱人同志》，其中女主人公张小影也是因崇拜战争英雄刘亚军而产生“爱情”并走入婚姻的。但这种爱情却在无尽的人性与现实的纠缠中最终走向了终结。这难道是同一则寓言的延伸？是对秀兰爱情结局的一种无谓的嫁接？我们当然不能做出如此不合时宜的假设。文学与人性是无限期的，也许文学与人性更具时代性。
       历来论者都把重点研究对象放在梁生宝、梁三老汉及“三大能人”身上，殊不料，作者下笔最重的人物却是徐改霞。这可以说是一个事实。整部《创业史》（第一部）三十章加上一个结局，改霞在十二章与结局中频频出现，而且篇幅颇大，叙述精细。尤其在结局中没有让梁生宝与改霞结合，这是颇含意味的。笔者甚至认为作者最喜爱的人物应该是改霞，改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者的代言人。
       《创业史》（第一部）有两条主线，一正一侧平行推进。一条是梁生宝带领乡亲们搞好互助组的工作并获得成功；另一条是梁生宝与改霞若即若离的爱情历程。前者合乎时代节拍，为人所称道；后者暗合人情悲欢，令人唏嘘。改霞的爱情有其特殊的一面，在那个时代确实少见。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一新中国的新女性形象更具意味，更带有作家的独创性。
       改霞是官渠岸徐寡妇的三姑娘，21岁，在读下堡小学三年级，并且是团支部委员。“这徐改霞，她爹活着的时候，把她订亲给山根底下的周村。解放那年，人家要娶亲；她推说不够年龄，不嫁。等到年龄够了，她又拿包办婚姻作理由不去，一直抗到二十一岁。不久以前，在政府贯彻法的声浪中，终于解除了婚约。”改霞的一出场，就让人惊叹。其中的隐情是，她爱上了梁生宝。她想追求真正的爱情。作者是十分赞赏这样一个姑娘的。这才像一个新中国的女性！可是村长郭振山的第一次“教导”，使改霞的心理产生了第一次矛盾。对比着富裕中农的儿子永茂的“骚情”与入不了党的孙水嘴的嬉皮纠缠，又想起郭振山对生宝事业的冷淡，她心里难受。她本来想试一下生宝的心，说想考国棉三厂征求生宝的意见，她本意是想叫生宝留住她，可是女孩子的真情被生宝误解了。黄堡镇稻草庵与生宝的一席交谈，让改霞又急又气。有意思的是，作者写到这时，竟然不由自主地感叹起来：“他从田间小道踏上了马路，扯开大步走了。唉！”小说中的人物似乎都活了起来，由不得作者去安排了。
       “改霞已经是决心要跟生宝过了。这一点，现在，什么人也不能改变了。”这个时候，她认定了生宝是英雄，并且肯定：“生宝的心思全花在党交给他的事业上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她一连五夜等待着与生宝交谈的机会，她与生宝进行了黑夜中的最决定性的一次交谈与亲密接触。作者似乎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甜蜜相会，于是特别写得情意切切，越是如此，作者越是能与读者一起慨叹这一对人儿的分手。
       她的两只长睫毛的大眼睛一闭，做出一种公然挑逗的样子。然后，她把身子靠得离生宝更贴近些……生宝的心，这时已经被爱情的热火融化成水了。……
       ……
       女人呀！女人呀！即使是不识字的闺女，在爱情生活上都是非常细心的；而男人们一般都比较粗心。
       生宝在这一霎时，他真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这个对自己倾心相爱的闺女搂在怀中，亲她的嘴，但他没有这样做。第一次亲吻一个女人，这对任何正直的人，都是一件人生重大的事情啊！
       共产党员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5]
       什么都无需说了！注定发不了芽开不了花的爱情就这样原原本本地摊在了读者的眼前。生宝后来的“严肃”与为了革命工作将恋爱的时间推迟至秋后的要求，让“夜幕遮盖着可怜的闺女”。于是，“改霞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两个强性子结亲，是不是能好！”这似乎是一种宿命，美丽的一对鸟雀在耀眼的阳光下打了几个漂亮的转转后最终分开飞走了。其中原因，似乎不言而喻罢。虽然作者在结局部分禁不住站出来发了大段的议论，然而我们想到的似乎是别的原因。留给生宝的是无尽的遗憾与故作的镇静。虽然区委书记王佐民说“改霞有点浮，不像生宝那样踏实；恋爱是富于幻想的，而结婚则比较具体和实际”，但这永远不可能成为生宝爱情失败的止痛剂。
       对经典作品的阐释，确实有多种视角的可能性。时代共名的开掘只是其中的一种。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也自然有一定的价值。毕竟这是一部经典的作品，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关注并比较那个年代的女性人物命运与爱情，难道就没有文学与社会学上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正如改霞与生宝的爱情，同时也能让人想起古华《芙蓉镇》里的胡玉音与秦书田之间的爱情来。在狂欢与太耀眼的“阳光”之下，爱情的声音与亮色不可能不遭遇到被淹没与遮蔽的命运，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从大一点上来说，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模式之所以大致如此，之所以爱情发不了芽，原因也缘于此。而在苦难之下、在不被人注意的民间的角落，也许能生长出相濡以沫、意味深长的爱情之树。究其原因，两相艰难的日子会形成一种爱情的合力；而那种一味追求阳光与崇高的姿态的爱情，无疑潜隐着一股难以摆脱的无形的解构力。
       可贵的是，对于“十七年”文学有不少独具慧眼的评析，比如李遇春对改霞“恋父”的心理分析就是一种宝贵的探索。[6]但，这已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
       注释：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页。
       [2]柳青：《创业史》（第一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3]同上，第314页。
       [4]同上，第274-275页。
       [5]同上，第463页。
       [6]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中评价与人文阐释》[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6-307页李遇春的文章《“十七年”文学中文化“恋父”心理分析——以〈青春之歌〉、〈创业史〉和〈艳阳天〉为中心》。
       周航，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文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