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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身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缘故，姚鄂梅创作伊始就表现出对女性命运关注的情有独衷。女性注定要经受更多的苦难和磨折，姚鄂梅的笔下便穷尽了女性的各种生存困境。有出生时的不幸，有幼年伤亲的苦恼，有青春期的无知与迷茫，有恋爱时的无措和受伤，有围城中的苦痛跟挣扎，有老年时期的孤苦无依……。女性各个生命阶段的各种生存状态都在姚鄂梅笔下一览无余，作者倾注了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在最近几年的创作中，作者依然在女性问题上笔耕不辍，但是重心有了转移，她更多的是以女性为载体关注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表现为一种文化关怀，为女性创作又开辟了一条新路，并提供了借鉴。
       一、诗性高扬
       《像天一样高》（《当代》2005年第4期）是作者2005年推出的一个长篇，讲述了四个青年围绕诗歌发生的故事。四个爱好诗歌的青年因机缘巧合走到了一起，康赛一开始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的诗人，为了诗歌他只身来到新疆进行自己的歌吟；女主人公小西受到召唤追随康赛来到新疆，这个骨子里充满诗性的姑娘立即着手建立犹如梭罗瓦尔登湖似的陶乐；曾经怀揣过诗歌梦想而又于理智中选择了经商的阿原对他们一直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支持；晏子迷恋康赛和他的诗歌多年，毅然抛下一切随着康赛来到陶乐，一切从此改变。首先是阿原为了商业利益不顾深爱的小西和一个长他数岁的女老板结了婚；然后晏子不满于现实的困窘以及康赛对她的种种弃家而去；一系列的变故让康赛再也写不出诗歌来，最后在母亲为他失去一只腿后遵了母命做了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员；只有小西——那个看上去柔弱不堪并且没有真正写过一首诗的姑娘到了最后依然坚持为诗歌奔走。如果说康赛的结局让人对诗歌对诗人产生哀惋绝望的意绪，那么小西的执着无疑给我们眼前一抹亮色，让我们不至于过分失望。
       难怪这部作品面世就得到如潮的好评。诗歌在现实中的命运跌宕起伏，诗人的处境在当今无疑有些尴尬。现实就折断了诗人康赛飞翔的双翼，使他重重地跌落人间。尽管如此，依然有真正的诗人不惮于继续前行。那个叫作小西的姑娘，就执着地行走于天地间，用自己的行动幻化出最美的诗歌语言。“没有贫瘠的时代，只有贫瘠的诗人”，作者在作品中如是说。
       通过这篇作品作者表达了对诗坛的关注和对诗歌命运的隐忧，但是更以一种“像天一样高”的心性表达了对诗坛的期望与信心，在淡淡的低徊和哀惋后面高扬着对理想的坚守，写就了一曲浪漫主义诗歌。可以说这篇作品尽显了作者的创作理想。在当今这种泥沙俱下的文坛现状下，姚鄂梅坚守着属于自己的诗性。
       关注诗歌关注诗人这个主题在姚鄂梅同一时期的创作中反复出现。《穿铠甲的人》（《钟山》2005年第5期）中农村青年杨青春因为热爱诗歌而有了在生活中追逐一切的勇气——敢于去娶一个结过两次婚的女人，抚养那个女人和别的男人的儿子“我”并想让“我”读书成材。但是现实让他四处碰壁：村人都不理解他叫他“杨疯子”，家人恨他不成器，而妻子也因为他的贫穷进城卖身……诗歌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只有世人的不解和日益加深的困顿。诗歌之于他，犹如铠甲之于士兵。可是现实最终磨穿了他的铠甲，现实告诉他没有人需要他这个诗人和他的诗歌，他的最后一点斗志也就被消磨掉了。铠甲没了，人也就没有了精神寄托，生不如死，到了最后他沦落成一个新时期的孔乙己。文章末尾，杨青春把自己的诗集随意用来垫沙锅的情节特别让人心碎。“小说仿佛一个寓言，隐喻了中国当下人文知识者的真实处境。”①
       而《弃权者安息》（《三峡文学》2005年第4期）中那个连名字也没有的“他”就那么孤独无声地死去。他本是一个爱诗的青年，80年代的时候他们“身处小城，消息闭塞，没头没脑地爱着诗歌，活得一塌糊涂，却又安然无恙”，那时候他有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他写下了很多诗歌并有着快乐的生活。但在九十年代商业浪潮的冲击下，他也和别人一样为了追赶时代的潮流，离开了当初他可以白天工作晚上写诗的工厂来到市里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在如同骆驼祥子一样辛苦地奔走于城市的日子里，别人不需要他的诗歌，但是除了写诗他也没有其他能力，疲于奔命的生活让他逐渐失去了为诗的能力，最终他发现“没有了诗歌，他什么也不是!”在现实中疲惫不堪的他最后选择了自杀，留给作者无尽的伤痛和缅怀。
