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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明，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该校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陆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4年晋升教授。在此期间，曾两度赴美，任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历时5年。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华中师大和湖北省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负责人、学术带头人，湖北省省级专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科研项目：主持教育部项目3项，省级项目1项。主要科研成果：《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1987年；《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生族到新月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获奖情况：《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1985年获华中师大首届“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1993获全国高校电影学会首届“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1995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参编《中国当代文学》，1997年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2000年获湖北省社科优秀学术成果荣誉奖。
       2006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上海一次讲演时，开篇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鲁迅究竟是谁？”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很难有一致的答案——
       瞿秋白说：鲁迅是“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
       林语堂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
       周海婴小时候则埋怨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王朔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
       百度上有个帖子，只有一句没有标点的评价：很正义的怪老头pppppppoooooooo
       由此看来，关于“鲁迅是谁？”的发问，可套用一句关于哈姆莱特的俗语回答：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鲁迅。
       既然这样，我就只能谈谈我对鲁迅的体会和理解——
       我自己看鲁迅，印象最深的，还是四个字：痛苦鲁迅。
       一、从“王子”到“叫化子”
       从家世和身世看，鲁迅经历了“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从“王子”而为“乞食者”或“叫化子”的痛苦变故。
       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于浙江会稽县（今绍兴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小名阿张，本名樟寿，初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改名树人。
       鲁迅的家世也曾有骄人之处——书香世家，“累世耕读”。鲁迅的祖父曾这样叙述家族的历史：
       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韞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逐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周介孚：《恒训》）
       鲁迅出生前后，虽然周家已经走向落败，但早年家境也仍然不错，诗书传家氛围依然浓厚。祖父周福清（1837-1904），1871年钦点翰林院庶吉士，1888年官至内阁中书。父亲周凤仪（1861-1896），虽屡次参加乡试未中，但思想颇为开通。母亲鲁瑞（1858-1943），为举人鲁希曾的三女；虽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鲁迅出生时，家里仍有水田四、五十亩，“并不很愁生计”。所以方能六岁开蒙读书，12岁入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学习。
       然而，到鲁迅13岁时，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鲁迅家境迅速败落，鲁迅本人也开始感受到世态的炎凉和人生的痛苦。
       1983年秋，祖父周介孚卷入浙江科场舞弊案，获罪入狱。1894年冬，父亲突然大吐血，延请本城著名中医治疗，开始说是肺痈，后又说是臌胀。由于诊金昂贵，只好经常典当衣物，家道更趋衰落。14岁的鲁迅开始分担家务：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呐喊·自序》）
       1896年10月12日，鲁迅父亲病逝，年仅37岁。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坐牢的祖父。于是，周家更趋贫困，16岁的鲁迅更饱尝世人的白眼，包括本家亲戚的欺侮。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三十年后，鲁迅在广州时，曾有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鲁迅这样回答：
       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
       痛苦而至痛恨，是鲁迅家世、身世、幼年经历留给他的第一份精神遗产。
       二、“走异路，逃异地”
       从求学看，鲁迅经历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一系列痛苦的选择。
