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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新是巴金在“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塑造得最见艺术功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活动贯穿于整个三部曲，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又怯于行动的“多余人”，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作者通过对觉新遭遇和行为的描写，通过他与觉慧、觉民在思想性格和人生命运等方面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愤怒控诉封建家族制度的罪恶残酷，揭露封建礼教制度的吃人本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对人性的禁锢戕害，同时否定了他所奉行的“作揖哲学”和“不抵抗主义”。而作为一个典型，觉新还具有更为丰富的性格内涵，体现了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甚至以自身的存在启迪一代代读者，使他们能更好地发现生活、理解人性、认识自己，从而显示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永久的艺术魅力。
       觉新向往新的生活但又苟安于旧的家族秩序。他出生在一个世代簪缨的“诗礼”之家，是大家庭的“宁馨儿”，从小在爱的环境下生活，优越的地位，加上清秀的相貌和聪慧的头脑，使得他在家族内外倍受称赞，他也就理想主义地为自己编织着种种美丽的花环。他自幼接受的就是儒家文化的熏陶，虽然进过新式中学，也接触到化学之类的新学，但其前十几年封建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却根深蒂固了。再加上他是高家的长房长孙，他更受到家族未来接班人式的严格管教。这种环境和特殊的地位及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按祖父、叔父们的意愿，以维护封建家庭秩序、封建礼教为最高职责，对封建礼教采取“作揖主义”、逆来顺受的态度，以支撑这个家的门面，延续其所谓的“门风”；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青年，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对时代潮流和旧礼教的无情，并非一无所知，他也渴望自由和爱情，对新思想也是向往的，从自己的痛苦和遭遇中无限同情弟弟们的叛逆行为。他的这种一方面信服新思想，渴望做一个新青年，一方面又无力反抗封建秩序、甘愿继续痛苦地顺应着旧环境过旧生活的矛盾，不断暴露在高家封建家长和叛逆青年两种势力的冲突中。“家”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炼狱，也意味着一种神圣的血缘关系和难以割舍的生活情调。他理论上接受了一些新思想，而感情上、行动上却仍依恋着旧家庭。
       他和梅表妹青梅竹马，但冯乐山做媒、高老太爷做主，让他另有所娶时，他竟无力反抗，违心应允。包办的婚姻固然破灭了他的理想，但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温柔贤淑少女的爱情，他又陶醉于温馨的生活之中。当“五四”的春风重新吹燃他的热情之后，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虽然跟他的兄弟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新青年，但是在旧家庭里他仍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自我放弃了追求，而把全部的爱和希望寄托到了儿子身上，丧妻失子之后，觉新也并非万念俱灰，他似乎无意节制自己与蕙表妹的感情，一任其自然地发展。但接着他又顺从地接受长辈们的安排，卖力地操办她的婚事。在蕙的婚姻中，他充当的是“建造绞刑架的木匠”的角色，他断送的是蕙的幸福和生命，同时也在断送着自己新生的希望。在《秋》中，觉新一方面希望枚能起来反抗，希望他能获得自己所该过上的新生活；另一方面又遵循旧的枚的人生悲剧。甚至到了最后，觉新还表示自己“上进之心并未死去”，但是在此之前他早已“把一个他实际上担不了的责任放到自己肩上去了。”的确，在他那短短的二十几年人世生涯中，觉新向往新生活的意念从未泯灭过，但是他又何尝真正追求过新的生活？他总是顺从于旧的秩序，循规蹈矩的依照旧生活的轨迹运转。长期的旧生活使他的心理个性形成了一种无可摆脱的守旧惯性。趋新与守旧成了觉新性格表层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从而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但逆来顺受、懦弱苟安、恭维敷衍并非他性格的全部，麻木健忘与敏感多情是掩盖在觉新性格表层下的另一对矛盾。