       作者在几乎同一时期发表的三篇作品都有关诗人命运，应该是因为作者生命中曾经历过那些人和事，并被他们深深地震撼，以致于要连续用三篇作品才足以宣泄。诗歌在现实中如此之脆弱，诗人在现实中境地如此之尴尬。姚鄂梅在这三篇作品中展示了一组二元悖论，现实不需要诗人不需要诗歌，但是诗人离开诗歌又生不如死或者就只能选择死亡，于是当诗人屈从于现实背弃了诗歌之日也就是诗人死亡之时。就像康赛沦为行尸走肉，杨青春只剩下一介躯壳，那个“他”选择了投湖自尽一样，所以诗人命运终归何方是作者提出的一个引人深省的问题。《像天一样高》的篇首作者专门点出“谨以此篇献给八十年代”，而《弃权者安息》更是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比照中尽显诗人命运的变迁。作者在《怀念一段诗歌往事》（《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4期）这篇创作谈中如是说：“八十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大多数年轻人成了诗歌的信徒，在诗歌的光芒中，度过了他们最宝贵的年华。他们的工作、生活和爱情，无不沾染着诗歌的灵光异彩。”“望着被流行文化武装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我常常会抑止不住想起他们来，我不知道谁更丰富，谁更有力量。”由是观之，作者是对八十年代的那种理想高扬的诗歌精神进行缅怀和祭奠。纵横捭阖于中国发生巨变的两个年代中，姚鄂梅的创作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张力。
       “姚鄂梅的小说既是在祭奠逝去的文学辉煌，也是对文学堕落的批判。”②可以说姚鄂梅的小说特别具有文化批判意义。“姚鄂梅的小说《像天一样高》，以‘八十年代’视角介入‘后抒情’时代普遍存在的‘精神家园’主题，与其说是对诗歌黄金时代的缅怀，还不如说是对新的生存空间的发问——一些事情走了，一些事情正在来临，我们的生活到底需要些什么？”，“小说唤起我们的不仅仅是对往事的追忆，对逝去岁月的黯然神伤，更是对未知生活探询的欲望。”③诚然如此，往事不可追，八十年代之于作者，也只能是从回忆过去的浮光掠影中获得一些创作上的养料和心灵上的慰藉，直面现实才是这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想要做到的。虽然现实中诗歌遭遇了很多年前难以想象的尴尬处境，但是姚鄂梅依然像一个诗人一样，执着地怀恋和讴歌着那些文学精神和理想诉求。诚然，有些时候我们面对诗坛的现状是无奈和失望的，但是，幸好，在《像天一样高》那里我们又看见了希望，看见了诗性和浪漫主义的高扬。
       二、家园守望
       很多作家的创作都富有地域特色，姚鄂梅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湖北作家，她的创作很多都情系故土，流淌着强烈的家园守望意识。也许是出生宜昌的缘故，姚鄂梅的作品中经常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些“三峡情结”。如果说很多“三峡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很善于在三峡移民这一重大历史背景下进行宏大叙事的话，那么姚鄂梅则很能发掘每一个小人物面对家园变迁时的各种真实意绪。作者也算是一个离开宜昌旅居在外的游子，所以写起三峡人面对外迁时的喜怒哀乐特别可读可感可信。早在2003年创作《寻亲记》（《山花》2003年第2期）的时候作者就选定了三峡移民的大背景，对于文中的还不谙世事的小细来讲对三峡移民是兴奋与期待，可以使她摆脱并不是很喜欢的归州去见识外面的大千世界；但是之于主人公，却是另外一番景况，“在我的想象里，淹掉的不止是归州，还有关于我的过去，我的来历。现在，我是最不愿归州被淹掉的人”，一个地方的消失，会抹掉多少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而之于母亲，归州的完结让她参悟了一切世事，选择了死亡来逃避，“亲生的儿子终究也要失去父母，生身父母终究也要离开儿子，谁都有一死啊，这么多年的归州，不也有完结的时候吗。”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个人的际遇显得如此之渺小，显示出了初闻移民时当地人的无知无助与无奈，透出一种苍茫的意绪。
