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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文坛交织着的众多声音中，苏童以自己的独特吸引了众人的眼球。他以精致柔美的语言、苍茫空灵的诗意、迷幻流动的神韵展示出一片如江南水乡般柔婉的家族情结。新时期以来的家族小说，在营造一种新的家族叙事的过程中，将眼光更多地投注在家园文化与人性的复杂结合上，更多地表现着在家族的社会外观形态之下隐藏着的文化表征意义。作家在不断地寻找着这种结合点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建立在自己的家园意识之上。而正是因为家园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人们的家园情怀涵义便各自不同，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苏童的家族小说中，漂泊作为一种家园意识时刻贯穿其中。各种人物以不同形式背离着自己的故乡，而最后又以无奈的返回终结。苏童自己也曾描述“逃亡好象是我所迷恋的一个动作”。漂泊已经成为一种创作意识透过文章流露出来。
       一、无所归依的故土情结
       18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对哲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哲学原本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这样的形容用在苏童身上应该是非常恰当的。
       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苏童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他躲过了三年饥荒，躲过了上山下乡，令许多人谈之色变的文革对他们来讲留下的不过是童年玩闹的记忆，他们没有被培养出政治敏感性，也没有坎坷的人生经验。而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缺乏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这使得他们在写作上很容易出现一种精神层面的苍白。现实对他们来说，确实存在一种生存困境，即无法超越的写作局限。而作为对这种局限的打破性的行为，他们开始转向历史，以一种逃遁的姿态在历史中寻找着他们的精神家园。
       就苏童个人来说，这也有一种对童年经历难以割舍的情怀。作为移民的后代，他虽然出生在苏州这样一个富庶之地，但是毕竟是在父辈才移居的，祖辈生活在长江中心的一个小岛上。作为移民的后代，苏童不能完全地融入到都市生活当中去，但是他又真实地生活在都市中。这种生存状态造就了他的一种矛盾的心态，即成为了飘荡在都市与乡村的中间人。他缅怀追忆着故乡，但是又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乡村人，他也无法将他的根落在故乡。他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编织着对祖先的崇拜与好奇，追寻着自己的精神家园，那个“原乡”的世界。他可以拥抱故乡，但是他无法真正融入故乡。他以“枫杨树”系列的作品来表现着他的“枫杨树”故乡，用一个个穿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身影，来表达着一种无所归依的迷茫。那一个个漂泊着的影子，实际上就是苏童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那迷惘的脚步。“家园”作为一种经验性表达，在苏童的笔下已经迷失了方向。《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那首自白诗很清楚地说明着苏童的感受，“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他逃离了城市回归到乡村去寻找内心的家园，但是即使是想象中的这个故乡，也无法给他一种归宿感，无法实现真正的回归。[1]
       而在这种精神支配下，苏童站立在乡村的土地上创作，其中的各个主人公，也都感染上了这种漂泊感，无数次地走出乡村，试图寻找着自己的理想家园，他们都把眼光放在了与乡村对立的城市（这虽然是与苏童逃离城市回归乡村的个人经验相反，但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可是在城市中也无法找到归宿感，最后还是无法摆脱故乡的精神约束而在精神上以一种无奈的姿态回归到故乡，一种失落与飘零感充满着人物的整个人生。①不论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陈宝年，还是《逃》中的三麦，甚至《米》中的五龙，都以一种乡村叛逆者的形式出逃，而最后，或者无法脱离故乡，如陈宝年赖以维生的手段是在乡村里学会的手艺，而环子怀孕后也把她送往老家；或者在反叛中不自觉地怀念故乡，如陈三麦的一次次出逃后又自己返回故乡，而最后死前凝视着风筝这一细节，暗示着对故乡的怀念；或者在一种生存困境中逃离家乡而最后又是在一种生存困境中返回家乡，如《米》中的五龙，在涝灾后离开家乡到城市谋生，但时刻想念着的是家乡的米，而最后也带着一火车皮大米和遍体鳞伤的身体回到家乡。但是所有人物的回归行为，都带有一种无奈和失望，家乡对他们来说，仍然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但是，经过一番追寻后也并未寻觅到理想的栖息地，还是以一种无可归宿的形式返回家乡。他们一生都在追寻，也因此而注定了一生漂泊。
