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诗歌精神是极其丰富而复杂的，但就其主体精神而言，主要是他追求个性解放的自由精神和要求实现自我的理想主义。这种要求大写自我的精神与他从小博览群书、少年即离家出游的经历分不开。他从道家吸取了浑脱豪放的自由精神，从儒家吸取了求实进取的理想主义，谈玄学讲禅机的魏晋遗风，则使他对生命意识有了深刻的体认，从而加强了上述两种倾向。另外，墨家的兼爱、重然诺轻钱财的任侠又使他的个性更为超拔丰满。当他的自信与激情和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冲突的时候，对社会的认识使他的作品于浪漫中又见现实批判的深度，理想不得实现的痛苦嬗变为喷薄而出的书生之愤。
一
“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要探讨诗歌的精神内涵，必然离不开对诗作者的考察。
李白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具有天生的诗人气质，他的政治理想、生活理想是建立在充分认可个性自由的基础上的。终其一生，他都不曾放弃对个性自由、独立人格的追求。他的桀骜不群、任意恣肆，要求平交诸侯，不干人、不屈己，固是恃才狂放，更是他对完美自我的追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正是狂放的李白渴望自由、追求自由、捍卫自由的呐喊。李白在诗文中多次以大鹏自比，在《大鹏赋》中，诗人以自己的豪情壮志、奇才逸气塑造了一个形态雄伟、括四海、吞八荒、神应道随的大鹏形象，这其实也正是诗人所期许的自我形象。
酷爱自由的天性铸就了他上不臣天子、下不屈诸侯，独立天地、睥睨万物的傲岸性格。他不愿受世俗礼法的约束，也无视封建等级伦常。他“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即使对他所倾慕的古代圣贤，他也希望直起身子以平等的姿态与之相交，而不是如一般的儒子唯唯诺诺于圣人之言，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对孔圣人是尊崇的，却也时而对他开开玩笑，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他对周公是倾慕的，却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伯禽”，俨然以周公自居。另一方面，在帝王卿相面前不肯稍低颜色的李白在田家荀媪面前却极自然地流露出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在他心目中，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只有平等相交的大写的我。
受庄子的影响，他视功名富贵如敝屣，但又不同于庄子的消极避世，他不满足于精神上的自由，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现实社会充分确认自由主张，实现自我价值。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理想：“吾与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申管、宴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这不仅是他的政治理想，更是他的人生理想，政治理想只是他人生理想的一个直接的具体的步骤。“事君之道”即是指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它超越了个人的利害得失而表现为对社会命运的终极关怀，因而从政只是实现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李白投身政治但又希望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自由人格是一切的前提。李白在诗歌中多次提到东晋谢安，在他眼中，谢安既实现了自己的社会抱负，又以东山之隐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蓝本。对他来说，失落了自由的理想是一种缺陷，而失落了理想的自由同样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缺陷。他追求完美。他以一介布衣平交王侯，与帝王的关系上，要求师友主客般的平等：“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这种平等地位，是他入仕的基础。他的个人意识始终是清醒独立的，对自我价值的评判始终是积极肯定的。在王权得到巩固并达到独裁高度的封建大一统社会，李白始终怀抱痛苦的理想，不肯以政治势力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这注定了他的现实理想的失败。李白的难能可贵之处是面对如此现实而始终抱持积极的人生态度，悲感之极以豪语出之，他的痛苦是一个不羁的灵魂的痛苦，闪烁着不灭的理想的光芒。
李白的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投射在诗歌创作上，便是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歌美学的追求。对一无拘羁的自由精神和浪漫理想的追求，必然使诗歌著上极强烈鲜明的主观色彩。因而，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看到的是丰满复杂的诗人形象，他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执着于幻灭的矛盾和痛苦，交织着喜怒哀乐、慷慨激奋，他在诗歌中坦露了自己的全部情感世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充满自信即将一展鸿志时的自得与狂放；“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是直面黑暗、理想不得实现的痛苦呐喊与反抗；“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是醉情山水怡然自得的悠闲与舒逸；“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则是对社会黑暗、贤愚颠倒的愤怒指责与控诉……他的诗总是以情为纬，想象丰富奇特，笔绪跳跃极大，而我们读之却不觉其夸张，只觉得非如此不能传达诗人的真实情绪，正是“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铭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赵翼《
瓯北诗话》卷1）
李白的自由精神与理想主义也表现在对诗歌形式的选择上。在盛唐诗歌已趋律化的情况下，李白所作多古体乐府诗，他突破了律诗的束缚，极力追求诗的内在情感旋律，在比较松散而又跳跃的结构中，极其自由而又自然地表达思想情感。他的精神追求，他的不受拘抑的个性，促使他选择了这种最能表达内心情感而时人不敢用的诗体形式。他以不落窠臼的想象在诗歌形式上实现了自己的自由主张。
二
铸就李白独特个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李白最有影响的是道家的自由精神哲学、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以及富有生命意识深度的魏晋遗风；同时，李白从小博览群书，后又遍历中国的名山大川，这种经历又使他兼取各家之长，最终造就了飞扬俊逸、洒脱不群而又深沉复杂的诗人李白。