       2006年创作的《白话雾落》（《钟山》2006年第4期）更是在三峡移民的历史大背景下谱就的一曲女性于绝望处逢生的动人乐曲。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一个城市的陷落成全了一对尘世男女本来摇摆不定的婚姻，《白话雾落》中阿山和阿水的爱情经历了很多磨折后终于绝处逢生，而这个时候也正是雾落将要陷落之时，冥冥中似乎也渗透着某种因果关系，似乎两桩爱情的成功也是以雾落的陷落为代价的。当他们乘着“诺亚方舟”打算离去的时候，麻姑还要誓死不离去要死守在那里，很能表现老一辈中国人安土重迁的那种家园意识。不过新作《索道》（《山花》2007年第1期）中又道出了更多三峡移民中的不同景观。对于蛮子这代年轻人来说，外面盖好的楼房安逸的生活条件足以抚平他们离开家园时也许会泛起的点滴忧伤，他们装出来的不舍和吵闹只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方式而已，面对移民他们十分镇定并且暗有盘算。但是对于他的母亲来说，三峡移民移去了她一生的牵挂和负累，移去了她对子女以及别人眼光的顾虑，终于可以安心地留下来为自己和自己心爱的人过完余生，续上多少年前错过的缘分和爱恋了，移民对她来说无疑是幸事一桩。
       姚鄂梅的家园意识还体现在对楚文化的关注上。湖北文化精神深深地嵌入了作家的骨髓，她的作品中始终沁透着楚地文化精神，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关于神秘文化的书写。受地域文化和世界观的影响，当代很多作家都热衷于神秘文化的书写，最突出的要数贾平凹和迟子健，后者甚至曾借作品里人物之口表达过对唯物主义的怀疑。“楚人好巫鬼”——楚人好巫的古风传承千年，在姚鄂梅的好多作品中也深有体现：《女儿结》（《人民文学》2003年第9期）里有神婆算命的情节；《我见过伊沙朵拉.邓肯》（《芙蓉》2006年第2期）中也有巫术的描述；《白话雾落》里麻姑的预知能力更是上天陡赋神秘莫测，《摘豆记》（《钟山》2007年第1期）中道士算命之准解难之玄更是被描绘得神乎其神，《像天一样高》中母亲特别相信的青菜梦也是准之又准……。从这么多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推断得之，姚鄂梅在内心也固执地为楚地神秘文化保留着一席之地。
       姚鄂梅对楚文化的关注还表现在对故土民风民俗的眷顾上，这一点在《白话雾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雾落在作者笔下被描绘成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连主人公的名字也那么富有诗意和田园色彩：阿山阿水和小鱼。她们纯纯地爱，就像阿山为了高秉辉痴迷疯傻半生；她们又痴痴地恨，就像小鱼发现被自己所爱的人欺骗玩弄之后拉响了鱼管与之同归于尽，一切都那么纯粹和淳朴。而在雾落被外人所知纷纷赶来旅游之后，麻姑她们平时所熟知和忽视的民歌被搬上了舞台，又特别具有民俗学的意味。
       姚鄂梅的家园意识还表现在城乡取舍之间。也许她对城乡的态度不是特别明显，没有像沈从文那样明显的两极对立地批判和赞扬，但是仔细分辨会发现她也有属于自己的立场。都市里打拼的人们总是会面对很多的无奈和纠葛，《女儿结》中农村的吴妈和她联系的土地才是主人公最后的精神家园；《忽然中年》（《人民文学》2005年第7期）里明久在都市打拼半生身心俱疲之后，也是在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才找到了精神皈依；《白话雾落》更是在城乡对比之间彰显了农村人的淳朴可亲批判了城市某些道德的缺失……。由此不难看出，农村才是作者的精神家园，作者的安身立命之地。
       三、底层关注
       底层关怀是近几年文学界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很多有责任感的作家纷纷“铁肩担道义”，开始了关注底层的文学之旅，把农民民工等社会底层纳入了自己的创作视域，姚鄂梅也不例外。早在04年的《致乡村少年》（《芳草》2004年第7期）中她就已经深刻地触及到底层关怀，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并用的叙述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对外甥辍学打工境遇的同情，并推而广之怜及普天下的民工农民，更对自己的怯懦犹豫失职进行了深刻地反省和痛悔。如果说这算是她关注底层的开始的话，那么近些年的创作更是为此不遗余力。