       二、个人存在价值认同感的追寻与回归
       可以说，在这种反复的追寻母题中，这种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个体存在价值认同感的追寻。正是因为在现有的生存状态中无法认同个体存在价值，才不断追寻或重建一个理想家园。[2]而苏童执着于追寻母题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与前面所提到的精神层面的苍白有关。正是因为在前辈们的丰富人生经验的阴影下，现代人的心态中经常会出现强烈的迷茫感，即对自我价值的一种怀疑态度。寻求一种身份认同成为了现代人常见的精神行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但是即便现代社会给人沉重的压抑感，在追寻理想家园的最后，我们却又不得不带着失落回到现实社会，因为只有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是现代人最后不是归宿的归宿。苏童把这种现代人苦闷的心态以无可归宿的漂泊来形象地表现出来，应该来说也是抓住了时代的主流心态的。
       在他的笔下，也正是因为那片颓废、腐朽的乡村土地，而造就了主人公的一次次逃亡。但同时它又是散发着绚丽迷乱气息的一片土地，因此也吸引着逃亡者的返回。《罂粟之家》其中的一段话很深刻地说明了这种叫人欲罢不能的感受：
       那就是我家的罂粟，那就是游离于植物课教程之外的罂粟，它来自父亲的土地却使你脸色苍白就仿佛在恶梦中浮游。田野四处翻腾着罂粟强烈的熏香，沉草发现他站在一块孤岛上，他觉得头晕，罂粟之浪哗然作响着把你推到一块孤岛上，一切都远离你了，惟有那种致人死地的熏香钻入肺腑深处，就这样沉草看见自己瘦弱的身体从孤岛上浮起来了。
       沉草是一个典型的逃亡者，但是他的逃亡一直只是内心的一种欲望，却永远无法付诸实施，就是因为这片种满罂粟的土地正如罂粟一样，让人痛恨却无法离开。在文中沉草的出场便因为罂粟的熏香而晕厥，这就是作家的一个暗示性安排，罂粟在文中代表的，其实就是如它一样腐朽的枫杨树土地，如同在工作队面前只要地契不要斗争地主的枫杨树人们。而沉草作为受新思想教育的青年，也迷失在这样的土地中，其中他与庐方的一段简短的对话就体现了他这种迷失的无奈：
       “沉草。周末了，我们去打网球。”
       “草坪呢，草坪在哪里？”
       “就在你家院子里打。”
       “没有球，球掉下去不见了。”
       “我带着一只球。”
       “我已经忘了怎么打网球。”
       网球在文中就是其中与罂粟对立的一个代表性事物，代表着背叛枫杨树文化的现代事物，而罂粟则代表了腐朽的枫杨树土地。沉草刚回来的时候曾试着做网球，而最后使他明白的是“在枫杨树的家里你打不成网球，永远打不成。”从这个角度讲，他也想过脱离这块迷乱的土地，但这种脱离是他自己无法下决心实现的，而最后工作队对他的处决对于他来讲反而是一种解脱，他甚至有一种期盼的意识。但是即使是解脱，他也要求死在罂粟缸里，他与罂粟的联系是无法剪断的。这种复杂又矛盾的情感，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出走与返回，他以无奈的归依与救赎的背叛完成了这个角色身上展示的整个心态，而他的最后一句话“我要重新出世了”也喻指了他最终以死亡的形式追寻到了他的理想家园，只有彻底脱离现有生存方式，他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重新出世”。
       与沉草类似的《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端白，身为君临天下的皇帝，作家描写的却不是作为一个皇帝应有的气势与权力，而更多的是揭示着这个个体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更多地来自于对个体身份与价值的认同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绝望的心态上。端白生活在肉体上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与精神上逐渐沦陷的痛苦历程不断背离的夹缝中，以一种对现有生活的逃离姿态渴望着自我救赎。而最终以“我喜欢当走索艺人”完成了对自我存在角色的塑造与定位，并且以“走索王”的称号完全脱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最终完成了真正具有生命意义的“为王”。
       三、背离与迷恋中的南方情结
       作为一个作家，他不可能把眼光单单局限在城市与乡村这种小范围的对比上。一个作家写作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作家所处的地域有密切的联系。在苏童的笔下，更大范围的故乡就是南方世界。而在他众多的作品中，基本上都是以南方作为大的社会背景。而作品的整个南方世界中，仍然弥漫着一种漂泊的味道。在这一点上，苏童自己认为，南方人不象北方人以故土为根基，他们可以义无返顾地抛弃自己的故土，漂泊是南方人的命运。而他之所以会以此来概括南方精神，也源自于他的南方记忆。苏童在《南方的堕落》中曾经说过，“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他自己从来不认为他对南方的记忆是愉快的、充满阳光与幸福的，“我对南方抱有的情绪很奇怪，可能是对立的”，“在我的笔下，所谓的南方并不是多么美好，我对它则怀有敌意”。[3]他对南方所持有的这种情绪是他自己也无法言说甚至感到困惑的。南方的一种阴郁的色调使他产生了怀疑，“怀疑我的南方到底是什么？到底在什么地方？”而同时又无法离开南方，甚至因此而产生了一种对北方的排斥与无法接受的心态。