       觉新的敏感多情作为一种性格因素，时时刻刻都自然流露在日常生活之中。他已经有了贤惠的妻子、美满的家庭，但遇上昔日的恋人梅表妹并且知道她的悲惨经历后他仍不免凭借梅花来慰藉那颗受伤的心，以哀婉凄切的萧声来寄托自己难以诉说的情思。在《秋》中，觉民还看见觉新站在街上人群中专注地听老和尚放焰口。唱词中的“一抔黄土盖文章”，“绿杨芳草骷髅寒”几句格外地打动了觉新，“他觉得这些句子使他记起许多往事，告诉他许多事情，它们像一锅油煎着他的心，逼得他掉下泪。他的心发痛。然而同时他感到一种绝望中的放弃似的畅快”。眼睁睁看着蕙被她那丑陋、滑稽的夫婿娶走，而自己，只能望着蕙赠予的题有“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的书签，感受“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的凄凉。为周老太请卜南失时，“凄凉古寺，风雨蝉声”，“只求早葬”等话，也都表明觉新潜意识中对蕙的一片痴情。后来，在为蕙灵柩下葬与郑国光的频频交涉中，觉新又时时对着瑞珏的照片请求她的原谅。甚至当看到在家族内斗中失败的沈氏在他面前伤心啜泣，看到在恶运打击下的枚少奶在他面前痛苦流泪时，觉新想起她们的遭遇，也忘了往日的厌恶而对她们表示了同情与安慰。总之，这一切无不体现着觉新那敏感而又多情的性格特点。
       但是，觉新的敏感多情又是与麻木健忘联系在一起的。当他在长辈的安排下定婚时，如傀儡般被人玩弄并无快乐，但晚上把戏做完后，“他疲倦地忘记一切熟睡了”。结婚之后，觉新有了新的乐趣和满足，于是在短期内忘记了过去的美妙的幻梦，忘记了另一个女郎，忘记了他的前程。他满足了，他陶醉了……后来父亲去世给他带来新的悲哀，但这悲哀不久便逐渐消去。他不仅忘记了父亲而且忘记了过去的一切，甚至忘记了自己的青春。几分钟前，他还在觉慧面前痛苦地表达自己的悔恨。但过一会儿，他又兴奋地加入弟妹们欢乐的嬉欢中。在觉新的生活中他不断为青年一代的不幸而不平，不断因自己参与悲剧的制造而自责，但他似乎又不断地忘记这一切，不断地重复自己所做的一切。忘记痛苦的记忆是人类保护自己的一种心理机制，但它也是一柄双刃剑，为免除痛苦记忆的折磨而一味忘却，到头来只留下更多的痛苦记忆。总之，多情给觉新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健忘却使他灵魂得以暂时安宁，同时蕴蓄着更深的痛苦。觉新就是这样浑浑噩噩地打发着自己飘渺无奈的人生。
       觉新的心理性格中还同时具有自卑情绪和自信精神。他总是那样谦卑、那样自轻自贱。他形容自己“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他曾动情地对淑英和蕙说：“我是不要紧的。我这一生已经完结了。”……看见枯黄的树叶随着将阻塞着江水漂流时，他又固执地认为：“我的心已经老了。我的心境已经到了秋天了。”“我的生命也象是到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自卑的心态使他未老先衰，使他“象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老监犯”。当觉慧慷慨地高诵“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时，觉新却悲哀地低吟着：“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不会有幸福。”但他有时又总是显得很自信。无论是高老太爷的命令，还是沈氏的祈求，他总是唯唯应顺，充满自信地答应完成，姑妈、四爸请他帮买衣料，他二话没说就领着他们去了；外婆、舅舅请他帮办蕙的出阁、枚的婚礼，他毫不犹豫地完成了。甚至三叔临终前的重托，他也“不假思索，就把一个他实际上担不了的责任放到自己肩上去了”。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为别人卖力时却从不谦卑；当需要做自己的主人时总感力不从心，而被别人作奴隶时才信心百倍。这自卑与自信的矛盾其实是可以算作奴隶性的一种表现。
       在觉新的心理积淀中，他具有浓厚的体面意识。巴金分析说：“觉新就是这样的人，他爱面子，他做事情又做得‘漂亮’，他不肯输一口气。为了这个他宁愿让自己、让自己所爱的人受苦吃亏。”（见《谈影片〈家〉》《巴金全集》第18卷 第698页）体面意识使他无法清醒地面对现实，使他自觉地维护着每况愈下的封建秩序。虽然他是封建家庭制度的受害者，但他却一直为家族的兴衰而担忧。在他的观念中，家族的荣誉高于一切。觉民大胆逃婚了，他自己余痛未消，却迫于压力四处奔走寻找，要觉民屈服，为的是不失这个家的“体面”；当觉群、觉世拿着菜刀吵架，他忧郁地对觉民说他究竟是“高家的人，闹出笑话来，大家都没有面子。”当克定、克俭奢侈败家时，他担心“高家就会光了”。他常忧心忡忡地叹息：“我看这个家是完了”，“我只担心爷爷的名声，我们高家的名声。”他希望觉民他们将来有一点成就，“做出大事情来，给我们争口气”。而对于自己，觉新觉得“活着只为挑起肩上的担子”；他“活着只是为了维持父亲遗留下的这个家庭”。事实上，他比弟妹们更早也更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家族正无可挽救地向衰落的路上走去。他“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看见了家族内部的“仇恨和斗争”。他时时感到“他所管的这个家充满了阴谋、倾轧、争夺、陷害”。但对自以为豪的、优越的东西即将消亡，他总有一种失落感，也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它、保存它，甚至不管这些东西是否值得、是否可能保存。