       《大约在冬季》（《收获》2005年第6期）关注的就是底层女性。主人公某纺织企业艺术团的歌唱演员李默在艺术团解散后为生计所迫南下深圳，尝尽了酸甜苦辣。因为租不起房子，只能和小萨他们一起七八个人不顾男女有别像并红薯一样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犹如牲口一般。在那里，睡觉的意义蜕化为生物层面上的解困、泄欲、补充体力，伦理道德礼仪廉耻统统被摈弃，李默就被迫和小萨结为一对并又被他拿来和别人交换女人。就算是这样的生活，也是靠一个歌手傍大款挣来的，在经理太太“赶走外来妹，还我丈夫”后，李默们又只能卷起铺盖走路，生活没有一点保障。因为没有文凭，除了唱歌，身无长技，而扛麻包、端盘子、做保姆这类活她又是不屑于去干的，所以她无法去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只能无功而返。回到家乡后利用自己唱歌的一技之长进了当地的草台班子，但是工作性质受到别人的质疑，相亲都被歧视。当她去找自己爱了多年付出很多的情人希望给对方一个惊喜的时候，发现南下深圳的经历对于他人看来是如此的恐怖。很多人因为南下被戏称为“南下干部”，老公总要她们去医院开证明才能相信清白，在别人眼里李默也成了一个人人可鄙的“南下干部”……作者一直很冷静地在叙述，没有过多的渲染和评论，但是随着情节的推动，底层女性的命运多舛尽呈读者眼前，而姚鄂梅对底层女性的关注和同情也尽在其中了。
       中篇小说《大路朝天》（《中国作家》2006年第7期）从主人公吴树和小妹的各自内心视角叙述开来。小妹的家乡邓村十分贫瘠，她爹求爹告娘费尽周折才在县城服装厂给她找了份临时工的工作，好不容易嫁了一个银行职员在城里安定下来又遭遇了下岗。迫于穷困，不得不离家弃女到南方打工。后来才知道，那里比在老家还辛苦得多。通常早上七点进车间，夜晚十点多还在机器旁，小腿肿得硬邦邦的，摸上去就像是别人的腿。到了高峰季节，经常整夜得不到觉睡。但是谁要是打瞌睡了，就会被车间主任抽鞭子，这似乎应该是旧社会或者日本侵华时期工厂里才会出现的场景。吃得很不好，饿到深更半夜跑出去抓青蛙炖来吃的程度。因为蚊虫太多薰蚊香太厉害，全都染上了头晕恶心的毛病，早上一排排地蹲在宿舍门口干呕，就像集体怀孕一样……，后来小妹通过吴树的介绍进了一家川菜馆，与公司职员阿辉相识相爱，但是因为餐馆女工的身份阿辉的家人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为了签单，阿辉像甩妓女一样把小妹甩给了他的一个客户石总。最后对阿辉失望透顶的她做了代孕妈妈替石总生孩子，但是石总的猝死让她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她像一个溺水的人，不知道怎样才能得救上岸。这篇文章具有很广阔的社会场景，小妹的身份几经变迁：农民之女→临时工→下岗工人→工厂女工→餐馆服务员→临时妓女→代孕母亲，她从农村进入小城再来到南方想要摆脱悲苦的命运却越陷越深。姚鄂梅以一个动态的过程展示小妹一个人在底层挣扎的艰辛的同时，也展示了每一个场景中芸芸众生的生存苦难，很有代表性。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大路朝天”，而文章开篇作者就引用了卡夫卡的一句话“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两者叠加，很有深度，无疑在作者看来，路本来是宽广的，但是对于底层女性来说，却是狭窄而又崎岖不平的。
       在《那个叫父亲的男人》（《青年文学》2006年第12期）中作者也表现了农民进城的重重艰辛，他们的身份在城市历经重重险阻也难得到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小儿子选择了自杀身亡。在近作《摘豆记》中作者把笔触更是伸向更为广大的社会底层，讲述了暗娼阿珠想要弃暗投明追求爱情和幸福而因为其经历不可得的故事，对她们寄予了真挚的理解和同情。“把目光投向底层，是女作家跳出以自身经历为创作底本的表现，是从狭窄走向广大的表现。”④仅仅从关注底层这个角度来看，姚鄂梅的创作就比那些仅仅关注自身的女性创作具有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和深度。
