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十七年里，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小说领域，其成就主要来自现实生活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这两类创作中，塑造了大量的工农兵新人形象，表达了对新生政权的赞颂之情。在这为数众多的人物画廊里，以男性形象居多，但也有一部分女性形象引人注目。由于“十七年”的文学规范对“中间人物”的排斥，因此可以把这些女性形象分成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加以探讨。
一、正面女性形象
这一时期的小说塑造了大量正面女性形象，有些形象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比如林道静、李双双。不过，这些女性形象在本质上是有一些差异的。大体上，“十七年”小说中的正面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新女性形象
建国后，新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新时代新生活培育了一大批新人，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催生了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女性形象。与二三十年代“五四”新文学里的“新女性”大多表现为具有叛逆精神、追求个性与自我意识觉醒的特点不同，建国后涌现出来的新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政治、经济地位。借助于新社会的妇女解放的倡导，她们从家庭走向社会，撑起了“半边天”，为新中国的建设奉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自身也获得了较大发展。正如孟悦、戴锦华所指出的：“解放区的妇女解放与五四时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第一次从政治、经济而不从文化心理角度肯定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男人一样的经济权力和政治——社会价值。从鼓励妇女离开锅台下田劳动、男女同工同酬，到提倡婚姻恋爱自由乃至妇女工作协会及各项妇女工作机构的确立，男女平等成了解放区新的社会总体秩序的一部分，成为一种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化或不如说制度性的男女平等关系中，产生了我们今天女性的生存方式。”[1]而承继了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十七年”文学，基本上也贯彻了这种由制度化加以保障的男女平等精神。因此，在很多作家笔下，我们能够找到大量获得了“解放”后的女性。
解放后，赵树理塑造了一系列新女性形象，如孟祥英、金桂、小芹、艾艾、燕燕、高秀兰、范灵芝等。这些女性，或者经历了从被压迫者成为社会主人翁的翻身过程，或者已是翻了身的媳妇、自由的女儿。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和生活中，她们大多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孟祥英翻身》里的孟祥英，从前是个孤苦的媳妇，解放后，她担任了村里的妇救会主任，不仅自己获得了解放，还带领村里的妇女们反对丈夫、婆婆的打骂，提倡放脚，并能和男人一样干活。她得到了村中妇女的爱戴，也获得了精神上的自信。可以说，是新制度的支持让她敢于反抗以夫权为代表的男权文化。《登记》里的艾艾和燕燕能认识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婚姻的不合理，并用自己的智慧争取到了美满的婚姻。当然，在这场斗争中，新中国《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传家宝》里的金桂是村里妇救会主席和劳动英雄，在家里她敢于与婆婆对抗，在村里她也可以自由活动。通过这些女性生活的变化，作者要表明的是，中国妇女能和男子一样在经济上独立、在社会上享有公民的权利、在法律面前受到保障，都是新政权赋予的，这样从一个侧面完成了对新中国的讴歌。
与赵树理一样，很多作家都显示了类似的写作倾向。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白朗《为了幸福的明天》里的邵玉梅，还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里的张腊月、吴淑兰，《黑凤》里的黑凤，以及柳青《创业史》里的徐改霞等等。这些解放了的新女性在社会上个个精明能干、信心十足；在家庭里，她们虽大都不喜家务但在家里的地位由于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变得十分重要。
2、女英雄形象
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则活跃着一批机智勇敢的女英雄。《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红豆》里的江玫、《关大妇》里的关大妈、《红旗谱》里的春兰和严萍、《苦菜花》里的娟子都是这类形象。
林道静是《青春之歌》的叙事线索，也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说讲述了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最初的林道静，因为反抗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离家后想独立谋生却不能，幻想破灭后欲投海自杀又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余永泽救起。余很有才华，一度令林道静十分倾心，把他看成了心目中的偶像、爱人。然而他身上不合时宜的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思想和行为，使他在林道静心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并最终被她抛弃。林道静爱上了共产党员卢嘉川并在卢的引导下走向了革命道路。卢被杀害后，另一个共产党人江华进入林道静的生活，在他的领导下，林道静终于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并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林道静由追求个性解放并意识到其不可能到加入社会解放运动并最终获得了生命的自由实现了生命的价值，《青春之歌》就是一曲女性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之歌。
