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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问题是近十年来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在现实处境中都是不容回避和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全球化也因其使用的广泛性或者泛化，几乎成为无需界定且无所不在的口号。相对于不同的学科而言，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哪些方面给学科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是阻拒还是促进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如此等等，时至今日尚缺乏自觉深入、具有学理性的考辨和清理，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即是如此。本文拟以全球化语境为切入点，本着着眼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之目的，谈谈比较文学的相关问题。
       一
       “全球化”这一概念，在上世纪60年代被收录于《韦氏大词典》和《牛津英语词典》时，还是一个令人感到棘手而无所适从的概念。但自T·莱维于1985年再度提出以来，已成为目前学术界广泛征引的概念之一。尽管在不同语境里语义常常发生抵牾和漂移，且颇多争议，但从整体上还是可以见出它的概貌。全球化这一概念发端于经济领域，着重描述的是一个历史进程。在此一过程中，由于经济资本的拓展、科学技术的推动，各种社会因素和关系在空间上不断扩展，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以及社会力量的作用表现出洲际的特点，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发展整体。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全球化的特征主要在于其共时性中的空间化，具体而言就是指空间上的世界压缩和地域联结随着世界性经济关系的强化，人们彼此依赖、关系密切，天涯若比邻的空间感觉越来越突出。如今，全球化早已越过了当初的经济和金融的阈限，转而进入到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如：科技全球化、媒体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思想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生态全球化等等，不一而足。这一现象说明，时下全球化的全方位展开所具有的普泛性和延展性，已成为各个领域的基本研究语境。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语境就是从这一意义展开的。
       全球化语境是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它以全球化为基础，是全球化现实处境的自我营构，也是有关全球化的表述。因此，全球化语境除了具有全球化的空间意义外，还具有时间意义，指当下呈现的全球化图景。我们之所以要作如此区分，目的是为了防止将“全球化”混同于“世界性”的理论偏向。“世界性”这一概念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表述，它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时代语境，尽管在表面上有全球化的景象，但绝不能等同于当下语境中的“全球化”。若将当下的“全球化”混同于“世界性”，很容易勾起对过去的想象，很容易造成不同语境的杂糅绕缠，最终造成理论的错位和失误。
       全球化语境是当下人类共同遭遇的现实处境，这一处境由多种图景所构成。首先是经济处境。随着后工业文明搭建起的生产与消费的新的平台，正在把各种经济活动带入一个无疆界的市场，全球资本的广泛自由流动，已脱离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政府的操纵，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日渐薄弱。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使一切全球化”，资本的重组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全球性经济秩序的形成。各跨国公司大规模的跨地区跨国界的经济活动无所不能，金融、制造、运输、服务、娱乐等支柱产业趋于国际化，企业管理、经济贸易与国际接轨，进入国际规则体系的运作层面。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性合作步伐加快，生产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消费全球化的趋势锐不可当。当下的这一经济处境，对于加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功不可没。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推行的国际经济关系，决不是平等、公正、合理的经济关系。从目前可以采集到的数据表明，全球资本仍掌握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各大跨国公司手中，它们控制着全球的经济命脉。一个大型跨国公司其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和一个强国相抗衡，是多个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这种势差在文化上的反应将导致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因为强势经济将造就强势文化，经济上的弱势国家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弱势。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与经济处境密切相关的是科技处境。客观上讲，全球化也是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结晶。以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信息处理技术、信息传输技术和现代交通技术等，正在对地球进行空间压缩，将地球缩小为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信息之网、技术之网无孔不入，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在当下，新的社会分工所引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将人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社会交往更加松散，“亲密接触”的机会日渐减少，但电子计算机、多媒体、互联网等媒体网络，以及电话、传真、手机等现代通讯手段为人们的联络沟通提供了便捷方式。