清醒落寞的心态使觉新显得更为沮丧哀伤，但注重虚文的体面意识又促使他想方设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综上所述，觉新的性格除了懦弱苟安、“作揖哲学”、“不抵抗主义”，还存在着趋新与守旧、敏感与健忘、自卑与自信、爱面子等一组组对立统一的性格因素。各组性格因素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使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他在光明与黑暗搏斗中，所表现的妥协、徘徊、动摇，都合乎他的性格和地位。他受到新旧两方面的夹击，在长辈随心所欲的指责、捉弄甚至责骂与弟弟们的不满中只能默默忍受和挣扎。最后，觉新在绿叶成荫的年龄，就走上了飘落的路——饮鸠自尽，这是他看透了险恶世情后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觉新是“激流三部曲”塑造的形象，但他作为一个典型绝不仅仅属于“激流三部曲”。
       典型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是在整体个性中显示了某种社会历史蕴意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
       “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道德和灵魂的矛盾在典型里交织成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见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第291页），觉新这一人物其实代表了中国现代“五四”之后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时值东西文化相互撞击、封建传统观念与民主科学思想激烈交战，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感慨“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当时个别知识分子可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成为新人，成为新型知识分子，但对于觉新及更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迈向新世纪只是理想奢望。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重负使他们无法摆脱旧羁绊而轻装前进。在历史转折时期，他们比之前一代不过多感觉到一点新的气息，他们虽然看到了传统的弊端，也看到了新的希望，但只是在黑暗中眺望光明。他们在新旧两个阵地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都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和价值，成为“站在中间的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类似高觉新的人物形象：靳以《前夕》中的黄静宜、茅盾《虹》中的韦玉、老舍《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路翎《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时代的矛盾，造就了矛盾的人。高觉新的性格是在彻底反封建的思想要求已经提出，而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难以最后退出生活，民主革命在推进中，但传统的思想文化、道德规范依然禁锢着人们的精神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同时这一形象，也以自己特有形态包容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条件、概括体现着当时的社会关系状况。
       “觉新性格”——在环境压力下主动放弃个性、自我意识，不断妥协的性格——还有着超越具体时代、具体历史环境的普遍性。觉新是祖父的长孙、父亲的长子，却不是独立自由的自己。他最大的、也是最持久的痛苦在于，他在一个蔑视他作为人存在的地方，仍然不能完全忘怀自己是一个“人”。他在外界的压抑中，习惯于自我克制、自我贬抑，习惯于在逼仄的角落呼吸有限的空气，极力把自己的存在缩小到最大限度。他过份地谦卑，缺乏自信和强烈旺盛的生活欲，随时准备向一切横逆低头，为一切人牺牲，而不管这牺牲是否有价值、是否出于必要。我们通过觉新，是可以认识到一类人，认识到生活中人的两难处境，甚至我们自己心理性格深处的某一方面的。在这个意义上，觉新是永久的，是“激流三部曲”的，是现代中国的，也是人性一个侧面的。
       
       参考书目：
       [1]《巴金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钱理群、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王小平，男，语文教师，现居湖北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