       自父亲去世后，由于家境艰难，“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因而无法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但鲁迅却坚决不肯走当地“衰落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学做幕友或商人”。他一心想摆脱周围的环境，寻求新的出路：
       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叫作中西学堂……。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朝花夕拾·琐记》）
       鲁迅最终选择了去南京求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他的堂叔祖周椒生正在南京水师学堂教汉文兼管轮堂监督。该校是公费，每月还发极少的生活费，鲁迅的小叔父伯升巳于上一年考入这个学校读书。于是鲁迅便决定去南京求学。
       1898年5月，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试习生（堂叔祖周椒生觉得鲁迅考取“军校生”有辱祖宗体面、将来难入家谱，遂在报考时，将鲁迅本名樟寿改为“树人”）。鲁迅回忆说：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呐喊·自序》）
       1898年10月，由于不满意江南水师学堂“乌烟瘴气”，加之被分在“管轮班”，“上不了舱面了”；遂改考入江南陆师学堂新设矿务铁路学堂。由于当时外国教员没有如期到校，11月鲁迅曾回绍兴一趟，并因“本家叔辈拉他一同去”，于12月18日参加会稽县考（后名列三图三十七）。此后，还发生过一件荒唐事：鲁迅虽然没有参加府考，但发榜时却获得过府考七图三十名。
       1899年1月5日，鲁迅离家回南京矿路学堂学习。进入该校后，鲁迅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得到不少银质奖牌。学校规定满十个银牌能换一个五钱重的金牌。据他的同学回忆：“只有鲁迅一人得到过金牌”。课余则喜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2年1月27日，鲁迅以一等第三名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获得文凭。但鲁迅并高兴不起来。他后来回忆道：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钢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1902年3月24日，经两江总督批准，由江南督练公所派遣，鲁迅以“南洋矿路学堂毕业奏奖五品顶戴”的资格，同张邦华、顾琅、伍崇学等—起，赴日本留学。次月4日抵达横滨，30日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
       鲁迅曾这样描述他们初到日本留学的情形：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鲁迅积极参加革命派活动，还毅然剪掉头上的辫子，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同时，开始了“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发表文言小说（《斯巴达克之魂》，1903年6月）和文言论文（《说镭》、《中国地质略论》）。此外，他还于次年10月，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1904年4月30日，鲁迅在弘文学院结业。按清政府规定，鲁迅应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鲁迅毅然决定改学医学：
       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源自一个埋藏心底的梦：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
       同年9月，鲁迅进入设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但只学到二年级第二学期（该校学制两年；一学年又分寒假、春假、暑假三个学期），鲁迅便决定退学。原因之一，是来自现实的刺激，尤其是有感于国人的“麻木”：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1906年3月，清驻日公使和仙台医专校长相继批准鲁迅退学申请。鲁迅遂抱着“弃医从文”的志愿，由仙台再次前往东京。
       6月，鲁迅将学籍列入东京“独意语学会”创办的德语学校。此后，鲁迅一方面一直坚持学习德语，并一度学习俄文（1907年秋）；另一方面阅读和翻译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1906年秋，曾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办《新生》杂志。1908年夏，每周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章讲学，历时大约半年。1909年上半年，与周作人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但到头来，在东京总共只卖出41本，其中一本还是老朋友许寿裳买的。此事让鲁迅颇感悲哀和寂寞：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
       1909年8月，鲁迅结束日本留学生涯回国。
       鲁迅曾这样回忆这段经历：
       ……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于是，鲁迅“走异路，逃异地”，不断改换专业、学习方式；仅在日本留学时间也长达7年多。但是到头来，连一个正式的毕业文凭也没有拿到，更谈不上是“学成回国”。由此，可以想见，鲁迅的求学和留学之路，也是始于痛苦，终于痛苦。
       三、“走出”与“沉入”
       从职业生涯看，鲁迅经历了不断地“走出”与“沉入”，经历过如毒蛇般纠缠于灵魂的大寂寞和大痛苦。
       1909年9月，经许寿裳推荐，鲁迅赴杭州就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清朝政府废科举、办学校之后，以杭州贡院为基础改建，建筑和学制仿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当时浙江最高学府。该校于1908年4月15日正式开学，沈钧儒为监督(校长)；沈虽进士出身，却是富有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许寿裳担任教务长，其他大部分教员或来自日本，或为留日学生。开办之初，该校民主和科学气氛较为浓厚。
       然而，好景不长。1909年12月22日，当沈钧儒被选为浙江咨议局副议长赴任后，浙江巡抚增辒为控制该校，特派浙江神教育总会会长夏振武担任校长。夏振武一贯以道学自命，尊王尊经。到任后，夏辱骂革命党，反对新教育，提倡尊孔读经，并对教师、学生实行封建高压统治，引起进步师生普遍不满。鲁迅和许寿裳一起，参与了教师罢教乃至辞职离校运动。1910年1月5日，在社会舆论支持下，浙抚、学司被迫撤销夏振武监督一职，改由浙江高等学堂监督孙志敏任代理。（此所谓“木瓜之役”）