《红豆》里江玫的成长也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蜕变、成长与人生的抉择。即将解放之时，女大学生江玫也面临着爱情与革命的抉择。在这个最需要人们作出艰难抉择的十字路口，江玫选择留在了即将解放的新中国，并成长为一名党的优秀工作者。春兰和严萍在江涛和运涛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而娟子是在苦难岁月里倔强成长起来的女英雄，她参加抗日斗争，在艰难的敌我斗争中成长为一名革命女英雄。关大妈在痛失儿子之后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机智的战士。田汉写于这一时期的《关汉卿》、《谢瑶环》，虽然取材历史，然而其中的女性人物朱帘秀、谢瑶环仍然表现出了某种现代女英雄的特质。《关汉卿》里的朱帘秀，她激励关汉卿为民请命，她无视阿合马的淫威不改台词不畏强权从容演出。为了保护关汉卿，她主动承担责任。在狱中她视死如归，向关汉卿表达了自己的爱情：“俺与你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待来年遍地杜鹃红，看风前汉卿四姐双飞蝶。相永好，不言别！”谢瑶环也是一个敢于坚持正义不怕牺牲的女性，她向当朝权贵武三思、来俊臣开战，虽最后被二人设计致死，但她虽败犹荣，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英雄。
二、反面女性形象
一般来说，一部小说总要设置一些反面人物，一是由于现实生活和复杂人性的必然，另一方面，在十七年小说中，反面人物的“在场”首先是她们作为一种典型负载了作者的道德评判，另外也是为了衬托正面女性人物。依笔者的阅读，大体可以把这些反面女性人物分成下列几种类型。
1、政治或生产劳动上的落后分子
正如赵树理在其农村题材小说中塑造了太多优秀的新女性一样，其小说也塑造了大量的反面女性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惹不起”、“常有理”等。这些人物没有名字——这很符合中国以父系为中心的家族传统——她们的绰号也清楚显示了她们的性格：她们在家里是恶毒的婆婆、愚蠢的母亲和妻子，在社会上她们自私、不爱劳动、爱占小便宜，对新社会的劳动生产和社会发展起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她们是落后的。
“小腿疼”、“吃不饱”是《“锻炼锻炼”》里的代表人物。对于这两位女性的性格，在小说题记里便已说得明明白白：“……有些妇女们，光想讨点巧，\只要没便宜，请也请不到——\有说小腿疼，床也下不了，\要留儿媳妇，给她送屡尿；\有说四百二，她还吃不饱，\男人上了地，她却吃面条。\她们一上地，定是工分巧，\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割麦请不动，拾麦起得早，\敢偷又敢抢，纪律全不要；\开会常不到，也不上民校，\提起正经事，啥也不知道，\谁给提意见，马上跟谁闹，\没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2]的确，“小腿疼”这个五十来岁的老太婆，在家里是个有点可恶的婆婆，“她一定要让媳妇照着她当日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给她打洗脸水、送尿盆、扫地、抹灰尘、做饭、端饭……”，而在外面，她经常假装小腿疼而不去做活，“不过要是地里有点便宜活的话也不放过机会”。而“吃不饱”只有三十来岁，在家里对丈夫十分苛刻，穿的吃的都完全由她控制，在生产上和“小腿疼”一样但凡有便宜就占没便宜就躲在一边。
2、伪新女性
在“十七年”小说里还有一种女性形象，表面上看起来她们十分先进，但事实上她们的所作所为却显得十分落后，如欧阳山《一代风流》里的陈文娣、陈文婕和陈文婷等人。这类女性在“五四”作家笔下，一般是以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新女性”形象出现的，但在“十七年”的小说里，她们往往成了被批评的对象。这些“新女性”之所以“伪”，其实是相对于工人和农民阶级出身如本作里的区桃、胡柳等人而言的，具体表现在，一是她们把个性解放作为她们人生的目标；二是她们对爱情不专一。显然，这是这一时代和主流意识形态制约下的产物。因为“话语讲述的年代”要求女性人物以社会的解放和进步作为她们生活的目标，而优秀的女性在爱情上必须是忠贞的，就像她们必须忠于党和国家一样。如果在五四时期，她们的人生目标是值得肯定的，她们对待爱情的不专也是可以想象的，比如莎菲这样的女性形象。然而时过境迁，她们未能跟随时代的进步一起进步，她们还生活在二三十年代，所以她们成了被历史所遗忘与抛弃的人，自然也就成了所谓的伪新女性。
3、道德败坏分子
与前二种女性形象不同，在本时期的小说里还存在着一种受到作者强烈批判的女性人物，这就是道德败坏分子。管桦《辛俊地》里的徐桂香就被描述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因为她不像传统的中国女人只会等待男性的追求而是会主动追求男人，她还会用眼泪作为手段，把男人的理智迷惑淹没。最后，她竟然出卖了她的情人。《林海雪原》里的女匪首蝴蝶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极其丑陋，且十分淫荡。她不断与不同的男性鬼混，当了土匪后，她又成了许大马棒父子共同的姘妇，许大马棒死后，她又成了郑三炮的姘头，被郑三炮抛弃后，她更加变本加厉：“这个妖妇从许大马棒覆灭后，成了一个女光棍，在大锅盔这段时间里，每天尽是用两条干干的大腿找靠主。”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其道德之败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蝴蝶迷是个集丑陋与淫荡于一身的反面女性形象。当然，丑陋与淫荡到了这样极端的程度，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出作者在政治上的道德化诉求——她代表了土匪这一群体的恶。再如《创业史》里的李翠娥和三妹子，《苦菜花》里的淑花和玉珍，《归家》里的李端女人，都是这类女性的代表。
以上，我们对十七年小说里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粗略的探讨。考察这些女性之所以成为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的原因是很有意味的。
一是生产上的先进与落后。在十七年的时代语境里，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建设，因此人物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主义生产显然就成为对其进行道德评判非常重要的标准。生产劳动上先进者就是人格上的先进者，生产劳动上的落后者一定就是人格上的落后者，二者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小腿疼”与“吃不饱”，二人之所以会被刻画成落后者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她们对社会主义劳动的逃避。二是政治上的善与恶。十七年是个政治敏感的年代，政治上的选择往往就成为区别敌我最重要的标志。拥护现有政治者是好的，反对现有政治者自然就成为恶的代表。三是道德上的美与丑。具体到女性，这方面又更多指向性道德，如何对待两性关系成了其中重要指标。对男性忠诚的女人往往就是美的，对爱情不专一的女性当然就是丑的。徐桂香、蝴蝶迷就是由于在性道德上的不当取向而被描写成了坏女人。四是社会伦理上的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十七年，一个人如果只想着如何满足个人利益，这个人一定就不是好人，如陈氏三姐妹。反过来，大公无私的人自然就成了好女人，比如李双双。
可以看出，十七年小说对于女性形象道德的定位完全受到十七年社会生活政治化与文学创作“政治标准第一”的思维模式的影响，这些女性形象是单向度的，未能写出复杂的人性。好与坏，美与丑，女性自身并没有发言权，她们在整体上处于失语的境地。
注释: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0-211页。
[2]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9页。
向延平，女，安徽省池州学院中文系讲师，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