在李白的一生中，道家，尤其是庄子，对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李白在诗文中多次运用《
庄子》中的典故和寓言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庄子追求个性独立自由，视爵禄富贵如粪土的精神，直接影响了李白。因此，他虽然希望自己能闻达于诸侯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抱负，为此甚至还四处干谒，但态度始终是不卑不亢的，如《上安州裴长史书》开篇即言：“白，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胆，论举身之事，便当谈笑，以明其心。而粗陈其大纲，一快愤懑，惟君侯察焉。”突兀傲然，卓而不群。任华《杂言寄李白》谓李白“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正是对李白的真实评价。庄子敝屣诸侯，李白则把自己的自由、理想建立在封建等级伦常之上。长安三年，对统治阶级的腐朽与黑暗有了深刻认识之后，对疾贤妒能、颠倒黑白的群小更是进行尖锐的批判，甚至把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至尊帝王。庄子张扬的独立人格、蔑视权贵的叛逆精神都融于李白的狂放中。
李白与道教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仔细分析，李白在道教中所追求的是道家的精神自由和闲云野鹤般的自由生活，对于长生不老、神仙世界，李白最终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松子栖金华，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对酒行》）“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登高丘而望远海》）从中不难看出李白对神仙世界的大胆怀疑和否定，对秦皇汉武入海求仙的深刻批判。李白在“赐金还山”后加入道教，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希望从现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而道教的自由生活正好给他提供了理想的避难所。
如果说道家标榜自由解脱、不受羁束的思想对李白的影响是后天的，那么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对李白的影响则是先天的，是作为一种普遍的民族心理积淀潜存于少年李白心中，而盛唐的激昂时风则又加强了这种心理倾向。
儒学在春秋时即为“三大显学”之一，到汉代，由于它正好迎合封建贵族的统治需要，经董仲舒提倡而一举占据统治地位。唐代虽是儒、释、道并重，但儒学的统治地位并不曾动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虽然说得比较庸俗，却也道出了“学而仕”意识在古代知识分子意识中之根深蒂固。那些隐居田园、纵情山水的几乎都是因为政治上失意或不满于社会黑暗、不甘同流合污，很少是一开始就有出世之思的。竹林七贤、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无不如此，他们即使退隐山林，但并不能完全忘怀世事，无论是愤世嫉俗、放诞佯狂，还是悠然自得、闲情自适，都无法掩却心中的那片隐痛。李白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但他的人生观始终是积极进取的，这虽与盛唐气象有关，却最终不能不归功于儒家对他的影响。
儒道两家在李白身上相辅相成，他总是择取有利于自我人格完善的因素而抵制消极方面的影响，始终在用道家的处世态度去追求儒家的入世理想。李白对道家的消极避世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对巢、由、夷、齐抑多于仰：“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笑歌行》）虽有时也用以自比，但那只是为了显示其不同流俗的气节，而不是表示弃世归隐的决心。相对儒家而言，李白则又显得超脱。他不仅对迂阔腐儒予以辛辣的嘲讽，如《嘲鲁儒》，对屈原那样高洁自持而不知自谋其身也表示异议，主张功成身退：“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可见他既不同于庄周，又不同于屈原。
在李白的个性发展过程中，魏晋遗风对他起了极重要的作用。魏晋时代，生命意识开始觉醒，文学也由自发走向自觉，当时的士子志人开始意识到宇宙永恒与生命短暂的悲剧冲突，再加上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都表现出时不我待、建功立业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切望于人生的虚无中有所建树。这正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与眷恋，希望以增强时间密度、提高生存质量来延长有限的人生。他们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的极大关注以及年华老逝、功业未就的焦虑与感慨，一代雄主曹操在《短歌行》中极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心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这种慷慨悲歌在建安七子的作品中也都有反映，竹林七贤的放诞佯狂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和无法忘情，以“悠然见南山”自得的陶渊明也有“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的自勉自励。对生命、对时间的清醒意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心理，这种倾向在魏晋南北朝士阶层的清谈放诞中达到了极至。生命意识对李白的影响很大，他一身兼备了上述两种倾向。一方面，个体的自觉意识向外发展，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使他对人生价值的实现带着自觉、自主的热情，极自然地采纳了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另一方面，这种自觉意识内向发展，对生命终极目标的清醒认识又使他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任性纵欲，追求现实人生的享受，道家的自由精神哲学又投合了他。
所以，李白能并庄屈以为心，一身兼有两种看起来似乎不相容的精神，使他的诗歌既有外在的飘逸超脱，又有内在的慷慨沉雄，成为中国诗歌上蔚为奇观的异葩。
三
李白带着一个年轻浪漫的理想主义者的激情与自信涉身社会，以为天地宽阔，任他驰骋，但他狂放不羁、率性而为的个性在当时社会注定了他与功名无缘。