如尼葛洛蒂所言：“过去，大部分的信息都经过人的缓慢处理，以书籍、杂志、报纸和录像带的形式呈现；而这，很快将被即时而廉价的电子数据传输所取代。这种传输将以光速来进行。在新的形式中，信息将成为举世共享的资源。”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正在重塑着人类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声、光、影技术，将现代社会铸造成形象社会或景观社会；电子计算机改变了人们的书写手段，键盘录入改变了手写的一次性，使修改变得非常容易，思考与写作日趋同步，“复制”与“粘贴”加快了工作效率；以虚拟性、游戏性、互动性见长的互联网，使视听传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方式。如此等等，都是现代科技的业绩。但另一方面，时下人们对高科技和大众传媒的过分倚重，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对高科技的痴迷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工具理性对人文理性的消解，工具逻辑压制人文逻辑。
       全球化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文化全球化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在世界性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影响下，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化交流与共享，已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文化处境。在这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更为全面自觉，它不是个别国家之间，而是在相当多的国家之间具有广泛规模的展开，形成了全球性的文化互动。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互动已突破社会体制的限制，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范围内跨越民族的情感参与和心理认同。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极具活力的大众文化是时下文化的典型征候。英特和其它网络所构成的“赛伯空间”使文化生产更加平等自由、更加大众化，模糊了文化精英与平民大众的界限，作者、传媒、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组合。以CD、VCD、DVD为代表的视听艺术，电脑艺术、网络艺术等新的文化形态层出不穷，文化制品的商品化使文化工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且日益走出政治的藩篱。文化的娱乐价值被强调，少数政治精英掌握的文化权力变成了大众普遍享有的文化狂欢。文化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形态的存在，已成为当今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是尽人皆知的。但与此相伴随，文化全球化的负面后果也是显见的，以机械复制为表征的大量技术复制品淹没了传统艺术的独特个性和品格，消解了文化精神，淡化了文化创造的审美冲动和理性追求。四处蔓延的大众文化正在不断蚕食固有的精英文化空间，商业化、世俗化、平面化、消费性等正在成为当下大众文化的主导特征，人们在尽情享受大众文化的感性狂欢，宣泄秘不示人的情欲中，消泯了快感与美感的疆界。再如文化交流中的单向与互动问题，文化殖民与霸权问题，建立全球化文化机制问题等等，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笔力所限，以上的描述只是反映了全球化语境的大致概貌而非全部。全球化语境作为一种充满变数、丰富复杂的整体图景决非上述三方面所能涵括，其间的问题和矛盾也绝非简单的文字可以洞悉，但从以上三方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全球化语境是当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不能等同于宽泛的“世界性”，其中的许多因素是以往的“世界性”概念所难具备的，这是今天我们考察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因此，我们要考察和清理比较文学的相关问题，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语境。
       
       二
       在全球化语境中，与比较文学的时代发展密切相关，且争议最多的莫过于民族文学问题。因为民族文学既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主要标志，没有民族文学，比较文学便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就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而言，民族文学是构成比较文学的原子，而比较文学则是连接各个原子的血液，“从本质上说，民族文学指那些形成比较文学基础的基本单元”（韦斯坦因9）。所以，在全球化语境中思考民族文学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十分必要。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语言——地域为标界的民族文学在比较文学界再次受到质疑，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待民族文学的理论立场上。关于如何对待民族文学的理论立场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学论域的全面展开而逐渐凸显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截然相反的两种姿态上。一种是趋同的姿态，认为随着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繁密，文学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民族文学已被广泛地纳入到平等的文化格局中，参与民族文学间的对话与汇通。因此，在确立共同意识、获得稳定的普遍特征基础上，形成具有人类共通性的文学机制和价值体系势在必行。另一种是求异的姿态，也是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在对待民族文学的态度上，他们借保护民族文学之名，呼吁人们警惕全球化对民族文学的威胁。认为建立全球性的文学机制和价值体系，实则是西方价值观念的体现，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蚕食策略，只有坚决抵制才能保证民族文学的自足发展。这两种姿态及其论争，使得民族文学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文化的趋同化和求异化的紧张”。
