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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研究]鲁迅小说中的“鲁镇故事”
作者:王 飞

《文学教育》 2007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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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虽深知“小说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鲁迅虽明白“自己决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虽懂得唤起“铁屋子中熟睡者"的艰难,但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构建现代人性,来诉说压抑已久的现代感情。尤其是乡土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忧郁阴暗心理,最能打动读者灵魂,最能触摸到民众的思想。笔者惊讶地发现“鲁镇”这个地名在《孔乙己》、《明天》、《风波》、《祝福》中重复出现,作者反复编织的“鲁镇故事”是出于怎样的思想考虑呢?
       一、“故乡情绪”的无法失忆和网状缠绕出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断言:“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鲁迅何尝不如是?从不停出入质铺和药店,从眼睁睁看着父亲病一日重于一日地亡故而去,从小康之家而渐次坠入困顿,鲁迅看出了“故乡人情”的冷酷和看透了世人的真面目。尽管鲁迅“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但事过境迁之后“故乡”的记忆难以消除,复活在小说虚构的世界里。
       笔者发现《孔乙己》、《明天》、《风波》、《祝福》这四篇小说或明或暗地点出“鲁镇”是故事的发生地,这正与周树人的笔名“鲁迅”的“鲁”字声音形成巧合相同,这会不会是鲁迅有意吸引读者把这四篇小说描述的世界和作者本人的故乡联系链接在一起呢?虽然作者真实的故乡并不是“鲁镇”,虽然“鲁镇”也不过是作者虚设的一个地名,这会不会是作者真实的故乡的文学形态的“移步换形”呢?
       《孔乙己》小说中地点交待得十分明白确凿,“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故事的具体发生地就是“鲁镇的咸亨酒店”。《明天》小说中地点也交待得十分清楚真实,“原来鲁镇是僻静地方,深更半夜里没有睡的两家就是咸亨酒店和其间壁的单四嫂子”。《风波》小说借“七斤”夫妇的对话转述指证出“咸亨酒店”正是“皇帝坐龙庭”消息的来源,读者应当能推测出故事发生地在“鲁镇”或距“鲁镇”不远的乡下,因为当时农村社会消息传播途径有限和当时农村的闭塞由来已久。《祝福》小说直截了当点明故事发生在“鲁镇”,“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如果我们把这些描述故事发生地的内容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篇小说发生地必在“鲁镇”,“鲁镇”和“故乡”形成不可分割的意义名称指代关系,“我”作为作者的影子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置身在故乡的经验或感受中。
       鲁迅之所以四次讲述“鲁镇故事”一方面印证了“故乡情绪和故乡记忆”是任何作家无法失忆和难以回避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只好以小说人物的种种惨象和痛楚来传达作者对“故乡”的种种批判、期待和忧患,这反复编织的“鲁镇故事”就是作者“故乡记忆”复活的绝好证明。可以推断,“故乡情绪"的记忆犹如蜘蛛结网,从多层面、多角度严整而又牢固地编织着作者对故乡现实的失意和为之构想未来的艰辛努力。只不过这种情绪网状缠绕分拆拆解不开,置作者于幽暗孤寂的精神深渊,让读者尽情展望的是一幕幕悲剧,看不出一丝光明和一点亮色来。
       二、“故乡命运”的细致描述和别样思考
       鲁迅在纺织“鲁镇故事”的时候,特别在意布置小说的特殊故事内核,这内核看起来虽司空见惯,但一样能引起人们作形而上的哲学意味的探索与思考。在鲁迅的笔下,那些“故乡人”的悲惨凄苦的命运成因极其复杂,复杂得似乎无法逃避和几乎万难更改。这不仅仅映在小说展示的外在的人际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小说潜在的内在思想观念上。可以这么说,鲁迅对“完善人格”、“完美人际关系"和“完整社会道德秩序”的思考是意味深长而别具风格的,这些在“鲁镇故事”为轴心的四篇小说中具体而又形象地显现。
