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不疑和公孙弘都是西汉王朝的大臣。直不疑在文帝时位至御史大夫，封塞侯；公孙弘在武帝时位居丞相，封平津侯。两人都有一段涉及钱财的轶事，不仅显示了他们的人格，亦可折射出当时的世风。
直不疑的生平事迹附见于《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很简略，仅二百来字。现摘录其有关金钱的一段如下：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以此称为长者。”
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请假回家，不小心错拿走了同事的钱。后者疑心是直不疑偷的。这样的活天冤枉谁也受不了，谁肯承担做窃贼的人格污辱呢？可是这位直不疑先生却公然承认谢罪，并且赔了账。直到错拿钱的同事回来偿还原金，事实证明了直不疑的清白。丢钱的那位仁兄羞愧万分，直不疑因此以宽宏大度出了名。
试想想，要是换一个人，被人诬陷为小偷，岂不火冒三丈，要同对方大动干戈？即使不酿成祸事，也一定闹得沸沸扬扬，喧腾人口。直不疑何以竟能如此宽容忍让、息事宁人呢？
除了被诬偷钱，还有人造谣说他“盗嫂”，即同嫂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对这种有损名节的大事，直不疑也很沉得住气，不作正面的抗辩，只是冷静地说：“吾乃无兄。”没有兄长哪来的嫂子？谣言就彻底颠覆了。
说他偷钱他就认，就赔；说他盗嫂也沉得住气，这种性格实在怪得难以理解。这当然是修养功夫。但一细究，才知这是世风所染，即应顺着一种时代潮流。须知汉文帝时期，朝廷以黄老哲学御世，提倡与民休息，不生事。黄老哲学主张忍让谦退，阴柔宁静。要做官取高位，就须表现出冲淡宽容，息事不争的派头来。应顺这种潮流，直不疑方能以出奇的忍让获得“长者”之称，由小小的郎官晋升到御史大夫的显职。
到了公孙弘所处的武帝时代，情况就变了。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据《汉书·公孙弘传》，他以“贤良文学”应召对策，大讲儒学博得武帝的常识，以博士起家迅速升腾。他奏事“缘饰以儒术”，用今天的话，是披着儒家的外衣迎合上意。此人是个标准巧宦，看风使舵，哄得皇帝团团转，从内史、御史大夫一路顺风地升到丞相的高位。
皇帝崇儒，公孙弘就要表演出儒者的架势，倡言“人臣病不俭节”，自己在日常用度上躬行“儒素”。吃“脱粟饭”（即刚去壳而不精舂的粗粮），穿粗布被服，一副“忧道不忧贫”、“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儒者气派。
同朝有一个耿直敢言又嫉视虚伪的主爵都尉汲黯，向武帝揭穿公孙弘的矫揉做作，说：“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武帝问公孙弘对汲黯的指责有何意见，公孙弘先扯到管仲奢侈，而相齐桓公，齐国称霸；晏婴节俭，而相齐景公，齐国亦治，最后道：“我是太节俭了，同小吏一样，确如汲黯所说。如没有汲黯这样的直言者，陛下哪能听到这样的直谏？”这一通花言巧语说得武帝觉得他很有谦德，更为宠信。
布衣粗食是他矫饰成儒者气象的一个方面，那么他的俸禄万石是如何开销掉的呢？他还有轻舍财物沽名钓誉的另一面。公孙弘“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这样，那些受惠的宾客便四处称颂他。
儒学虽以伦理政治学说适合于宗法志制统治而成为传统思想的支柱，但儒学之兴亦系于习儒学的巧宦。公孙弘之前，汉初就有巧宦的先行者叔孙通。《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太史公以《
春秋》笔法称之为“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当时汉王朝刚建立，要定朝仪，叔通征集儒生三十人制礼习仪，其中一些儒生讥薄他“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并且指责说，当时并非制礼乐之时。可是叔孙通采用古礼和亡秦朝仪，胡编了一套朝会礼仪，居然很合汉高祖的心意，拜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用的便是收买人心的沽名钓誉法，将五百斤黄金全部分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通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发红包的政策收了效。
公孙弘深得这一家法心传，将俸禄分给儒士门客，更添上了甘守俭朴的沽名钓誉术，果然十分得法。直到死后，朝廷还下诏称他“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躬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
汉书》本传）。
［选自《财经》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