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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图书评论》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的《2006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载，作为近年图书市场上的绝对赢家，时尚文青已连续几年创下了文学史上尚无先例的畅销记录：从2001年以来，虚构类图书年度榜首连续4年都是青春类的小说，仅2004年“年度榜首书前5名中就有4个席位是青春文学”。2005年的前30名的年度榜单中又见半数为青春文学。“2006年，以‘80后’为主力军的青春文学写作从整体上看不仅不再轰动，相反显得有些落寞”，但青春文学的三大领军人物郭敬明、张悦然、韩寒却在2006、2007年又一次改写了青春文学“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吉尼斯纪录，尤其是郭敬明，2007年“五一”节前后推出新作《悲伤逆流成河》在十天内销量突破100万册，创造了当代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畅销神话。七年来时尚文青并没有象以往许多专业作家起步时那样“强行进入名声摇摇晃晃的门槛，而名声却犹如一个主动送上门去的无耻女人”一样主动投入了他们的怀抱。时尚文青滥生于市场，滥长于市场，向来被文坛视为文化的洪水猛兽的市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转换为时尚文青的载舟之水。成功的途径不同，当代文青与文坛前辈在对待文学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看法也就不同。前辈坚持“纯文学创作必须远离市场”，文青则一致认为“文学与市场并无矛盾”，老青两代不仅在创作实践上各行其道，理论认识上更是各执其故。在青年一代的“甚嚣尘上”面前，笔者既无意用“不朽”之类的词文过饰非，对时尚青春文学面临的生态转折视而不见，也无意用“速朽”之类的评价草率作结、倡导所有文青皈依文坛，但鉴于青春文学在创作发展上已超越了传统文学的阈限而在市场的背景下流转，个人认为在讨论市场与文学的关系时，我们不能完全采用以往主流文坛纯文学创作视角，而应该“将绵羊与山羊分开”。
       我们知道，古代学人舞文弄墨的“君子之雅”在上世纪初就已发生变化，“五四“文学革命的最终大获全胜，是由于敌手迫于市场营利的考虑而不仅仅是政治威力，可以想见五四革命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启蒙大旗时，就已经将市场化作了文学的载舟之水。三十年代，蒋光赤凭着革命得不能再革命的严肃文学一度成为上海的首富，鲁迅辞去教育部的职务后完全靠市场出书，“现代作家基本是都是在市场中长起来的，许多艺术家的传奇生涯就是从获得市场承认开始的”。建国后当代知识分子被作为“文化资源”安排在一个个“单位”中，作家们在国家付费的写字楼里从事着纯文学创作研究，“作家协会、文联、大学、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杂志社等机构的存在，意味着在当代中国，‘文学’不只是事业，而是一个行业，是许多人‘谋生’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半个世纪以降，体制文坛是在国家提供的物质和文化资源保障之下得以远离江湖市场、从事专门性纯文学创作。历史的镜头摇到现在，金钱构成了文学创研竞争的三板斧，市场再不是昔日的物质市场，长期远离市场的文学精英中正越来越多地放弃以往的清高，加盟文学商品化的行列。许多作家伊阿诺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般游弋在文学与市场之间，一面充当着文学的传播者，一面充当着书籍的推销者，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难以区分他们究竟是文学家还是文学商。文坛与市场双双向着对方的痒处延伸自己的触角，曾几何时精英们的文学操守已经异化为主流文坛控制思想制高点的策略，主流文坛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今体制外的文青处在一种怎样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呢？市场文青与专业作家的根本区别首先不是作品的含金量而是作者的经济地位：文青作品的市场销售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计，他们须得借写作先谋生活再谋艺术，倘文青也能象前辈职业作家一样每月拥有的固定的薪金收入，很难说他们还会对市场名利这个“无耻的女人”这样迷恋。记得在2005年的代际沟通论坛上，一些好心的文学过来人对“80后”文青急于进入文坛感到不解，情真意切地开导他们：只要认真写作、进不进文坛都没有关系，甚至还举出自己多年没有作品问世仍不以为然之例来说明这一点。对于这种名士风流般的潇洒，文青表面上附和，私下里却侃侃相驳，他们认为前辈名士有点象鲁迅形容的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富人，口袋里一定还有钱，如果饿上几天再来说话就不会这样文僚主义了。