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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主义进驻我国文坛后，中国新文学发生了变化。进驻中国文坛的现代主义也经历着中国文人的辛勤培植和情感渗透：从理论移植到实践印证，从陌生冷淡到热情呼唤，从单纯的情绪发泄到深刻的理智过滤，亦步亦趋，可谓踯躅前行。诸种投资与回报，已有论者关注。但有两个问题被忽略：一是现代主义在新文坛的阶段性被整合状态；二是阶段性状态承接的连贯性之缘由。鉴于此，我把20世纪中国大陆现代派诗歌的发展轨迹作这样描述：从阴郁状态到明朗状态再到理性状态。具体来说，即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早期现代诗派所在的阶段性状态称为阴郁状态；以后期现代诗派和"九叶诗派"所在的阶段性状态称为明朗状态；以“朦胧诗”的崛起所在的阶段性状态称为理性状态。若从人们的视觉印象、感知接受角度作一线型图表，可以看出是一条上升的趋势线。
       我认为，这三种状态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现代主义被整合的缘由和结果共同促成。在解读作家作品时发现，作家的身心遭际（情绪、心理）和生存环境（政治文化）这一内一外两种因素，迫使作家把内在心灵世界和外在关照之象以文字的形式作艺术化处理。它们提供给读者的是，或在形式上富有强烈的视觉刺激效果，或在内容上富有明显的共性指涉，于是，文本具备了多样解读可能。
       阴郁，可以理解为阴冷，抑郁或郁闷。它是第一阶段里作品呈现出的极为明显的状态特征，是作家心态的郁闷、作品思想情感的抑郁和文字句段的阴冷的综合性产物。我们知道，一战后，现代主义崛起，它“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动荡变化中的危机和矛盾，特别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四种基本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方面的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虚无主义思想和悲观绝望的情绪”[1]，这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强而有力地反抗传统的文学形式和思想主题，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主体一般都是孤独的漂泊者，失去目的的探索者，灵魂的受难者。质言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病态社会中的病态文学，并以主观性、内向性、形式性和抽象性为其主要特征。但是进入我国的现代主义，经过初期阶段的被整合，除了具有上述的某些特征外，还有另一种十分明显的独特性，就是阴郁性状态特征。其中，李金发及其诗歌最具典型。李金发19岁去法国留学，期间，历经生活的清贫，疾病的袭击，失恋的痛苦，再加上周遭别样的环境——法国繁华浮躁的都市环境和象征派诗歌颓废气息弥漫的文坛环境，这双重影响——肉体折磨和精神困惑——不能不在诗人的心灵上刻下深深的烙印。于是自然转向了对现实人生的憎恨和对虚幻人生的追求。认为写诗的目的在于表现人生的苦恼，发泄个人内心的郁结，“自然不过是罪恶的牧师”，而忧郁则是“美的灿烂出色的伴侣”[2]，这在他的创作中找到了极好的明证。诗集《微雨》的出版曾掀起的波澜。黄参岛认为《微雨》是“流动的，多元的，易变的，神秘化，个性化，天才化的，不是如普通的诗，可以一目了然的”[3]。这大概恰巧道出了李金发诗作是融阴冷、抑郁及郁闷于一体的，是诗人其时心态的综合反映。不明而暗，情绪情感的隐忧掩饰了内心的明确指向，读者不能“一目了然”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微雨》诗集里，诗人一边歌唱死亡和梦幻，如“我们散步在死草上，悲愤纠缠膝下”、“如残叶溅/且在我们/脚上”，一边发出人生苦闷之叹和失恋忧伤之嘘，“我有一切的忧愁，无端的恐怖，他们并不了解呵”、“我们折了灵魂的花，所以痛苦在暗室里”。抑郁之气直逼心底。另外，文本的形式呈现也给人以比较强烈的视觉刺激效应。中国传统诗歌中作为意象的“月”、“秋”、“夜”、“雨”、“泪”等低调表述性词语在作品里大量出现，以及“死亡”、“丘墓”、“黑色”等冷色调的描述性词语反复出现，甚至叠加式呈现，这就很容易造成感觉上的互通，即通感，由视觉的暗淡转化成触觉、感觉的压抑。兰波曾说“我发明了母音的颜色——A黑色，E白色，I红色，O蓝色，U青色。我规定子音的形状和行动：我企求有朝一日，以本能的节奏创造足以贯通任何感觉的诗文字”[4]。李金发也做到了感觉的贯通，但他是个阴冷色彩的出色装饰家，几乎无热烈之气。他喜欢用“黑色”，即使用“红色”，也是那般凄切，红得令人感到哀愁。再者，诗人谴词造句所成的句式结构，同样富有阴冷哀涩之味。如“夕阳之火不能把烦闷化成灰烬”一句，本来“烦闷”和“灰烬”毫无关系，但一经诗人之手便强化了视觉、感觉、知觉效果，真是有形有色，不过是冷色而已。再如“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浓绿的忧愁吐着火的寂寞”等都是典型的“冰冷句式”。这些无不令人感到抑郁，切尽显“哀涩、险怪的美学风格”[5]。