       近期发表的题为《对底层文学的看法》（《黄河文学》2007年第2期）这篇文章中作家表达了对底层的真切关注和独到见解：“底层是一个巨大的范围，是金字塔最宽广的底座，除了农村，还有城市这块巨大的底层，比如文化底层，商业底层，等等。而时下文学作品所关怀的底层似乎有厚此薄彼之嫌，写农民进城打工的多，写发廊餐馆的多，却忽略了那些出入办公大楼看似新鲜亮丽的小人物，卡夫卡式的小人物，尽管他们受过程度不低的教育，但他们仍然挣扎在社会的底层，为生计苦苦煎熬，他们才是城市底层的代表，他们的艰辛才是推动城市这个巨大车轮前进的润滑剂。”可以说姚鄂梅的眼光十分独到，对底层的定义有属于自己的更为广义上的理解。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姚鄂梅不仅一直在关注着通常意义上的底层，还关心着像杨青春那样的文化底层，还有更多的商业底层。
       就像在《大路朝天》这篇文章里作者不仅仅描写了像小妹这样的社会底层——农村出生的临时工又遭遇下岗，还描写了很多商业底层，可以说是一副底层众生图。比如阿辉这样的青年，城市有着许多，揣着一纸大学毕业文凭，怀着一个梦想，本应是天之骄子，但是一开始也得忍饥挨饿，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奔走，几年过后才能慢慢找到一个方向，稳定发展起来。他们也面临失业的危险，阿辉就有过积蓄用尽，身无分文，差点饿死，每天只能吃小妹送给他的那一顿饭的时候。而小妹的丈夫虽然是银行职员，但是只是一个经济警察，在妻子眼中都没有真正进入银行大门，最后还因为赌博入狱。就算吴树她们这样的貌似有地位有面子的记者，要想换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固定的岗位工作有所升迁的话就得向某些人奉献自己，别有一种辛酸。
       “一个作家的底层关怀意识要出于自己的良知，要有发自内心的悲悯和批判”，“底层文学有着广阔的天地，今天的成绩应该只能算作是起步，在这方面，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面对当前底层文学创作中泥沙俱下的局面，作家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和评判，其实作者在创作中一直在把这种创作思想身体力行。《致乡村少年》中作者正是用发自内心的悲悯对外甥和民工，用良知对自己进行批判，而在后来的创作中，作者不断地超越着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姚鄂梅不仅仅是在创作中实践着一个作家的责任和道义，而且反观同时代的创作进行文化批判。这和作者关注诗坛殊途同归，归结起来，都表明了作者对当前文坛现状社会现状的一种文化批判和关怀。
       结语：
       纵观姚鄂梅的创作，她的小说主题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早期作品中多少都带了些个人色彩，总在写“我”，比较类似于“青春写作”；很快就开始将目光投向“他人”，关注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其间女性题材被她不断地拓展和深化，她不仅一直站在客观、冷静的立场上来思考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来表现女性的生存感受和意义，还以女性为载体反观社会人生，进行不懈的文化关怀，可以说她和她的创作构筑了文坛上女性创作的又一道独特的景观。
       注释：
       ①吴义勤：《中篇小说：日渐成熟的“新生代”》，《大众日报》2005年12月30日第010版。
       ②贺绍俊：《在美学和历史两条轨道上滑行》，《中华读书报》2005年9月28日第014版。
       ③马季：《心比天高的青春》，《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04期93页。
       ④金燕玉：《从女性的发现到女性的认识——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起步》，张清华主编：《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062页。
       瞿淑华，女，武汉大学文学院2006级现当代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