到唐代，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已臻于完善，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仁义礼信绵延织就的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首先在意识领域使整个社会成为个性自由的牢笼。同时，功利主义的儒家思想又在集体无意识中确认仕进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唯一正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完善，科举取士制度的建立，又使知识分子不可能像战国时代那样择主而事。所以，仕进就意味着驯从最高独人意志，意味着自我的失落。而李白，唯以自由人格自重，他的积极投身仕途，只是出于对自我才华的极端自信和实现自我的强烈要求，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证实自我，假如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高官厚爵对他只是名缰利锁，弃之犹恐不及。在正统的封建秩序面前，他是个叛逆者，这注定了他的仕途蹭蹬，坎坷不遇。
现实的痛苦，在艺术领域得到升华。李白的诗歌以长安三年为分水岭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豪放中闪烁出飞扬跋扈的自信，后期的豪放则更多的是狂歌当哭的悲慨。长安三年，李白对社会现实，特别是对上层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抒写怀才不遇的悲愤成为后期的诗文主题。但他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理想，不曾完全绝望，他没有像陶渊明、王维那样隐退而求内心的宁静，寄情山水，自放于世俗之外。浪漫的想象力，对自我才能的自信，清醒的生命意识，都促使他于反抗的同时继续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持续激烈冲突，最后指向慷慨悲壮喷薄万里的书生之愤。现实的压抑与失望，使他于诗酒中寻找自由驰骋的理想王国。
在诗歌王国中，他的情感世界是完全开放的。对自由理想的执著追求，对社会黑暗的挥斥指陈，怀才不遇的悲慨，生命的彷徨，构成内涵丰富的书生之愤，在他的诗歌中倾泻出来。“《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
庄子》为蒙叟之哭泣，《
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
红楼梦》。”（《老残游记·序》）刘鹗以“哭泣”二字概括一部中国文学史，而李白则是以他的诗狂歌当哭。
李白的诗都是至情至性的自然流露。前期的飞扬跋扈，源于对自身才能的高度自信，后期的狂歌当哭，源于对理想的执著坚守。面对挫折，假如他能忘情诗酒，忘身道教的神仙世界，那么他就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情激愤。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后时时流露出对长安的留恋、眷顾，其实正是他对理想无由割舍的真情流露。在《长相思》中直言“长相思，在长安”，以“美人如花隔云端”喻理想之可望不可及；在《金乡送韦八之西京》中云：“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以匪夷所思的想象表达自己对长安的眷恋。
对自由理想的执著，使他自然地转向对社会黑暗的批判，进而抒写怀才不遇的悲愤。李白在长安时已经认识到统治集团内部的恶浊倾轧：“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在《鸣皋歌送岑征君》中对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群奸当道、贤能贬黜的现象又予以生动勾勒：“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蜒嘲龙，鱼目混珠。嫫母衣锦，西施负薪。”不仅揭露和抨击当时政治的黑暗，也表达了自己不愿与群奸为伍的耿介性格。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以“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喻当时的社会现实，“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借用典故，说明谗言之可怕，抒写被谗毁的愤懑。在这首诗中，李白以“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概括了自己一生的遭际。假如说这时候的李白还寄希望于明主，对社会的批判还停留在抨击那些谗言惑主、狼狈为奸的群小上，那么经过安史之乱、系身浔阳时，他则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树榛拔桂，囚鸾宠鸡。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借典故表达自己对肃宗滥用刑罚、罪及无辜的愤懑，同时，他也认识到唐朝社会已不可抗拒地走向没落。李白对社会的批判是深刻犀利而大胆的。
对黑暗社会的清醒认识使诗人直欲弃世而去，“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但对理想的执著又使他欲弃不能。因而他的诗歌往往表现出动天地、泣鬼神的生命彷徨感。这在《<行路难>其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面对金樽清酒、玉盘珍馐，而至于“不能食”“心茫然”，可见其内心的痛苦；诗人“欲渡黄河”却“冰塞川”，“将登太行”又“雪满山”，世路艰险，济世已不可能，只好“垂钓碧溪”以求独善其身，却又“乘舟梦日边”，弃世归隐也同样做不到，这就使理想与现实尖锐地对峙起来，表现出莫可适从的歧路彷徨感。这种生命的彷徨感充分显示出诗人张扬的人格力度。
总之，李白以诗歌抒写自己的至性真情，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诗歌是他追求自由理想历程的艺术记录。他的《临路歌》可谓自撰的墓志铭：“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这是李白对自己悲剧一生的总结和歌哭。
四
不必讳言，李白有的诗歌中有时也流露出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这是他的局限性。仔细分析来看，这其中有受道家消极出世思想影响的痕迹，也不乏一个痛苦的清醒者的自忘与麻醉。现实生活中的不得意，对生与死的较透彻的历史反思，在宇宙永恒面前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使诗人不自禁地滑入那绵软的泥淖，那是一种深沉的孤独与无奈。纵观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在诗文作品中流露出对现世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悲哀的，并不在少数。李白的诗歌精神就其主流来说，还是积极的。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始终是李白诗歌创作的动力，也是诗歌精神的指归。
林最芬，浙江省舟山蓉浦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