       现代主义被整合的第二阶段状态是明朗状态，一扫第一阶段笼罩在作品上的阴霾，闪现出明朗的色彩。试以“九叶诗派”为例。九叶诗派是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流派。20世纪40年代是个血与火的年代，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惊心动魄的时代风貌。这种突出的“时代风貌”不能不影响到文学创作。九叶诗派即是。观其诗歌创作发生过程，发现明朗性状态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体现出来。创作宗旨昭示了明朗色彩。“在诗的创作上，只要大的目标一致，……不论它是书写社会生活，大众疾苦，……或是仅仅抒写一己的爱恶、郁悒……只要能写出作者的真实情感，都不失为好作品。”[6]很明显，九叶诗人创作既重视能表现重大生活的题材，也欢迎抒写个人悲喜哀乐的作品，诗作内容可谓泾渭分明，明朗有余，很难感受到第一阶段诗歌内容上的阴郁气、朦胧气、晦涩气。在《中国诗刊》创刊时，《我们的呼唤——代序》中写到“我们是一群从心里热爱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渴望拥抱历史生活，……从自觉的沉思里发出恳切的祈祷，呼唤并响应时代的声音”。可见，奔放的热情，飞扬的激情，是对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当然不再会囿于文学的象牙塔里作孤芳自赏状，而是步如火热的时代张扬激情。总之，在创作宗旨的昭示下，诗人紧扣时代的脉搏，歌唱出时代的内容。
       诗人个人经历也促使自身由内向外转化，逐渐抛弃低吟哀鸣的忧郁症而趋向明朗化色彩。辛笛早期的诗，多抒写青春期的怅惘与梦幻。出国以后，会晤了艾略特、刘易士等诗人，同时也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荒原”景象，写了一些乡愁诗篇。抗战爆发后，读了美国记者斯诺的报告文学《红色照耀着中国》后，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思想从个人情感低谷中释放出来，风格大变。诗的灵魂是关注伟大的时代，爱国主义和民族尊严以及民主运动等。再也见不到前期的抑郁之气了。诗人郑敏最初步入诗坛时以抒情的哲理诗见长，以悟性、知性和感性构建诗作，多作“超然”状。但很快受到火热时代潮流和社会斗争的影响，摆脱了超越社会现实的态度，从个人的象牙塔中走出，投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壮烈时代，敢做时代的弄潮儿，面对狼烟四起的现实，写下了诸如《时代与死》这种色彩鲜明、思想激昂、节奏明快的诗篇。她讴歌了为时代而献身的精神，呈现给读者的是明朗十足的题旨：死就是生。
       另外，九叶诗作思想内容上的明朗性特征也很明显。如穆旦的《赞美》、郑敏的《力的前奏》等。尽管是现代派技法构建了诗歌，但诗句诗行流露出的思想情感十分质朴、明白、有力，应和着时代的大音响。如果说在第一阶段，诗作内容和形式都烙上较为明显的现代派印记的话，那么到了第二阶段以“九叶诗派”为代表的诗作只不过在形式上借鉴了现代主义技法，而内容上几乎完全是现实主义的。
       现代主义被整合的第三阶段状态是理性状态。诗人往往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技法，表现诗人对人生和时代的深沉思索，即冷静谛视人生。既强调表现自我高扬自我的心性，又对民族责任感和社会忧患意识加以关照。“朦胧诗”最具代表性，比如雷抒雁的诗歌《小草在歌唱》和顾城的《眨眼》。同时，诗人们在广泛探求本体和人类文化的时候，能把现代意识和东方古老文化结合起来，以一种哲理化的冷静态度来构拟一种人类文化的永恒模式，来探索生命和宇宙的奥秘，逼进形而上，这不能说不是最大的理性和自觉。显然，先有哲人之思而后进入文学画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典型代表是杨炼及其诗歌《礼魂》篇章。他曾说“让这片土地，这些人，这个现实及文化在我的诗中获得统一，进而使诗成为最我的，也最人类的一个象征”[7]，正是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他的诗作才获得了震人心魄之力量。