       1910年7月，两级师范又聘请了御史出身的徐定超担任监督，执掌校政。徐又是一个旧派人物。鲁迅深知此人“未必有胜于夏”，不愿与之委蛇，便辞去教职，返回故乡了。
       8月（一说9月），鲁迅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但不久又感到压抑和痛苦：
       仆荒落殓尽，手不能书，惟搜采植物，不殊向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也。（《鲁迅书信集》）
       出于无奈，鲁迅只得一封又一封地给许寿裳写信求助，在其他地方谋求饭碗：
       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
       越中学事，惟纵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如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愿在他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鲁迅书信集》）
       其间，他还曾经向上海一家书店寄去德文译稿求职，也被拒绝了。
       1911年夏，鲁迅辞去一切教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本月中下旬，鲁迅应邀回绍兴中学堂任原职。11月，鲁迅曾集合学生组成“武装宣传队”，到街头宣传革命；还曾带领学生到城外迎接王金发率领的革命军。后接受王金发任命，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年底，写成文言小说《怀旧》。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中旬，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4月，临时政府及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于5月5日和许寿裳一同到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上班。8月21日，被任命为佥事；8月26日，因原第一科被撤并，社会教育司第二科改名为第一科；鲁迅任科长。但袁世凯统治下的教育部完全是一个官僚机构，加之处于草创阶段，每天除签到之外基本上无公可办。鲁迅到教育部上班第一天日记是这样写的：
       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于是，鲁迅“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业余时间就与老友许寿裳去琉璃厂搜求旧书、碑刻拓片。
       1912-1917年，鲁迅经历了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状况越来越感到失望，只好采用各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白天九、十点钟才起床上班；到黄昏时才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从石刻拓本抄古碑，或阅读抄写佛经、墓志、旧书，临摹影写造像、画本，“有时或至一二点钟才睡”。鲁迅有首悼念亡友范爱农的诗，其实也是当时自伤心情的写照：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哀范君三章》
       回顾鲁迅这段职业生涯，有两个特点——
       一是不断地寻求，又不断地走出；始终处于“在路上”的状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二是越来越加重的“孤独”和“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呐喊·自序》）
       “在路上”是人生的漂泊，而“孤独”和“寂寞”则更是精神上的无所皈依。两者导致的都是大悲哀、大痛苦。
       四、“呐喊”与“彷徨”
       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种种大悲哀、大痛苦，一个看似偶然的契机，促使鲁迅终于开始发出自己的“呐喊”：1918年夏秋之交，钱玄同来绍兴会馆探望鲁迅，见他常“寓在这屋里钞古碑”，便劝他“做点文章”。
       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鲁迅自1918年5月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和《故乡》、《阿Q正传》等十多篇小说。后以《呐喊》为题结集出版（1923年9月）。他还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上，发表一系列批判封建主义及种种“时弊”的杂感；另外，他还发表过一些新诗，从而形成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从1920年秋开始，鲁迅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及世界语专门学校任兼职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文艺理论等。《中国小说史略》是他讲授这门课程的讲义。
       1924-1926年，是鲁迅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三年间，鲁迅创作了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5篇散文、杂感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和《坟》集中的部分杂感。
       然而，这一时期也是鲁迅复陷于孤寂与彷徨的时期。
       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裂，使《新青年》同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其间（1925年8月14日），曾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企事职务。面对依然强大的封建势力及封建复古派的猖狂反扑，鲁迅自觉得“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那里呢？（《〈自选集〉·自序》）
       1926年1月16日，鲁迅在平政院控告章士钊违法免他职务胜诉，恢复教育部佥事职务。同月，辞去女子师范大学教职。
       1926年3月18日，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北京《京报》披露段祺瑞政府拟通缉鲁迅、许寿裳等五十多名“罪犯”。于是，在亲友的劝解下，鲁迅先后避难于《莽原》社、山本医院。4月15日，因直奉联军逼近北京，鲁迅遂避难于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5月2日始回寓所。8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同年九月《彷徨》印成。鲁迅后来曾写下这样一首《题〈彷徨〉》的诗：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回顾鲁迅这段经历，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痛苦的鲁迅：他为痛苦而呐喊；呐喊后仍然是寂寞与彷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彷徨·题记》）
