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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逝》里子君的爱情悲剧，向来有各种各样的解构，最有名的就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压力，严家炎先生便在《世纪的足音》里写到：
       《伤逝》昭现的是“五四”以来一代青年力求成为反判旧社会的战斗者。其中，追求自由的爱情是重要的表达，同居则成了与传统决裂的流行形式。[1]这样的说法虽然有道理的，可是进一步挖掘，远不止此。
       我们从鲁迅苦苦追寻事实真相的精神上，从他少年书声朗朗之时，叠遭变故形成的万事多疑的性格上，从当时他所处的段祺瑞执政府下的恶劣政治环境上，从他首先是一个一有血有肉的有欲望的正常人其次是一个战士上，再结合文本中涓生的“五四”新青年的身份及子君被启蒙者的身份，可以看出，在子君的悲剧命运的背后隐藏着鲁迅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反思，以及他对“蕨心朴素”的大好青年的眷眷之情。
       一
       在文本的一开始，鲁迅就交待了两个主人公的身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可见，在遇见涓生之前，子君只是恪守妇道的温顺贤良的少女。然而，在她情犊初开之时，她遇见了涓生这样一个受了“五四”洗礼的新青年。涓生和她“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在这里，鲁迅恰到好处地用了“稚气”和“好奇”二字。这是个深锁闺中未经人事的少女，她被涓生所描述的世界吸引了。她认为她恋爱了，她要争取她的自由。于是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二者的身份明确了，涓生启蒙了子君，涓生是启蒙者，而子君是个幼稚的觉醒者。在这个时候这两个启蒙者和被启蒙者正对未来充满了虚幻的梦想。可以想见涓生、子君的路“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充实。”[2]然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他们二人的身份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那么这两个人的爱情又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爱情呢？
       仔细翻阅文本，我们发现他们爱情的基础就是上述启蒙者追求玫瑰色的梦的实用主义的诱导以及男女之间的原始吸引。
       “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
       “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这样的爱情在子君不爱花，而涓生爱花，子君爱动物，涓生不爱动物，子君沉溺于一天的常规生活，而涓生的写作往往会和常规生活不同步中的矛盾中不断消耗。这二人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和谐，不甜蜜。于是在涓生和子君经济陷入困境之后，这样的爱情必然会土崩瓦解。其实他们的经济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他们起码还有饭吃，然而他们的爱情却没有患难与共。所谓的“我是我自己的”仅仅表现为自由恋爱。他们对启蒙的理解落入实用主义的窠臼。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所谓的启蒙和觉醒不过是悲剧的开端。那这样的启蒙和觉醒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呢？正如同左拉所言：社会发展的真实就是个人命运的真实。
       在五四以后，西学东渐，青年们纷纷用自由恋爱的形式来印证他们对启蒙的理解。子君和涓生亦是如此。他们爱情破裂导致的子君死亡，似乎是偶然的，然而正如卢卡契所言；“在艺术表现的形式上，没有偶然性的因素，一切都是死板而抽象的。如果避免了偶然性，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塑造出活生生的事物。”[3]爱情失败，子君死亡。这两者看似偶然的现象，却有内在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子君没有坚定的信念支撑，所以她梦醒了，无处可去。在子君而言，她只当自己是被始乱终弃的弃妇，是现代的杜十娘。
       如果她坚定地相信自己追求的是真正的光明，她还会就死吗？然而她是一个追求形而下的普通人，是一个不彻底的觉醒者。启蒙在她不是起点，而是终点。
       鲁迅正是通过子君死亡这一偶然现象，来表达鲁迅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反思。
       二
       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鲁迅格外关心启蒙和青年的问题呢？
       鲁迅是辛亥革命最坚定的拥护者，是“五四”时期最坚定的启蒙者，正如丸山升所言：“辛亥革命的败北就是他自身的败北，辛亥革命的败北从根本上颠覆了他之前对于中国变革的设想。”[4]辛亥革命的败北、“五四”运动使青年人看到了曙光，也使许多仅仅做着玫瑰色梦，不预备奋斗的青年人一败涂地，甚至为斯命丧。在李长河《鲁迅的批判》里，认为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至1926年的6月26日他离开北京又是鲁迅的一个转折阶段。[5]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北方的政治环境已经大相径庭。在南方1924年国民党的一次代表大会已经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上海“五卅”惨案，许多革命先驱牺牲，在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临时执政”让人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亲眼看见学生们倒下，身为教授的鲁迅深刻领悟到政治社会环境并不比革命以前和“五四”时期有所好转。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孤独者》、《在酒楼上》、还是《弟兄》、《幸福的家庭》都在表达作者对社会、对家庭的深刻思索。鲁迅认识到启蒙运动所需要的普洛米修斯式的牺牲精神和青年们认为的只要甘于打破旧的牢笼就可幸幸福福的长相厮守的幻想是尖锐矛盾的。鲁迅对人生、对启蒙者和革命的认识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伤逝》正是在鲁迅思想的新阶段的一部经典之作。它隐藏着鲁迅对于曲折革命以及“小我”幸福的思索，对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实用主义如何并存的思索。很明显鲁迅《伤逝》里涓生的思考“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也即是鲁迅的这么多年在启蒙路上的反思。在这里，前文说过，涓生的身份是启蒙者，“新的生路”很多，当然意味希望存在于这些启蒙者身上。然而，启蒙之路充满艰辛，这新的路是如此的不确定。
