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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范与中译）是海明威1936年9月发表于《世界主义》杂志的一个短篇。研究者认为它集结了海明威在小说技巧上几乎全部的优点：故事简单、意境纯一，文体清新流畅，文字简约而不简单，等等。在这里，我将从叙事学的角度试着探索这个故事的视角问题。故事一开头就让人物都处于一个难堪的境地。原来，早上麦康勃和猎师威尔逊去猎杀狮子时表现出懦弱而落荒而逃，为此，他自己羞惭不已；妻子觉得丢脸而阴阳怪气；威尔逊也开始瞧不起他；接着，夫妻晚上吵架。第二天，三人同去打野牛。在打野牛的过程中，麦康勃有了新的兴奋和转变--他从一个懦夫变成了一个勇敢快乐的男子汉，然而正在这时，他的妻子开枪了，他死了。故事虽短，人物虽少，但海明威选取的叙述视角却非常独特。
       “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1]它可分为三大类型：非聚焦型，即一种全知叙述者的视角；内聚焦型，聚焦者存在于故事的内部，他通常是故事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每件事严格按照这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外聚焦型，聚焦者通常是故事外的人物，是旁观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并不深入人物内心。在《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这个短篇故事中，从整体来看，作者主要以外聚焦型视角构成全篇的框架：既没有让弗朗西斯·麦康勃自己叙述，也没有用他妻子的口吻来叙述，也没有站在猎师威尔逊的位置来描述，而是用旁观者的眼光来看这三个人和发生的事件。此外，作者也渗入了内聚焦和非聚焦类型，三种聚焦类型的交叉和渗透交织而成一张透视网，让这个短故事富有了层次感、神秘感，扩大了表现空间，人物和事件也因此而活跃起来。
       “现在是午饭时间，他们都坐在吃饭帐篷的绿色夹帘下，装得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在这样一个简短的开头里，叙述者实际上是全知的，他知道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情，知道他们的心理变化，知道他们的情绪，也知道他们在假装。看起来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叙述者，诉说出来的故事却有了人物自身的感受。叙述者与人物混合在了一起，“意味着叙述者实际已经体验到人物所体验到的，但又没有在这种形式中留下自己在场的任何痕迹。”[2]叙事者先卖了一个关子，先故意扣留了一些信息。紧接着下文中全知的上帝悄然引退，交给了一位旁观者，三个主要人物以对话的方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以两人的对话结束了故事。旁观的叙述者不动神色地记录着人物的对话，审视着人物的动作，只停留在人物的心理情绪之外，视野骤然缩小，进一步刺激了读者一探究竟的阅读欲望。总的来看，故事中视角的独特作用体现在刻画人物和营造意境两个方面。
       这个故事主要由麦康勃、麦康勃太太、威尔逊三人的言语、行动构成，作者在刻画他们时运用了不同视角，凸显出了他们各自的性格；换句话来讲，让读者可以从最佳的角度认识人物的本质。作者直接介绍我们认识了麦康勃太太，她非常漂亮，“嫁给弗朗西斯·麦康勃已经十一年了”；接着主要以外聚焦的视角来观察麦康勃太太，在丈夫猎杀狮子时因为害怕而慌忙逃走后，她用言语嘲笑他的懦弱，并且一夜未归，不知所踪；在丈夫打野牛变得强悍起来时，作家这样写到：“你可变得勇敢了，突然勇敢起来了。”她轻蔑地说，不过她的轻蔑并拿不太稳。她害怕着什么。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在害怕什么，她的话语和行为显示出她是一个有点神经质的女人，这种外人不可理解的神经质言行贯穿故事始终，既为后文埋下了导火索，也增添了故事的神秘感。丈夫麦康勃和猎师威尔逊的外貌是在她的观察中明晰起来的，她看着这两个男人，就像以前从没有见过似的。作者想让麦康勃太太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来向读者客观地描述她丈夫和威尔逊的外观，她看威尔逊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她知道过去是真没有见过”，她的好奇心和读者的好奇心是一致的。
       他差不多中等身材，脸膛红彤彤的，极冷的蓝眼睛，眼角有些鱼尾纹，一笑便快活地皱了起来。…她将目光从威尔逊的脸上移开，看着他宽松的上衣里面肩膀耷拉下来的样子，上衣左边应当是胸兜的地方别着套在铁丝环上的四颗大子弹，她看着他棕色的大手，他肥大的裤子，他那脏极了的靴子，目光又回到他的脸膛上来。她注意到威尔逊脸部暴晒出的红色边上有圈白线，标示着他的斯丹森帽子留下的印记，帽子这时挂在帐篷支柱的一根橛子上。
