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随着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土崩瓦解而宣告寿终正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声炮响，八股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而李贽的《童心说》则将八股文与诗歌、古文、戏曲、小说并列，共称为“天下之至文”，全盘褒扬肯定。全盘褒扬与否定均有失偏颇。王夫之的《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对八股文这一文体作了极为切中肯綮的评述，从立意、文法、结构、用语等诸多方面陈述利弊，呼吁扬长避短，切忌走进八股文认识理解的误区，力求对为文及为人有所裨益。
王夫之认为八股文的品位有高有低，境界有优有劣。在王夫之看来，写作八股文应追求一种高品位的境界。“经义之设，本以扬榷大义，剔发微言；或且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他不但把四书、五经作为政治思想、道德伦理的最高准则，而且认为经义是发挥、演绎经书中圣贤“精义”、“微言”，从而进行自我修养乃至宣传鼓动的重要工具。他认为八股文既然作为一种文体，也应立意高远，文以载道。“经义本儒者分内事”，通过研习、写作八股文不仅可以阐发圣贤经典著作的微言大义，而且可以修身养性，甚而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功效之大，令人拊掌。
“一篇载一意，一意则自一气.首尾顺成，谓之成章；诗赋、杂文、经义有合辙者，此也。”即要求一篇八股文应有一个明确而凝炼的中心，气如长虹，一以贯之，不加雕凿修饰，浑然一体。“忧愤填胸，一寓之经义，抒其忠悃。”“论取题而推广言之，故可揭过经史本文，重抒己意。”王夫之认为高品位的八股文应有作者自己真性情的流淌，不该为圣贤经典原文捆缚住手脚而不能前行。
高品位的八股文境界是让习作者渴求的，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一至高无上的境界呢？王夫之认为这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积累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凭主观臆想。“程子与学者说《
诗经》，止添数字，就本文吟咏再三，而精义自见。作经义者能尔，洵为最上一乘文字，自非与圣经贤传融液吻合，如自胸中流出者不能。”要想写好八股文，达到人人羡求而不得的高品位境界，必须精习圣贤经典，切实把握其间的微言大义，厚积而薄发。否则写作时便如空中楼阁，无根无基，只是泡影一团。
“不博及古今四部书，则虽有思致，为俗软活套所淹杀，止可求售于俗吏，而牵带泥水，不堪挹取。”“胸中无数千卷书，日用无忠信之行，则虽趸尾银钩，八法备举，求其落玉垂金，流奕清举者，乃至一点亦不可得。”这些均说明要博览群书，精通圣贤经典，真正把握儒家经典的精髓，入得古圣贤之心，出得自身之心胸。“然读古人文字，以心入古文中，则得其精髓；若以古文填入心中，而亟求吐出，则所谓道听而途说者耳。”正是此义。
因八股文体是代言体，是代古圣贤立言，不深刻理解体味圣贤经典著作的精义，没有博览群书的积累，就绝不可能代圣贤立好言，就必然会与圣贤经典大义相左。“若令于圣贤大义微言从正面上体会，教从何处下口？无怪乎反之不已，一正便托开也。”其弊病正在于对圣贤经典大义理解不清，把握不深，浮于其表，不得其精髓。
“以龙跃虎踞之才，左宜右有，随手合辙，意至而词随，更不劳其拣择，非读书见道者，未许涉其津涘。”所以动笔写作八股文之前的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便是积累学识储备学养的过程，真正走进圣贤内心，与圣贤亲密对话的过程。
八股文这一文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结构模式：破题、承题、起讲、起比、中比、后比、束比等主体部分以及入题、出题等连缀过渡部分。其中主体部分的主体为起比、中比、后比、束比这四比八股。
就破题、承题而言，高品位的八股文要求要言不烦，开门见山，从而尽快进入文章的内核，希望文题意蕴的阐释丰富而悠远。“有所谓‘开门见山’者，言见远山耳，固以缥缈遥映为胜；若一山壁立。当门而峙，与面墙奚异？”主张开门所见应是缥缈遥映的远山，切不可开门面墙，刚起跑就折进一条死胡同。“劣文字起处即着一斗顿语说煞，谓之开门见山，不知向后更从何处下笔？”“一语说煞，后复支离。皆当门一山，遮断遥天远景。”
与开门见山相对立的另一种误区被称为“寿星头”，即破题、承题长而空洞。“抑有反此者，以虚冒笼起，至一二百字始见题面。”“经义自有立言端委。如人家族谱，但叙本姓源流，何用自从混沌初开盘古出说起也？昔人谓之为‘寿星头’，洵然。”切题太慢可谓初学写作者的通病，大抵是因为中心主旨把握失当，怕无米可炊，因而一开始便啰里啰唆说上一大堆废话。在写作八股文时，这是因为对圣贤经典理解不深、积淀太少，不能正确理解文题，缺乏一个高远的立意，只得在原地如陀螺般旋转。