道理是这样明摆着，在成人看来可有可无的市场认同，对于在文坛外自生自灭的时尚文青来说，几乎是个体价值体认的全部。付钱是市场经济社会最本我的支出活动，对于尚未步入社会人生的市场文青更是如此，书号费的每一次交付“都象父亲交出自己前程远大的儿子一样”令“父母”“摧心折骨”。能够自筹资金交得出图书“儿子”还是万幸，怕就怕象《北京文学》2002年登载的《两个文学青年的孤苦人生》中两个“远离市场”的乡下文青一样，透支了生活和生命还不见半只文学青鸟来传情。望“青”成龙的主流专家们似乎没有这样设身处地考虑问题，他们只是强调创作者要远离市场，强调“喝西北风”的“朋克”们与吃汉堡堡的文学绅士们一块担当“追问终极关怀”重任。此种错位的关怀让人感到不安：纵然文青有“十年磨一剑”的诚意，这“十”年他们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倘十年后文学的剑并没有磨出来呢，还这么靠父母养着？如天空之于飞鸟，如河海之于翔鱼，在没有谁为文青提供稳定的文学赞助的前提下，市场就是体制外文学小青年的皇天后土、衣食父母。日前热销中的市场青春文学覆盖着二亿以上的青少年，这样一支庞大的青春写作群若是一齐听从前辈的劝导集体告别市场，结果会怎么样？就是说文坛容得下这么多的写手或者说文坛有能力扶持这么多文学新人吗？作家梁晓声说“当我站在我们所认为的文学平台上，告诉孩子们要注意什么问题，……如果孩子们听了我们这些文学主张，向我们祝福的这个文学平台靠拢一点，他们就得离市场远一些，而他们离市场远一步所失去的就是重大的”。事实确是如此，在经济独立之前，文青假若与市场一朝拜拜，劳燕分飞，文坛固然可以收获几员虎将，清除的却是整个文青集体和上亿fans对文学的热情，这将是一场残酷的文学淘汰战，问题还在于，把绵羊的毛剃光不见得就能成了山羊。
       毋庸讳言，处在市场海洋中的时尚青文学会存在远多于主流文坛的重实利轻精神的因素，然而，这却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共生趋象。首先，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存在形式，文学要离开市场独立发展意味着要离开一定的社会时空独立发展，这像“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切实际。其次，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过真正的独立，一会儿高蹈于上层建筑，一会儿又沉吟于经济基础；一忽儿是尊贵的人文之魂，一忽儿又是丑陋的万恶之花，精英们能够“穿着借来的袍子而成为真正的自我”（艾勒克·博埃默）就已经天地大美。其三，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不意味着作家本身也不具备能动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在真正的文学家眼里，只有作为文化价值的交换而没有作为人格理想的交换的市场，没有一个优秀的文学家会把自己放在市场的奴婢位置上，听凭金钱的驱使调遣。那种只有远离市场时才能够安下心来守护文学之魂的人是脆弱的，面对此种不称职的“教士”，忏悔者很有可能在聆听了远离市场的教诲后又反身再度扎进市场这条不洁的河流。
       优秀的时尚文学青年其实与前辈一样有着自己的追求，即使是那些处在书商的包围中身不由己的商务文青，也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文学理想（商务文学又何尝不是一种新型的文学理想？）市场是片试金场，真正有效的超越物质实利的精神坐标应该构建在真枪实弹的市场之中而不是模拟的市场模型之上。不难想见，倘若文坛视市场为文学的洪水猛兽、倘若精英文学的自我救赎都成问题，又何谈引领他人？“远离市场”与“远离毒品”毕竟不是一回事。市场功利元素无处不在，形式上的“远离市场”某种意义上看，是从深层上反映了部分文学精英不曾自识内心的孱弱以及文化取向的单薄，真正的远离市场表现为灵魂的自觉而不是掩耳盗铃。所以个人认为有必要对当前时尚文青生态环境进行弹性的定位，进而将目光投放到如何引领时尚文青驾驭市场上去而不是将他们带到洁净的写字楼里保护起来。
       总之，本世纪初的“文坛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单纯文学内部的问题，文青因为不在主流文坛讨论话语范围内，反倒具备了更大的生态活性，也因此更具某种文学超越精神。辩证地看待和评价当代文青与市场的特殊关系，不仅有助于因势利导引导他们规避市场陷阱，而且能使主流文学自身质量也得到提升。我赞同尼采的一个说法，凡是牵引羊群往最深的草地去的是最好的牧者。市场草长畦深，更能检验文学的自律力。在市场里称得上文学的东西需接受缪斯女神和市场财神的双重评判，因而具有更坚执的内涵。
       ·本文系湘南学院资助科研项目“当代青春文学课题研究”论文之一。
       焦守红，女，湖南湘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文系学科带头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