       五、“陪着做一世牺牲”
       从婚姻和情感看，鲁迅经历长达近20年的无爱的婚姻。绝望之余，亦曾有“陪着做一世牺牲”喟叹。
       1899年，在亲戚的斡旋下，由谦少奶奶做媒，鲁迅与朱安订婚。
       朱安，又称阿安，母家的长辈又叫她为“安姑”或“安姑娘”。她于1878年生于绍兴城里丁家弄一户富裕人家，朱安的父亲叫朱跃庭，胞兄叫朱小云，家中有两幢三进屋宇，有书房，有石池，有花园，也是殷实人家。朱安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三寸金莲。鲁迅对这门亲事是一直反对的。鲁迅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后来还写信给母亲“让姑娘另嫁人为好”。1906年7月，鲁迅接到“母病速归”电报，从日本赶回绍兴。次日（7月26日）等待他的却是与朱安的旧式婚礼：
       婚礼照例是在新台门大厅里举行的，二哥说要回来，但还没有回来，除了三个台门里的本家，很少有什么客人来，也不演戏，一点也不热闹。也许由于我大哥的意见，我母亲一切从简，只是在仪式上，还是照旧，由老台门熊三公公来祝寿，还是拜堂，我大哥装了假辫子，真是活受罪。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我大哥的失望是很难形容的，这也难怪，俗话说：生意做勿着，一遭，老婆讨不着，一世。这是一生一世的事呢，当然，老公嫁不着，也是一世不着，是一样的，也许更痛苦。（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结婚当晚，鲁迅为朱安揭开盖头后，发现朱安两眼深陷，长脸大面，皮肤黝黑，便更加不高兴。他独坐翻书，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鲁迅一字未答。接下来的两天里，鲁迅都睡在母亲房中。第四天，鲁迅便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一去三年。结婚当天，当亲友们前来贺喜的时候，鲁迅就曾凄然而又自嘲地说：“是母亲娶媳妇。”鲁迅后来还曾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
       鲁迅回国后，曾有1年半时间就在绍兴任教（1910年7月-1912年2月），但他却住在学校，很少回家。即使偶尔为看望母亲周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有意不与朱安接触。这一时期鲁迅心情十分沉郁，“囚发蓝衫”？不修边幅，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
       1912年5月至1919年底，鲁迅在京7年，也始终未将朱安接去同住，一个人过着苦行僧般的独居生活，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于拓片残书之中。
       1919年底，鲁迅把母亲和朱安一块接到北京，全家住在八道湾，弟兄三人，友好相处，鲁迅许下了“永不分家”的诺言。1923年7月，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失和，鲁迅暂住砖塔胡同，1924年才在阜城门内西三条找到一四合院，把母亲和朱安接入。在这近5年的时间里，鲁迅“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孙伏园：《哭鲁迅先生》）
       对于这种婚姻痛苦，鲁迅很少直接表述；但在其他有关文章中，可以看到鲁迅的心迹：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
       ……
       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
       六、“此中甘苦两心知”
       从鲁迅尔后的情感经历看，鲁迅终于“一掷身中的迟暮”，发出“我可以爱”的呼声，冲破世俗偏见与许广平大胆相爱。但即使如此，旧时婚姻的枷锁，鲁迅至死也未曾完全摆脱；而与许广平的相恋，也是“此中甘苦两心知”。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许广平出生刚三天，其父外出赴宴，喝得酩酊大醉，与同席的马姓“劣绅”“碰杯为婚”，将许广平许配给他的儿子。为了摆脱这桩婚事，许广平逃婚离家，北上求学，于1922年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其间，许广平曾与北京大学学生李小辉恋爱。1924年1月，李小辉因患猩红热而死亡。
       1923年10月23日，鲁迅开始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讲师。1924年5月21日，女师大初闹风潮，鲁迅开始卷入支持学生的活动。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求访信件。4月12日，她和同学林卓凤陪同，首次鲁迅寓所拜访。此后，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往来日渐频繁（从1925年3月到7月之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达四十余封，“差不多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5月7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演讲时被学生轰走；9日，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被开除；女师大风潮遂再次升级。鲁迅采用各种方式，支持乃至领导女师大学生运动，并遭到教育部解除佥事职务（8月14日）。也是在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过程中，鲁迅与许广平情感也越来越升温，最终走到一起。
       次日，即1925年10月21日，写出小说《伤逝》。
       1926年3月18日，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
       1926年6月中旬，出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离开北京南下。7月28日，鲁迅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数百元薪水、路费，正式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8月26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当时他和许广平约定是：离京南下后，先分开两年，各自作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