       《孔乙己》的故事内核是“酸腐文人受到嘲笑”的故事。细究孔乙己之所以不被社会接纳和认可,是因为他明显表现出思想、行动和举止上的“异类”。可以设想:如果孔乙己不丢掉“君子固穷”的愚腐思想,如果孔乙己不改掉“窃书不能算偷”恶习,如果孔乙己不放弃“多乎哉?不多也!”的酸腐评议,如果孔乙己不丢掉好喝懒做的坏脾气,他不仅难以在世俗社会上立身,而且也难以寻找到来自社会的关爱、同情与理解,那么他将永远被社会确定为“异类分子”而任人取笑和肆意讥讽。而事实情况是,孔乙己不可能改掉上述毛病,否则他就不再是孔乙己了,他将失去标志个性特征和身份特征的标签。从这个层面细究下去,我们就会痛心感到“故乡”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会痛苦地感受到“故乡文人”的“灵魂疾病”几乎是无药可医的,我们就会看到鲁迅对“完善人格”和“完善的人际关系”的理想设计和焦灼期待,我们进而会体察到鲁迅对建设理想的社会道德秩序的艰苦探索与艰辛努力。
       《明天》的故事内核是“庸医误人”的故事。可怜的单四嫂子为救儿子可谓费尽心机,用尽家资,她不仅经历了漫长的黑夜直至天明的等待,而且她忍受了“何小仙”家漫长的排队等候,甚至她经受住抵达“济世老店”的艰辛行走。然而她期盼等来的“保婴活命丸”不过是加速儿子死亡的毒药。所有的挣扎与努力终究不过是徒劳,单四嫂子不得不放弃对“明天”的幻想而永远陷入精神的黑暗。这样的故事内核不禁让我们想起鲁迅小时候为父亲买药的不幸经历和父亲死亡的无法避免的精神烦恼。所不同的是,《明天》讲述了单四嫂子为儿子买药,鲁迅在生活经历中为父亲买药。所相同的是,两人同受亲人死亡之悲和同遭庸医误人之骗。相比之下,单四嫂子的痛苦更深远些,因为她失去了儿子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象征希望与寄托的“明天”呀!打开《明天》的“故事内核”,人们目睹了鲁迅一向深恶痛绝的“庸医误人”,我们就会体验到鲁迅呼唤的人际关系的真诚与不欺,我们就会品尝到缺乏诚信与真诚而导致的悲剧苦果。这些内涵格外沉重厚实,也分外朴质实际,对后世今生也不乏警示意义。
       《风波》的故事内核是“传统的落井下石”的故事。其本质流程是“一人可能遭难,他人幸灾乐祸并伺机报复。”“七斤”被剪掉辫子惊慌失措,幸灾乐祸的赵七爷以“皇帝坐了龙庭”相威胁,以“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相恐吓,致使“七斤”一家在众目围观下几乎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和生活的勇气。所庆幸的是,这不过是一场来去匆匆的“风波”而已。围绕一条辫子引发的劫难固然有批判辛亥革命流于形式的不彻底性,但更深的寓意在于揭示了“故乡人”的人心阴暗和“故乡世风江河日下,人心不古”。当辫子被剪可能会危及“七斤”的生命和“七斤”一家人的家运兴衰时,赵七爷反而兴奋地穿上了轻易不穿的竹布长衫,村中人也饶有兴致地倾听赵七爷的“幸灾乐祸式”的话语责难。不仅如此,盛怒之下的“七斤嫂”将内中怒火烧向了善良厚道的“八一嫂”,将巴掌打向了幼小的女儿“六斤”。这些充分揭示了人类灵魂中的“嫁祸于人”、“疯狂报复”的卑劣心理。就拿“七斤”一家人的命名来说,“九斤”、“八斤”、“七斤”、“六斤”越往下传分量越轻,也难怪“九斤老太”反复哀叹“一代不如一代”。至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痛感故乡人情日渐冷漠和世风日渐没落衰败,这些近似谴责的话语诉求反映了作者对重塑“故乡人情”和“故乡人际关系”的美好愿望。
       《祝福》的故事内核是“再嫁寡妇受人歧视”的故事。祥林嫂的悲惨命运与其说来自天灾,不如说主要出自人祸,因为人为的制造麻烦远甚于天灾;祥林嫂的死因与其说归罪于封建礼教,不如说是归究于周围群众,因为周围群众的间接迫害后果远远超过封建礼教。在祥林嫂看来,再嫁再寡固然不算光彩,但还不至于像世俗观念认为的那样罪大恶极;在祥林嫂想来,追忆念叨着阿毛可以缓解内心的痛苦与孤独,可以暂时成为心理的一丝安慰,但没想到竟招致那么多人的厌烦和唾弃;在祥林嫂内心深处,虽然萌生了“死亡的一家人灵魂见面"的不祥预感,但没料到被柳妈描述的“被阎王锯成两半被两个死鬼男人去分”那样可怕;在祥林嫂本能的潜意识里,做些积德行善之事可以弥补罪过,但没有过曾想“为土庙捐门槛”不过是一场徒劳;在祥林嫂死亡的忌日里,她怎么也料不到会招来鲁四老爷的高声责骂“不早不迟,偏偏就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祥林嫂的不得不死的惨剧,传达出作者深思已久的“福为谁祝”和“如何去祝”的焦虑苦闷主题,作者把重建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良知秩序作为解放广大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关键,至今不失理性指导意义。
       总而言之,《孔乙己》、《明天》、《风波》、《祝福》这四篇小说是鲁迅对“故乡人事”的变形描述,是对“故乡人情的”痛苦回忆,是对“故乡人际关系”和前途命运的艰辛探索,是对“故乡社会道德秩序”的批判解构和创意建构。这“故乡”往小处说,是鲁迅生活过体验过的“真实故乡”;往大处说,这“故乡”又何尝不是旧中国广大农村的真实写照。事实上,鲁迅以农村题材的小说远不止上述这四篇,只不过这四篇小说透露出来的“鲁镇故事”,更加明显地打上了作者个人的“生活烙印”,更加突出地显示出作者的生活“自叙传”的风格。作者此情此意此心此志穿越时空,打造出现代文学的“故乡叙事”的经典。
       王飞,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语文教育学教研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