       表面上看，上述文化的趋同化和求异化的紧张是文化全球化进程中问题和矛盾的反映，其实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这就是西方流行的两种文化思想：文化进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文化进化主义将生物进化论置换到文化问题上，认为文化和生物一样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进步与落后之异，文化发展所遵循的原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尽管他们强调文化的可比较性和趋同化，但其内在的文化逻辑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是作为文化进化主义的反拨而出现的，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不可比较性，倡导文化的多元平等和相对存在性质。其基本立场是文化的趋异化，主张文化的民族性延伸与发展，但很容易掉进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沼。由此看来，以上两种姿态及其理论渊源，都不是比较文学应保有的姿态和指导性的思想支持。
       那么，在对待民族文学问题上，我们应持守何种态度，抱有何种理论立场，才能保证民族文学顺应当下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呢？我们认为，其正确的态度和理论立场应该是开放型的民族性。
       首先，开放型的民族性，要求民族文学既要保持鲜明的民族个性，又要具有宏阔的世界眼光。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主要承载方式，而民族文化精神是该民族全体成员在历时性发展过程中习得的区别于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包括性格、语言、文化、礼仪、风俗等等，民族个性就是针对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特性而言的。保持民族文学鲜明的民族个性，不仅要保持民族文学在语词、形式、结构和表达方式上的独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要保持文化上的独特品质，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区别主要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区别。例如中国文学，在历史的文学传承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学个性，有其独特的“兴观群怨”的诗学宗旨、“风清骨峻”的审美追求、“韵外之致”的艺术趣味、“天籁本色”的创作理念，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存在发展的根基和精神家园。没有民族性也就没有世界性，失去了民族个性也就失去了民族文学的生存活力。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比较文学仍然要正视和关注民族文学的民族个性，在各民族文学的交流、碰撞中发现其异质因素和独特品格。
       当然，提出保持民族个性，并不是张扬民族自闭，培植民族自大和狭隘民族主义心理，而是在保持民族文学鲜明的民族个性的同时，还要具有宏阔的世界眼光，这才是开放型的民族性姿态。一方面，民族文学是一个关系性概念，用来指称世界文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因为民族文学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关系之中。用詹姆逊的话来说，“‘民族’在今天应该用来表示一个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永远应该暗指（多于二项的）相关性”。任何一种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其他民族文学的存在。民族个性的建构离不开他者，反而是在与他者的对比和参照中确立的，同时他者有助于民族个性的重新阐释和理解。另一方面，在当下语境中，自我生长、古朴而纯粹的民族文学已经不复存在。随着文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任何民族文学都很难摆脱外来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因素就是明证。所以，为了民族文学的发展，各个民族都应有向世界开放的眼光，不断吸收世界上一切民族文学的优秀成果，增强民族文学的融合能力。通过对异质文学的整合，在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构筑民族文学发展的张力场，增强其生命力。一种保有强劲势头的民族文学，总是善于汲取其他民族文学之长以为自己的养料的。西方各民族文学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博采众家之长密切相关。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提倡世界眼光，但不要走向极端，要警惕民族虚无主义。
       其次，开放型的民族性，要求民族文学既提倡文化认同又承认文化多元。全球化既造成了民族文学的同质和一体，也有促成民族文学多元并存之功。所谓文化认同，就是强调各民族文学所蕴含的普遍性。文学的普遍性是与人类的普遍性相关联的，人类具有的普遍性已经被政治学、社会学、先进的基因技术所证实。作为人的精神现象学的文学是人类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诗意书写，不能不涉及到普遍性。民族文学的普遍性，一方面体现为共同性，如表现共同的人性、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追寻共同的艺术规律等。另一方面体现为全球意识，渴望本民族文学立于世界之林，获得世界性认同。
       但是文化认同，并不是无差别的纯一化，也非真正意义上的同步一致性，幻想民族文学的同一、纯一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妄。文化认同是与文化多元密切相关的，因此，提倡文化认同也要承认文化多元。在当今世界文学的现实格局中，每种民族文学不论其强弱、发展的快慢，都是现实的文学存在，都有其精华与贡献，都有其不同的文学传统和存在的理由，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世界文学才多姿多彩。因为世界是世界各民族的世界，全球是世界各民族的全球。尽管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使其文学在现代世界上展露的程度不同、了解的先后不同，但是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也应予以确认。只有坚持世界格局中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也才能真正激发比较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开放型的民族性，要求民族文学不仅要有开放流动的建设机制而且要有平等的对话姿态。民族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处于不断的继承与扬弃的过程之中。只有将民族文学中那些陈旧、不适应文学发展需要的东西淘汰和更新，才能增强民族文学的生命活力，熔铸出具有现代品性的文学新质。只有不失时机地融入、汲取它民族文学的优秀质素，才能拓展民族文学的生存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某一民族文学缺乏吐故纳新的能力，它就不能存在下去。一味地强调民族文学的自我延展，不加区别地阻拒一切外来文学因素，对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印度人民党领导人认为全球化是对印度的“传教进攻、信息进攻和文化进攻”，以及攻击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威胁了“神圣的印度价值观”的作派，都不是健康的态度。