就起比、中比、后比、束比这四比八股而言，出股与对股之间的对偶乃是必备的，对偶作为八股文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因而运用极为广泛。王夫之认为不应强求对偶而以文害义。“经义以引申圣贤意立，言初非幕客四六之比。”“言必曲畅而伸，则长言而非有余；意可约略而传，则芟繁从简而非不足。”高品位的八股文因厚积薄发，出之自然，所以虽对而不觉其对，主要以义取胜。因而王夫之强烈反对机械式的对偶，因为那是文字拼盘的游戏。
八股文的谋篇布局同样讲求起承转合，“起承转收以论诗，用教幕客作应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为一首尾也。塾师乃以此作经义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蠚虫相衔成青竹蛇而何？两间万物之生，无有尻下出头枝末生根之理。不谓之不通，其可得乎？”王夫之将机械运用起承转合之法的八股文比喻成“蠚虫相衔成青竹蛇”，他认为不应刻意追求起承转合的程式，他坚决反对刻意经营这种关系的做法。何时起、何时承、何时转、何时合没有固有的模式，起承转合它是写作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意义推进关系，是写作文章时的一种独运的匠心，而不应在文字表面留下这种人为的刀砍斧凿的痕迹。
“陋人以钩锁呼应法论文，因而以钩锁呼应法解书。”王夫之极力反对八股文作者千篇一律以钩锁呼应之法论文解书。“若经义.一题自一理，一篇自一意，岂容有二笔邪？既必一笔，何用钩锁？”他认为钩锁呼应之法与起承转合的技巧一样，应当初看似有，近看却无，出神入化，泯然无迹，把握只在微妙几希之间。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前后文气一致，浑然天成。“钩锁之法……摇头掉尾，生气既已索然，并将圣贤大义微言，拘牵割裂，止求傀儡之线牵曳得动，不知用此何为？”正是对此法的全面否定。
“能无束湿之法而有法，无分析钩锁之脉而有脉。”这是王夫之对八股文为文灵活最确切的诠释，从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文学理论所阐说的“法寓于无法之中”，“无法之法，乃为至法。”
立意当存高远，为文方法妥当。王夫之同时讲求八股文的语言应简练纯洁。
“经义有云‘其一则云云’，有云‘其云云者此其一’；耳不聩，目不盲，止两三段文字，何用唱筹历数？凡此类，皆《文钞》引之入荆棘也。”王夫之认为八股文的语言应当简洁，应言简而意赅。正如苏轼所言：“吾文如万斛之水，不择地而出，行所当行止所当止。”
王夫之还认为应当纯洁八股文的语言，绝不允许杂入后世的词语典故，否则便是亵渎圣贤口吻，因为圣贤不可能使用在他以后才出现的词语典故。“司马、班氏，史笔也；韩、欧序记，杂文也；皆与经义不相涉。经义竖两义以引申经文，发其立言之旨，岂容以史与序记法搀入？”“乃至市井之谈，俗医星相之语，如‘精神’、‘命脉’、‘遭际’、‘探讨’、‘总之’、‘大抵’、‘不过’，是何污目聒耳之秽词，皆入圣贤口中，而不知其可耻。”
“文字至撮弄字面而秽极矣。”“取士教不先而率不谨，人士皆束书不观；无可见长，则以撮弄字句为巧，娇吟蹇吃，耻笑俱忘。”“填砌最陋。填砌浓词固恶，填砌虚字愈阑珊可憎。作文无他法，唯勿贱使字耳。”“有代字法……有胸有心者，不应染指。”“叠字不可拆用，如诗赋‘悠悠’而云‘悠’，‘迢迢’而云‘迢’，‘渺渺’而云‘渺’，皆不成语。”这些均是八股文语言运用方面的误区，一味玩弄文字游戏，只注重语言文字的外表华美而内容空洞，无高远的意旨，所以王夫之极力反对，这些弊端均为高品位八股文所不容。
王夫之指出语言运用方面的诸多病症，同时也开列出一剂疗治的良方：“欲除俗陋，必多读古人文字，以沐浴而膏润之。”
综上所言，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阐明了对八股文的见地，他推崇高品位的八股文，要求立意高远、作法灵活、语言得法。他结合当时八股文写作的实际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认为即使作为封建科举时代的应试之文，也不应带有纯功利的目的，将它作为“敲门砖”。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苏辙又有言曰：“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王夫之正是基于这样的体会，他认为要写好八股文必须通晓圣贤经典，把握其精髓，养好气，而不必去学习一些所谓的写作技巧。积累储备足了，写作自然一气呵成。归根结蒂，王夫之认为八股文写作就是为学的一种手段，应该以之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的儒学素养，因之他就十分推崇杨贞复借经义讲学之举。
万建军，江苏扬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