       理性状态的另一方面突出体现在：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极力张扬着最大的理性。表面看似狂热，但背后隐含了对现代主义接受的冷静思考和理性实践，共同促成了第三个阶段状态的呈现。首先，“三个崛起”的大讨论，使得“朦胧诗”的影响超出了诗歌的范围，成为促进整个新时期文学思潮理论变化的重要一环，从而加速了文字自觉时期的到来。随着朦胧诗的发展与争鸣广泛深入地展开，也随着反思大潮的席卷，一批朦胧诗的始作俑者开始进入冷静反思与系统借鉴的创新期。他们在既超越现实社会，又超越个人命运的尽量客观的境界中获得一种全方位意识，在注意诗人主体意识的同时并未堕入唯心主义，而始终自觉地坚持：“在主体意识上还有时代意识和人民意识，并且，主体意识越鲜明，便越能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真实，越能为祖国和人民立言，主体最终仍然从属于或服务于客体。”[8]这样言说难以视为盲目和狂热，有的只是理性。舒婷认为“对于我自己来说，一个人的生活有了重大变化和挫折，——沉默既是积蓄力量，沉淀思想，在抛物线之后还有个选择新方法的问题。”[9]她是以忧伤的眼睛冷静透彻沉默，从而进入理性的自觉。顾城也是这般冷静地对待传统，“传统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一个对象，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能动的结构，不仅古人使今人存在，而且今人也使古人存在，他们相互吸引、排斥、印证”[10]顾城本着还原人类心灵的童贞和维护纯精神世界进行诗歌实践，虽然最终未得实现，但诗人理性的审视和整合下的经典之作永远定格在文学史上。
       综上所述，可见阴郁、明朗、理性确实是西方现代主义在新诗领域里被整合的三种明显状态。但是，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承接性以及像前文述及的是一条上升的曲势线呢。首先，是时代和社会大环境这个外在因素。社会在时间流程上是前进的、上升的，政治、文化亦然，也是经过了从蒙昧闭塞、开放活泼、洞悉反省这样一个前进的过程。而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现代主义亦如此。它被接受的流程是，从陌生拒绝到接受认可再到融入融合，从压制到宽容再到相融互动。这样，很容易造成视觉、感觉、知觉上的上升态势。其次，是个人与政治文化的整合。20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由于个体心灵迷惘而使得现代主义被整合成私人话语（个人话语）；40年代，人们因情绪高涨而使得现代主义被整合成政治话语（社会话语）；60~70年代，人们因思想迷失后而到80年代的思想大解放，出现了精神复活与文化反思，也使得现代主义被整合成文化话语（历史话语）。这样从私人话语到政治话语再到文化话语的过程，也是客体（文学）在主体（作家读者）心理上的折射变化的渐进过程，仍呈上升态势。由此可见，内外因素共同构筑了现代主义被整合的阶段性状态及其连贯性，它暗合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1]袁可嘉《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转引自《文学概论参考资料》，1992年10月，P261。
       [2]波特莱尔《随笔》，见《西方文论选》（下）。
       [3]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美育》第二期，1928年3月。
       [4] [8]曾艳兵《东方后现代》，广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9月，P23。
       [5]朱自清《新诗的进步》，见《新诗杂语》。
       [6] 曹辛之《编余小记》，《诗创造》，星群出版社，1947年10月。
       [7]杨炼《杨炼谈诗》，《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11月。
       [9]舒婷《以忧伤的眼睛透彻沉默》；《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3月。
       [10]顾城《光的灵魂与幻影中前进》，《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3月。
       王爱军，男，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