       鲁迅已经看多了淋漓的鲜血，为什么子君会承受这样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子君想没想过她的结局会是这样的？正是鲁迅这一阶段思考的问题。
       三
       因此，在写于1923年的《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写道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惊醒他。”鲁迅自己正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人。作为一个"愿听将令"的战士，鲁迅对中国社会结构形式的变化，不仅意识到了，而且是甘于冲锋陷阵的。他深刻体会到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不仅使中国裹足不前，而且已无法起到维系中国社会的作用。然而新的伦理道德的建立不可能是光明大道，冲锋陷阵者其实就是牺牲者。毋庸讳言，鲁迅的底蕴是人道主义者，孙福熙曾说：“和平、人道主义，这才是鲁迅更内在的一面”。[6}鲁迅爱惜青年，也就更爱惜青年的生命。李长河曾说“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生存，所以，他为大多数的就死而焦灼。”[7]
       鲁迅对于启蒙路上青年们无益的牺牲极为痛心。尤其对那些抱着玫瑰色幻想的启蒙者。在三十年代所写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里，鲁迅这样告诫青年们：“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鲜血，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充实。”事实上，“五四”一代青年们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战斗，同居的方式至为流行。
       可是他们的战斗大都是悲剧，更何况这样的战斗不过是在启蒙教育下被动的战斗，是没有坚定的信念支撑的战斗，是实用主义的战斗。
       于是子君死了，子君天真的以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许多评论认为子君是多么勇敢。然而对于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准备的子君，这根本不是勇敢，而是冲动，是盲目地理解启蒙，盲目地按照启蒙去做而造成的冲动。这样一个并非 “情愿闯出去做牺牲，”而只是为了拥有一个描述中的天堂的青年，触犯了雷区，只有含冤抱屈的死去。文本中又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鲁迅用了“如入无人之境”几个字。有评论说，这说明了子君是大无畏的。然而子君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女，她之能够如此，正是因为天真到“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子君在追求将来的梦，这个梦里遍地云锦。然而启蒙之路只有荆棘。她实在是一个普通到极点的弱女子，没有长远眼光，更没有远大抱负，怎样能负起这觉醒的重担？她的追求，就像张光芒教授提到的：“缺乏道德形而上的建构姿态，却沉沦在道德实用主义、道德形而下的层面上。”[8]
       鲁迅又写道：“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了。”注意，鲁迅在这里用了“虚空”二字，普普通通的子君只是希冀有一个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并未想过为启蒙、为社会她该做什么，她负上了她不能懂的重担。新的价值观念是需要鲜血来建立的，对于没有“舍身饲饿虎”准备的普通青年来说，根本不适于“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只能即刻消逝。
       子君的死亡实际上是对启蒙的片面理解造成的，鲁迅致力的启蒙运动造成了一个个没有准备的觉醒者的就死。这样的启蒙是不是太残酷了？启蒙者的本意是促使新青年们追究个性解放，使青年们获得真正的幸福。子君的身死，证明了启蒙的定位出错，或者说启蒙者并没有将青年们真正唤醒。身为启蒙者的鲁迅为此深深痛苦。涓生说到“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其实这种悔恨和悲哀虽然是涓生的，其实也是作为启蒙者的鲁迅的痛苦反思。
       因此早在写作《娜拉走后怎样》之时，鲁迅针对这种情况就反思到：“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鲁迅又说：“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但是，鲁迅只是力劝没有准备的年轻人不投入启蒙，甚至不愿意惊醒他们，自己却是一个坚定的战斗者。正因为不断地反思，鲁迅才大声疾呼：“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
       因此可以看到鲁迅从子君这一偶然现象反映了启蒙路上“负有虚空重担”者无辜牺牲的必然。也因此我们知道鲁迅首先是一有血有肉有欲望的正常人，是一个爱护青年的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个战士。因此他才是“一个眼光独特、洞悉社会和人生真相的批判者。“[9]
       鲁迅的卓异之处正在于此，他力主启蒙，力主改革、力主斗争，自己更是一个时时箭在弦上的战士，却无时无刻不在对启蒙、改革、斗争进行反思。他认定将来的希望在青年身上，他不愿意青年们轻易就死，他说“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他是一个战斗者，亦是一个清醒者。
       注释：
       [1]严家炎《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 1996年版
       [2]《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
       [3]《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七月版
       [4]《鲁迅·革命·历史》日本 丸山升著 北大出版社 2005年11月版
       [5]李长之《鲁迅的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一月版
       [6]《我所见于<示众者>》 1925.9月《京报》副刊，
       [7]李长之：《鲁迅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鲁迅批判之五》，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国闻周报》（上海）第十二卷第二十四期
       [8]《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三期
       [9]《鲁迅式的眼光》王晓明 《21世纪：鲁迅和我们》一土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3月版 第66页
       程景春，女，安徽大学2005级现当代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