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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来的文学研究界和教育界，关于“文本细读”的呼声越来越大。这里且不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接连发表的一组组强调作品分析的教学笔谈，也不说《名作欣赏》上专门刊发的一篇篇“文本细读”的论文，仅就上海教育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6年度出版的“名作”系列和“大学名师讲演实录”系列来看，其出版的“文本细读”书籍之厚重与聚集的名家阵容之强大就足可以见到一斑。应该说，这是当前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件有利于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好事。它一方面说明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文学研究和教学中的这一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和教学出现了多么严重的偏颇！
       确实，回顾二十余年的中国学术和教育，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教学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特别是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更是成为学界的一种时髦而又流毒甚远的潮流。也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我们的不少学者大都喜欢制造宏大的课题，所谈的问题不是纵贯千年、百年，就是横跨中西、欧美，并且，动不动就要总结“规律”与揭示“本质”，而与此相反，对于那些如“作品分析”、“作品欣赏”一类的细小问题则不屑一顾。这样一来，不仅那些“宏大”的问题因缺少文本的支持而得不到论证和解决，就是对于“作品分析”、“作品欣赏”这样的“小问题”也因为长期忽视而失去了耐心和能力。于是我们看到，在文学研究中，许多跨领域、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空洞无文、“阔略不当”，许多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文章根本“不联系文学文本”，以至于读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1]。在课堂上，大学教师可以一堂课不涉及作品而云遮雾罩地侃侃而谈，大学生们则因为不读作品而木然地面对着教师与课本；到了中学，由于这些老师在做学生时就没有受到良好的“文本细读”训练，他们面对着作品仍然会感到尴尬与无所适从，有的甚至还闹出了不应该出现的笑话。例如在80年代曾经选入中学课本的郭沫若的《雷电颂》，一位老师在介绍郭沫若的《屈原》时就曾说屈原最后投江自杀，他显然是没有读过郭沫若的历史剧；又如现在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的沈从文的《边城》，其教师参考书上还赫然地写着天保“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的“整体把握”，而这“为了成全弟弟”的错误“把握”不但说明编者没有细读原著，而且还表明了一些现代文学研究或者沈从文研究“成果”的直接影响。诸如此类的例子很明白地显示，这种只追求“宏大”课题而不注重“文本细读”和“微观分析”的做法不仅影响着文学研究的深度和质量，而且也对从大学到中学的文学课教学形成了极大危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孙绍振在他的《名作细读·自序》中尖锐地指出：
       “微观分析的幼稚和粗暴，策源地乃在大学课堂，长期流毒中小学，遂成顽症。大学教授们应该感到惭愧，感到脸红，感到无地自容才是。但是，……大学的学院体制庇护了他们。学院式的评估体系，把文本的微观分析当作‘小儿科’。”
       同时，一向关注语文教学的孙先生也并没有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大学教授，他还看到了中学自己存在的问题：
       “缺乏微观基础的空话、套话、大话、胡话乃至黑话，本是由来已久的顽症，却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借强调师生平等对话之机，找到了合适的避难所，于是，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所问肤浅，所答弱智，滔滔者天下皆是。表面上热热闹闹，实质上糊里糊涂。在处理课文的方法上作秀，多媒体豪华包装，花里胡哨，目迷五色。但是，对于文本内涵的分析却有时如蜻蜓点水，有时如木偶探海。”[2]
       在这里，尽管孙先生的话说得十分愤慨，但他所指出的问题却是一针见血。他不但指出了大中学校的教师们作品分析能力的缺乏，而且还指出了造成这一弊病的重要根源——即那“学院式的评估体系”庇护下的大学教授对作品微观分析的忽略与轻视。
       其实，这种对作品微观分析的忽略与轻视不仅是一种错误，而且也是一种愚昧。因为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凡是卓有建树的文学研究学者无不对此倍加重视。如在20世纪的西方文论史上，从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到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都是以研究作品系统著名的文学批评流派。其中，特别是盛行于20世纪的“英美新批评派”，更是着力宣扬和坚持了以作品为本体的“细读语义”的批评精神和方法。而英美批评家的这种组合之所以成为“20世纪英美文论第一次有影响力的联合表演”[3]，他们的代表人物——如英国的休姆和燕卜孙、美国的兰色姆、布鲁克斯和韦勒克等——之所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且影响至今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也大多与此有关。而在中国，从六朝文士的品评诗文到金圣叹式的“才子书”评点，再到李健吾式的印象主义批评等，他们也都是以对作品的微观分析或“文本细读”见长，并且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杰出典范。到了当代，尽管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教学相继受到了政治运动和“宏大阐释”的干扰，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文本细读”的优秀范本。如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作者以敏锐的艺术感觉，细细分析了《雷雨》这一经典剧目中的几乎所有台词与动作”，既指出其人物安排的“恰如其分”，也指出其台词、对话的“丝丝入扣”，可说是“让人们充分领略到了《雷雨》的不朽魅力。”[4]又如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借鉴英美新批评派和解构主义的理论方法而对《骆驼祥子》、《二月》等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症候式”分析，不仅动摇了以往的社会政治学的权威阐释，而且还发现了新的内涵，赋予了作品以多重的意义。再如孙绍振的《名作细读》，他广泛吸取中外文学的研究理论，特别是利用“还原”和“比较”的方法对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进行个案分析，既表彰文本的优点和精妙之处，也指出文本的矛盾和问题，真正称得上是对作家作品的“多维透视”……这样，也就可以看出，这些古今中外的著名学者和教师之所以重视“文本细读”，并不只是因为它是正确理解作品的一个前提，而且还在于它具有发现更多意义的作用。也许，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读书百遍，其意自见”的真正内涵。
       当然，我们上面所提及的这些文学批评流派并不是没有缺点，这些学者和教师们所采用的“细读”方法也并非只有一种。即如在当前人们十分推崇的英美新批评派，其Close reading的理论根本与精华虽然是“细读语义”，可他们又强调“个体批评”和封闭式讨论，既反对对作者进行研究，也反对文学类型学和文体学的研究，这无疑就把“文本”与作者、某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对此，我们在借鉴新批评的“细读语义”的同时，还应该坚持鲁迅先生所提出的不但“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5]的文学批评观念。又如对于不同体裁作品的“细读”，如果把长篇叙事作品与短小的诗歌、散文等同起来，不要说在有限的课堂上不能完成任务，就是对于作品意义和结构的理解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在这方面，王先霈先生在《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中所作的精细区分值得我们参考和深思。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我们认识了“细读”的重要性、并且针对具体的文本进行“细读”的时候，我们既应该对某种方法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也应该针对不同的文本选择不同的方法，同时还应该积极主动地兼收并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作品的正确而又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1]王先霈.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
       [2]孙绍振.名作细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4.
       [3]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6.
       [4]栾梅建.用鲜活的文学感受细读文本[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5]鲁迅.“题未定草（七）[A].鲁迅全集第6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0.
       阎开振，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