       与动态开放性相关的是民族文学间平等的对话姿态。尊重其他民族人民对其民族文学的自尊，以宽容的精神倾听发自其他民族文学的声音，以多元的价值观、平等对话的姿态建立民族文学间的联系与交流，是实现文化共享的基本前提。剔除我——他、主——仆、中心——边缘、强势——弱势等僵化的二元对立认知模式，消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既关注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与互补性，又正视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与沟通性，为民族文学提供一个互相看视的平台，使比较文学成为民族文学间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桥梁。
       三
       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跨学科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学科间的渗透、互补和汇通更加内在和普遍，在流动开放的状态下沟通不同的文化体系，不断扩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尽管雷马克最早将跨学科列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但由于受传统观念和认识阈限的制约，也由于不同学科在思维、表达等方面的差异，跨学科研究一度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不同学科缺乏真正的可比性。这种观点认为，跨学科研究不能在保有文学的主体性的同时，也能使学科间保有各自的价值中立，所以，任意的、缺乏真正学理依据的泛泛比较，只能使比较文学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从而伤害了比较文学的科学品质。概而言之，这种观点是以学科自闭的理念在认识比较文学，而没有考虑到人类活动的整体性和内在一致性。其实，人类活动本身是互相联系的，没有联系，可以说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学科是近代科学的产物，依托于人类理性的高度发达。在当下，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人们对学科的认识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随着科学的演进，学科分类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密，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贯通性，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渗透、互补和汇通现象十分普遍。正是后者，为突破专业领域的限制，打破孤立的学科研究，倡导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学理依据。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在于，“将文学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通过考察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作用，使文学的本质内涵得到更充分的展示，从而更好地揭示出文学发展的方向”。
       近十多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勃兴，文化从背景走到前台，成为人们研究和关注的热点，受其影响，文学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关于什么是“文学”或者文学是什么？是一个人们必须回答但其答案又各不相同的问题，这一情状终而使文学成为一个内涵逐渐明确但没有清晰界限的艺术门类。在今天，“文学”的这种状况使其变得更加难以界说，在抽象方面它可以接近哲学，在具象方面它几乎模糊了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例如法国新小说派那些没有人物、没有传统情节结构的作品，在19世纪批评家眼中几乎不能算作文学，但今天却成为人们研究的经典。正是文学观念的这种开放性，在使文学不断获得新的滋养与发展的同时，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本质根据。拿文学与哲学来说，在功能和目的上，它们相似，都是探讨人生的手段；在阅读理论上，文学与哲学位置可以互换，对哲学著作的最忠实阅读时将其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寻找虚构、结构和其间的隐喻。反之，对文学作品最相宜的阅读则是采用哲学的姿态阅读，梳理其与作为内在根基的哲学命题之间的关系。
       当今的科学技术全球化，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也改变着文学的面貌。“面对二十一世纪新人文精神的发展，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更多地集中于人类如何面对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挑战”。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新的景象，