       但是，因为经过了狮子事件，这时，威尔逊和丈夫在她眼中的形象是已经染上了某种感情色彩的，所以，她看见的是一个脸膛红彤彤、身经百战的健康威武的威尔逊，相比之下，她“怪样地看着她的丈夫”，弗朗西斯·麦康勃尽管“身穿和威尔逊一样的猎装，只不过他这件是新的”，他“十分健康，可是，刚才在众目睽睽之下，现了懦夫的原型。”实际上，麦康勃太太为丈夫的懦弱表现感到了羞愧，这一情绪成为故事继续发展的一个动因。在夜里，麦康勃太太并不在丈夫麦康勃身边，麦康勃明白了，“麦康勃发现所有恨过的人当中，他最恨罗伯特·威尔逊。”这是小说中对麦康勃少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他是一个经历了心理巨大转变的人，正是这股恨意促成了他之后的转变。然而作者主要以外聚焦的视角来介绍他的，通过他和妻子的对话，可以推测出之前他并不幸福；通过他和威尔逊的对话，可以推测出他并没有成熟，是惶惑不安的。在勇敢地干掉野牛之后，“你知道，以后我再也不会怕什么了，”麦康勃对威尔逊说。“一见野牛，咱们开始追，我就觉得心灵里有种变化。像是河水决堤。纯粹的兴奋。”麦康勃一脸得意。“你知道，我真的碰上了点什么，”他说。“我觉得完全不同了。”“你知道我变了”他说。“我真的变了。”
       在他的言行里透露出一种死地而后生的得意与兴奋，至于他的心理到底是如何变化的，有怎样的挣扎和斗争就需要读者的想象了，正因为这样，这个人物和我们越来越近，他的不幸福与短暂的幸福及至后面的生与死都成为我们所要关注的内容。至于刻画威尔逊这个人物，作者主要采取了内聚焦的视角，威尔逊等于叙事者，他向读者充分敞开了他的内心世界。在和麦康勃夫妇一起坐车去打野牛的路上，他爬到前面和司机坐在一起，麦康勃和妻子一言不发，坐在后面。“但愿这个家伙没打主意把我的后脑勺崩掉，威尔逊暗想。女人是打猎旅行的祸害。”他坐在前面无法对后面的麦康勃夫妇察言观色，只能猜测，这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为敏感慎思的猎人。作为一个奔走于四方的猎师，阅人无数，见多识广，他对麦康勃夫妇俩认识得非常清楚，这主要从他的心理活动中反映出来，比如当他听到麦康勃太太对丈夫的懦弱冷嘲热讽时，威尔逊心想，她是在挖苦他，不是吗？或者，你们觉得她是成心要显显威风？当一个女人发现丈夫是个该死的懦夫时，应该怎样行事？她是他妈的残酷，但是她们全都残酷。她们统治，然而要统治，有时就不得不残酷。不过，她们这种该死的恐怖手段我早就看够了。
       他对这个女人的感知是非常清晰准确的，最终结果也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同样，他以一个猎人的敏锐，一个男人的感同身受，能完全了解麦康勃的转变以及他最后的悲剧。
       看看这个家伙吧，威尔逊心想。就因为他们有些人小孩子气太久了，或许他从此也可以不戴绿帽子了。他妈的好事。这家伙可能怕了一辈子。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引起的。可是现在过去了。打野牛没有时间容他害怕。这个，还有怒气。…不是失去纯真，而是一种转变。恐惧像动过手术一样被去掉了。什么别的东西在它的地方生长起来。男人最重要的东西。使人成为男子汉的东西。女人也知道。没有该死的恐惧了。
       总之，威尔逊以他的所看所思一方面呈现出他自己的聪敏和狡黠，一方面补充了另外两个人物的形象。因此，在视角的变化中，三者彼此互补，形象丰满。
       故事独特视角之另一种魅力表现在结尾意境上。
       “麦康勃太太在汽车里，当野牛几乎要顶上麦康勃时，她用六点五口径的曼利彻猎枪打中了她的丈夫头骨底部向上两英尺寸稍偏一点的地方。…那女人歇斯底里地哭着。”
       “当然是个偶然事故，”他说。“我明白。”
       “不用着急，”他说。“会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过，我要拍几张照片，审讯时会很有用的。还有扛枪手和司机的证词。你完全没有问题。”
       故事就这样在对话中戛然而止。这种外聚焦型的的叙述视角造成了作品结尾的含混多义性:麦康勃太太到底是要从野牛角下救丈夫而开枪误杀呢，还是因为恐惧而有目的地利用时机谋杀了变得强悍起来的丈夫呢？海明威自己也表示要把麦康勃太太写成个十足的婊子和坏女人，这么说来就是有意杀害；但从字面意思来看，两种可能都有。之所以含混，因为海明威在关键时刻把叙述权交给了一个旁观者，这个叙述者无法知晓麦康勃太太的心理活动，无法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留下了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猜测，而这正是整个故事的妙处所在。
       注释：
       [1]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2]（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0页。
       张葵华，女，湖北荆楚理工学院（南校区）人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