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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后的文学发展中，对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进行反思的小说作品层出不穷的。方方作为非亲历性作家从客观的角度，以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在《乌泥湖年谱》中，用“年谱”形式记录的1957年至1966年十年，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步步被纳入政治轨道，被剥夺思想言论自由的年代，也正是方方的父辈们从对生活充满诗一样的激情到一点点卷入政治漩涡身不由己的年代；是极左路线渐占上风，国民经济走向停滞的十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步步被拖向命运的深潭，渐渐失去话语权、思想权的十年。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早年都曾有过一段辉煌的经历。曾几何时，他们也充曾溢着知识者的气息与生命的活力，他们年轻的生命也以纯洁灿烂和儒雅智慧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眼前。但为了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保全家庭，众多知识分子被迫放弃一直以来最为看重的人格、原则，正如方方在谈到的：“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处在心理畸变过程，一直到现在。没有几代人是很难扭转过来的。”比如丁子恒，在1957年批判与他“多年相知的老同学”李琛明时，他无意中的一个揭发使批判当即升级，最后给李扣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这是丁子恒第一次违背并出卖自己的良知，虽是无意，但已使他心乱如麻。“两个最可鄙的字从辞海里跳到他的眼前：出卖。他自己被这两个无情之字震得目瞪口呆。”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在以后漫长的时光里，丁子恒还要亲眼目睹更多的发生在自己同伴、朋友身上的悲剧，还要一次又一次的违背自己的原则，埋没自己的良知。当他1960年听说自己一直欣赏并尊重的孔繁正因为直言提出暂停三峡工程而被劳动改造时，就更为震惊了，正是看到了身边的同类一再地遭到打击，在一种兔死狐悲的心态影响下，他们逐渐放弃了一直以来坚持的人格原则和人性良知，从而由知识分子精英变为了自觉自愿的庸众。
       在看到了这些他们遭遇了这一系列的打击之后，我们如何忍心去批驳丁子恒的懦弱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又如何批判父亲艰难保全家庭的对与错呢？因为无论他们做任何选择，痛苦都是无法逃脱的。在外界环境、命运，以及政治的拨弄中，个人的力量显得太过渺小，他们的遭遇我们也无法用“软弱”、“退化”之类的词一言以蔽之。不问原因地批评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这十年对于如丁子恒、苏非聪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异常残酷无情的严冬季节，他们经历了从肉体到精神受到蹂躏，人格和尊严残遭践踏的艰难岁月。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惨痛人生经历才使作家对之进行审视与反思，为丰富复杂的人性形态与人性内涵提供了艺术探寻的可能性。惟其如此，“文革”结束后的小说界才会涌现出大量的“反思文学”作品，探寻表现当代知识分子苦难命运。然而，这许多表现当代知识分子苦难命运的小说作者中绝大多数都曾经如他们笔下的人物一样有过类似的现实遭际。这也就是说，他们乃是基于自身的生存经验而进行自身文学世界的构建的。
       正因为有着个体对这段经历的独特体验，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遮蔽生活的普遍性，遮蔽其他有类似经历者肯定迥异于作家自己的另外的生存体验，并因为这种体验局限制约的缘故，而无法跳出自身之外取另一种更阔大的视野来对自我的经历与体验作更深刻的观察与反思。与此相反，非亲历性写作作家本人并未亲身经历过这种体验。虽然似乎少了一种体验的真切性，似乎丧失了一种实在的切肤之痛，但却可能因为置身于事外因为某种必然的距离存在而对事物本身产生一种更为全面立体也更具普遍性的观察与反思。与亲历性写作相比较，非亲历性写作对事物的表现既可能更为客观冷静，同时也有可能由于对这段人事的超然事外，而避免了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批判审视。《乌泥湖年谱》中置身于苦难中的几位知识分子罹难的共同原因，都在于他们对于自我人格尊严，对于自己所追求事业的一种出乎于本能的自觉维护。在这一维护过程中，自然表现出了对于不合理政治运动的强烈抗争精神，他们之惨遭厄运也正与此直接相关。但是这样的形象，在右派作家们的亲历性写作中已经为我们所司空见惯了。《乌泥湖年谱》中最让人耳目一新的正是丁子恒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与此同时，小说中涉及到的王志福与何民友这样的知识分子败类形象，在右派作家的亲历性写作中是甚为少见的。
       《乌泥湖年谱》的成功，与丁子恒这一人物的设计塑造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小说的题目是“年谱”，而这“年谱”的记述撰写者，实际上就是丁子恒。虽然小说并未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但从文本实际考察，却不难发现，小说叙事视点的设定，就体现在了丁子恒这一人物身上。即小说中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人事，作者是通过丁子恒的眼睛展示给广大读者的。小说中若干重要的人与事，也都是经由丁子恒这一中介的过滤之后才传达给读者的。从小说艺术的表达层面来看，丁子恒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丁子恒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他是历史的观察与见证者，更在于他本人也是故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参与者。在小说中，丁子恒的结构性作用也是异常明显的。假若舍却了丁子恒，那么小说所想达到的梳理表现知识分子生存困境与精神谱系的写作意图的最后实现，则是很难想象的。
       通过丁子恒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方切入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探测出了其人性构成的复杂与深邃程度。方方正是极大地凭借这样一种非亲历性的写作方式，才使《乌泥湖年谱》圆满地完成了对丁子恒形象的刻画塑造。丁子恒是介乎于苏非聪们与王志福们之间的一类更加复杂真实因而也更具普遍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乃在于作家方方对丁子恒内在心理的同情性理解。丁子恒身上所凝聚着的其实正是方方对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父亲一种理解认识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作家才能既对丁子恒精神的萎缩畸变进行不失严峻的批判性审视，同时也能从人性本身既有的软弱脆弱的一面出发对丁子恒懦弱的明哲保身行为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情。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作出的也正是类似于丁子恒这样的人生与精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丁子恒这一形象的涵盖象征意义其实是最为普遍广泛的。
       参考文献：
       1、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李骞、曾军：《世俗时代的人文操守——方方访谈录》，《长江文艺》，1998年第1期
       3、蔡建萍：《扭曲 异化 迷失——方方小说评述》，《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李颖慧，河南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文化传播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