       计算机、多媒体以及互联网等作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前驱，已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发展和应用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带来深刻的影响。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构思和写作趋向于同步，“复制”和“粘贴”功能使拷贝、拼贴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大量运用，对其他文本乃至超文本的借用成为作家们得心应手的创作方式；此外，输入法的特点使谐音、多义乃至符号语言的运用在作品中屡见不鲜。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文学的载体呈现出革命性变化，它又一次冲击纸质文学，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在网络技术支撑下产生的网络文学，使世界各地的文学产品共生于一个载体之中。网络文学以其全新的技术特征，形成不同于传统书面文学的新特点。就创作、接受主体言，在网络上，人人都成了参与者，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作品，或者读写、批语和修改作品。作者与读者的界限日趋接近，创作由专业化走向平民化。这种创作、接受主体的改变，给文学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因素，审美趣味变得多元化、私人化，并形成一种简洁的、时尚的、符号性的网络语言。并且，网络作品不再是稳定的存在，而是流动的，永未完成的。这种新文学样式在不断冲击着既有的文学创作规则的同时，也在不断开拓着文学的表现空间，引起人们对文学存在方式和意义的新思考。
       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的影视文学，拉近了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它综合运用光、影、声结合的技术，逼真形象地表现文本，并以极为直观、方便的欣赏方式走进千家万户。影视文学的传播方式和对受众的覆盖面，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难以与之抗衡的。虽然影视与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创作方式、表现方式、存在方式和受众接收方式以及对受众的要求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但影视与作为“母本”的文学仍有割不断的联系，其沟通的基础在于它们都需要叙述。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影视艺术产生的重要基础。在影视文学的冲击下，文学创作处于不断翻新之中。法国小说理论家萨洛特曾说，小说之所以成为次要艺术，是因为它固守过时的技巧。文学必须尽可能地创新（包括外在的形式、表现技法和内容等）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西方现代小说和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为此作出了种种努力。
       文学与影视的互动，也正在改变着书写文字的语言和结构。影视的语言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幅画面，人物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足以抵得上千言万语。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虽然讲究炼字炼句，但毕竟有大量的记述和描写。如何凸显语言的魅力而又不失简洁，是文学应对快捷性的影视冲击的策略之一。与此同时，创作中尽可能地去掉概述和评论，推崇省略和空白，也成为一些小说家自觉追求的目标。此外，影视中灵活的镜头转换也给小说的叙述技巧以很大的启发。从叙事学的发生史看，电影理论为叙事学提供了灵感和实践。今天的小说形态日益简练，呈现出由侧重描写到走向展示的变化趋势，这与影视的冲击和为了适应快节奏的生活无不相关。
       由是观之，文学与其他学科，就像两位登山者，他们从不同的路径向山顶攀登，经过艰难曲折的穿行，最终会师于山顶，其间的关系更加内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这也昭示着跨学科研究的价值，打通整个文化领域，通过比较和综合，促成文学与其他学科会师的早日到来。
       四
       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民族文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文化研究趋向，使学科定位问题再度成为比较文学建设中应首先解决的问题。因为学科定位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随学科发展而深化完善，且不断表现出自我更新的契机。事实上，目前我们的比较文学学科定位是滞后而不准确的，存在较大问题，问题的焦点在于在当下语境中比较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才能确立其科学的学科品质，适应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
       从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看，在比较文学学科确立之初，民族文学之间的文化关系就成为其关注的中心。法国是比较文学的故乡，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确立的可比性基础是文学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和接受方式、接受效果等等文化因子是其研究的重点。在法国学派看来，“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所强调的事实联系其实就是文化联系，“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韦勒克曾形象地称法国学派研究的是“文学的外贸”。作为对法国学派的反拨而出现的美国学派，尽管提倡立足文本的新批评，信誓旦旦地表示必须面对“文学性”，但在实践层面却抛弃了新批评的主旨，更具文化研究品味。他们倡导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不仅径直从文学走向了文化，而且把法国学派所标举的文学关系也被抛在一边。
       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所以将研究的中心置放在文学关系的文化层面，与其对文学的认识有关。随着时下文化研究的繁盛，文学的文化品格进一步凸显。文学被人们视为一个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载体，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痕迹。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到新历史主义，不难发现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压迫、性别歧视、权力话语以及意识形态中异己成分等文化质素。文学作品的语言也不是中性的，主体、权力等以话语的形式渗透在语言表达之中。就文学生产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催生了新的文学生产方式，精神分析理论、现代语言学理论、女权主义观念等都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了文学创作意蕴的更新。