       1926年9月2日，鲁迅乘船赴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许广平则于同日乘船赴广州工作。由于分居两地，书来信往，更密切了二人的关系。鲁迅终于摆脱了世俗的藩篱：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1926年12月31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一切教职。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广州与许广平相聚；时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2月20日，与许广平一起宴请也到中山大学任教的老友许寿裳。此后一起游玩，或远足，或看电影，请吃饭，持续至3月1日。3月29日，因不满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聘顾颉刚来校任教，与许寿裳一起迁居校外，住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并请许广平也同居一处。
       继上海“四·一二”事变后，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当日，鲁迅以教务长身份召集中山大学各系主任会议，力主营救当日事变中被捕的学生，但无人附合。4月20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在白云楼闭门不出。
       9月27日，鲁迅、许广平乘船离开广州；10月3日抵达上海，住上海共和旅馆。10月8号，从共和旅馆迁入东横滨路景云里23号寓所。从此，鲁迅与许广平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同居时，寓所仅有一床、一桌、两椅，此外就是书籍了。
       尽管鲁迅与许广平真心相爱。但这种“师生恋+黄昏恋”、“婚外情+同居”，在当时并不为世俗社会和一般庸众所接受。因此，对外不免遮遮掩掩，对内也摆脱不了“内心的矛盾”和“紧张”。
       事实上，就在鲁迅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
       1928年2月9日（此始与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鲁迅收到周伯超来信。后者自称鲁迅钦慕者，却这样指责鲁迅与许广平关系：
       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周伯超：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致鲁迅信）
       因此，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一段时间，仍“左盼右顾，如履薄冰”：
       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即便去杭州，实际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动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预订一间有三张床的房间；到了杭州，许钦文等人接他们到旅馆，住进那房伺后，正要离开，他却唤住了许钦文，眼睛盯着他，“严肃他说:‘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并且指定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这是怎样奇怪的安排! （许钦文：《鲁迅在杭州》）
       许广平也是这样。从一开始，许广平就没有向亲属说过实情，直到1929年5月，才将实情告诉前来上海探望她的姑母。其时，许广平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不得不对家人公开与鲁迅的关系。告诉姑母实情后，许广平对鲁迅解释说：
       我的亲人方面，如由她说出，则省我一番布告手续，而说出后,我过数月之行动（指生产）可以不似惊弓之鸟，也是一法？（《两地书》）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态，还是“惊弓之鸟”似的。
       在鲁迅这一面，也是从这时候起，才觉得“前途似乎毫无障碍”，开始有意将关系公开化；但在陆续告知外地朋友时，底气依然不足，语气依然是含糊的：
       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鲁迅书信集》）
       此后，尽管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直到病逝，鲁迅并没有走得更远：他仍然顾及着母亲，尤其是朱安；也从未给许广平所谓“名份”。鲁迅曾有一首旧体诗，回溯他和许广平的情感历程，从中亦可体察鲁迅有甘有苦的心情：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濡相沫亦可哀。
       聊借画图始倦眼，
       此中甘苦两心知。
       七、“我就得横站”
       从鲁迅与左右两大势力的关系看，鲁迅也陷入“横站”的苦境——既要应对敌方的攻击，也要防范“同一阵营放来的冷箭”；而后者尤其让鲁迅感到矛盾和痛苦。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后，开始了新的生活，也卷入了新的矛盾和纷争之中。
       鲁迅来到上海后，本来打算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担任复刊后的《创造周报》的撰稿人。但是，1928年初，创造社、太阳社的一批成员在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把批判矛头突然指向鲁迅等新文学作家。他们宣称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完全变成一个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等。鲁迅也连续撰文予以还击。从而引起了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这场论争持续一年多，共发表文章100多篇。
       1929年，中央得知论争情况后，要求站在党的立场上，停止论争，团结争取鲁迅。根据党的指示，左翼文化工作者中的部分党员开会讨论，统一认识，决定在刊物上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冯雪峰、夏衍、冯乃超等拜访了鲁迅，转告了党的指示精神，争取鲁迅的谅解。鲁迅也毫不犹豫地同意，停止了和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并参与了发起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被选为常务委员。从成立至1936年二三月份自动解散，“左联”、尤其是后期“左联”（1931-1936）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日甚一日；而“左联”内部也存在种种不良倾向，诸如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某些领导人“工头”、“奴隶总管”式的恶劣作风，鲁迅不得不“横着站”：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批判“新月派”、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进行论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批判左翼阵营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包括应对来自“同一营垒中人”的“辱骂”、“恐吓”或“暗箭”。