       南方的形象，在他的笔下，似乎与潮湿的空气、阴暗的小街等意象等同起来了。正如“枫杨树系列”与“香椿树街系列”中体现出的那种潮湿、温暖甚至似乎被梅雨季节沤烂了的惨淡岁月一样，南方就是这样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存在。南方作为苏童的故乡，留给他的只是关于带霉菌味的空气、苍白的石板路面、破旧丑陋的民房的记忆。[4]他曾说“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燕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正如香椿树街上的狭窄而肮脏的街道、乌黑发臭的河水一样，苏童笔下的南方充斥着腐朽的味道。在这种腐朽味道的摇篮里，《刺青时代》中香椿树街的少年们，制造出了一场场的暴力血腥事件，以少年血来表达着对这种死寂环境的一种背离。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发泄着少年心中在这种环境下孳生的压抑与怨愤。不管是男孩小拐还是姐姐锦红，都充满了躁动与茫然，以一种无奈的方式接受着香椿树街。小拐转向暴力的一种潜意识，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他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不同，表现出他与香椿树街的格格不入。而锦红出嫁前对妹妹说的一段话实际上也体现了她对香椿树街灰暗世界的一种厌恶。用《城北地带》中达生的看法来说，“整条香椿树街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一个大人物，没有一处热闹有趣的地方，没有任何一种令人心动的事物”。这种对南方世界一种腐败性的描写，时刻见于苏童的南方小说当中。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苏童也在满怀激情地歌颂着南方世界。用他的话说，“炊烟下面总有人类，香椿树街上飘荡着人类的气息”，他以描写枫杨树祖先的情感来描写南方世界，爱之欲深，责之欲切。他不厌其烦地书写着以南方为背景的作品，对此，苏童做了如此的解释，“南方对我是有魅力的，到现在我还孜孜不倦地在将‘香椿树街’系列写下去。我之所以会在我的记忆里长久地筛选某些东西，是因为背后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我，这种精神就是所谓的南方精神。”而在他的文章当中，即使其中的主人公有多么厌恶着香椿树街，但是又永远地生活在其中，无法脱离它。甚至在《城北地带》中的达生，还会为了别人对香椿树街的一种轻侮而去寻仇甚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即使他自己也不喜欢香椿树街。而其中的叙德被金兰带去青岛的时候，用苏童的描写是“他们发现那个青年动作莽撞，而他的神色一半是欣喜另一半却是迷茫”，他虽然是以离开为结局，一直都讨厌这样的生活环境的他，但是到真正要离开的时候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依从的感觉。这种依恋的心态，相对于他们一贯的背离行为来说，实际上正是一种下意识的返回。
       苏童以“寻找灯绳”来概括他的创作之路，而他的创作观念也下意识地体现或迎合着这一点。他梦想中十字路口处的第五条路正是他不断寻觅着的理想家园。为了完成对理想家园的追寻，苏童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断地处在漂泊之中，在一次次的逃离与返回中探寻着生命意识上的自我。但最终他还是实现了自我意义上的救赎，回归到了精神上的故乡。或者说，他一直在逃离，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
       参考文献：
       [1]黄今夫[J]，《出走与返回——苏童小说简论》，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45-47
       [2]杨经建 著[M]，《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年版 48-54
       [3]王尧、林建法主编[M]，《苏童王宏图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5-106
       [4]摩罗、侍春生 [J]，《逃遁与陷落——苏童论》，当代作家评论，1998，（2） 12-20
       张翼，湖南吉首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04级高校教师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