文学不仅自身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与社会结构整体中的各组成部分有着广泛的联系。这就意味着，文学并非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运行，必然与其他文化形态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如政治、宗教、哲学、道德对文学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有时这些影响还是直接的甚至决定性的。因此，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既要把握文学的形式和结构特点，更要了解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价值观念、群体性格、精神趣味，以及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其他文化符号，如原始仪式、地域风俗、自然意象乃至神话传说等。既要寻找文学与社会的对应，又要多方位的考察，在文化的综合网络中研究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联系。这种综合研究必然使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向文化转移，所进行的研究是以文学关系为支撑的跨文化研究。
       因此，提出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就是为了顺应文化研究这一趋势而对比较文学学科定位所作的新的思考，它既是比较文学学科确立的出发点，也是当下学科发展的最终指向。这一学科定位，有效地避免了实体性的四跨的僵化和封闭性所引起的诟病，赋予了比较文学以开放性、延展性视阈。
       这首先是因为，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群体之间虽有对抗但不完全排斥，而是每一方都依靠另一方来限定自己。因此，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以一种超越了自身文化局限的观点研究文学关系，更能达到互相观照，互相审视，进而到达文化上的沟通目的。坚持跨文化的文学关系视野，还能深刻洞视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因为文学的体验形式、创作形式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中实现的，文学不可能摆脱深层文化机制的制约。由此不难看出，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
       其次，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不是两个因子的简单连接，而应包括多种文化传统。也就是说在关注强势文化的同时，也应该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去了解体验其他多种文化传统。历史地看，除西方的古希腊文化传统外，中国文化传统、印度文化传统、阿拉伯文化传统以及非洲文化传统等都深深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所以，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在向西方敞开大门的同时，也应该面向世界的多种文化，关注除西方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并通过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学关系，达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理解、新生和宽容。换句话说，当下比较文学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营造多样化生态环境，让理性之花、野性之花都在其间绽放。
       第三，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还含有综合研究之意。文化是一个有着多种子系统的庞杂体系，文化语境是一个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等文本交织而成的大文本。事实上，文化研究已经渗透到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研究涵盖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的价值之一就在于突破各种学科界限，使文学研究进入综合性研究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将比较文学定位于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或者说，比较文学是采用跨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关系，规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性质和研究领域。如果说法国强调的是注重事实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提倡的是基于普遍性的平行研究的话，那么，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应该成为比较文学的当下特色。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将比较文学定位于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不能或不应该从事文学研究，而是要求比较文学应有开阔的视野和风度，即使研究某个细小的问题也有一种宏阔的胸襟。比较文学的这一性质和宽阔的领域使它在未来拥有多种可能的发展途径和研究课题，拓展了人们的研究空间。比较文学向文化的转向，是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当下文化环境对比较文学的要求。通过将文学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文学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联系和作用，将使文学的本质内涵得到更充分的展示，从而更好地提示出文学发展的方向。尽管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不断会有新的变化和发展，但在关注学术上、形而上的问题，如文学与哲学、宗教等学科的关系的同时，更有现世关怀性是时下比较文学的重要表征，例如，英美高校比较文学课程中经常有关于民族研究、黑人研究、性别研究、权力话语、身份问题、后殖民等问题就是明证。这些都将给比较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和扩展，这也是比较文学的魅力所在。
       李定清，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