       例如：
       1930年5月7日，鲁迅在冯雪峰陪同下，在爵禄饭店秘密会见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李立三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婉言拒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李立三竟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这种情形，正如鲁迅过去曾感叹过的：
       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两地书》）
       1933年春，“左联”的四位成员联名发表文章，斥责鲁迅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带着白手套的革命家”。
       1934年，一位“左联”的青年成员化名“林默”，说鲁迅当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短文是“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
       1935年夏天。一位“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化名指责鲁迅，说他和敌人“调和”，而使追随他的青年人“死得不明不白”。
       所有这些，使鲁迅处境十分艰难，他说：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却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鲁迅书信集》）
       1935年，鲁迅甚至有点心灰意冷了：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鲁迅：《致萧军、萧红》
       八、“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从鲁迅的身体看，年轻时谈不上身强力壮；进入中年时便不断为各种病痛所折磨，并最终早逝于疾病。
       须藤五百三是鲁迅上海时期主治医生之一。据《鲁迅日记》记载，1932年10月20日就开始与须藤书信交往。鲁迅病逝近三年左右时间，须藤经常给鲁迅父子治病，几乎就成了鲁迅家的私人医生和常客。他曾这样概括鲁迅的身体和病史：
       我觉得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即以先生日常的谈话看来，先生自少年时代，身体便不见得壮健。
       先生自七八岁起即患龋齿，一直到二十四五岁，都在担心脱牙和临时应急，差幸这样的过去了，及至二十六七岁时，终于有全部镶牙的必要了。
       先生自身于四十四五岁时已有结核，尤其是肺结核的预感了。（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
       伊藤的说法，表面上与鲁迅本人乃至周海婴的说法都有矛盾之处：
       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而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鲁迅书信集》）
       但阅读鲁迅日记，可以发现：至少自30岁起，鲁迅便时常为各种病痛所折磨。特别是到了中年以后，鲁迅日记中病状描述和求医问药的记载更是频繁。仅从1934年算起，鲁迅日记提到须藤的地方就有近二百处。
       到了1936年，鲁迅身体越来越差。下面是鲁迅日记中有关病痛的记载：
       1月3日：肩及胁均大痛。
       3月2日：下午骤然气喘。（延至8日“渐愈”）
       5月15日：往须藤医院诊，云是胃病。（此后一直发热、发烧未愈）
       5月31日：下午史君引邓医生来诊，言甚危。
       6月5日：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
       8月1日：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
       8月7日：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
       8月13日：夜始于痰中见血。
       9月5日：下午须藤先生来做注射。为《中流》（二）作杂文毕。（即后来发表于同月20日《中流》一卷二期的《死》）
       10月1日：午后往须藤医院诊，云小有感冒，广平同去，称体重得39.7K.G.(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1K.G.,计约二磅。
       10月18日：星期
       1936年10月18日：鲁迅“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许寿裳：《鲁迅年谱》）
       须藤曾这样描述鲁迅逝世前的病情和心态：
       在先生逝世之前的一天，和先生谈话中说到先生的身体，若由医生来评论，是筋骨薄弱，并应列举痔核，牙齿全缺，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喘息，肺结核等病症。……
       这样我就觉得先生肉体方面，颇有缺损和不全，体力减退筋骨薄弱。要是普通人的话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活泼池继续工作的。不过，先生平日是晚上早唾，每在夜间一二点钟起来工作，读书。他的辛烈的透明冷彻的脑力之能充分发挥，是这结核性体质的特征，又是普通结核性体质所具备的。……先生不是以肉质来经营生命也不是以筋力来工作，他是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
       然而，“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虽然有效，但也有限。鲁迅终于支持不下去了。许广平在《最后的一天》中详细记载了鲁迅生命最后的日子。
       1936年10月22日，在鲁迅葬礼上，许广平的献词是：
       ……你曾对我说：“我好象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这就是鲁迅，一个有着“大心肠”、“大慈悲”，同时亦承担着“大痛苦”的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却一心一意想放他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