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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独立和自由，也就没有边界，或者根本谈不上边界问题，即使它有被封的、被赐予的“王国”、“公国”或者“自治省的”空头衔。
       从一七七二年起，尽管波兰与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及白俄罗斯接壤，但它们中间便是没有边界问题的。然而，一条阴影般的“边界”线却又无时无刻不横亘在它们中间，在波兰它被称之为“东部边界”，而在沙俄、苏联则被称之为“西部边界”——“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随着大国权势的变迁、政局的分合交替、主义的兴衰变幻，这条线始终是这一地区政局变幻莫测的中心，并且是各实力大国争夺的对象。
       吞并或放弃，放弃再吞并，这是大国宰割小国的不变规律，而随着帝王的意愿和大国的利益，任意改变“边界”则是通常解决争夺的最佳手段。大国总是以为强权和吞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自然也包括边界问题，然而，围绕“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条“边界”线，不仅大国的争夺从没有停止过，而且那些生存于这条线两边的民族也被无穷尽地卷进了利益和权势的残酷较量之中。
       作为一种现实政治的概念，“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问题”是上个世纪初年才明确显现出来的。十月革命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自治瞬间成了时代的风潮。这风潮席卷波兰、乌克兰和一系列“没有边界”的小国家。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颁布法令，宣布:“由前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和奥匈帝国政府缔结的，涉及瓜分波兰的条约，因其与民族自决的原则，与承认波兰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主和统一的俄罗斯人民的革命法制意识相违背，由本法令予以彻底废除。”但对于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绝对不允许离开俄罗斯而独立。于是，一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在波兰和乌克兰几乎同时出现。
       在波兰，争取波兰复国的运动风起云涌。包括毕苏茨基在内的波兰人的复国主张是：恢复波兰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权益，组成一个包括立陶宛、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在内的联邦国家——“大波兰国”。而在乌克兰，乌克兰民族运动组织——“乌克兰中央拉达”也发出了独立和自由的呼号。“中央拉达”在自己的一份宣言中提出了乌克兰的国土和边界问题，要求将“居住着多数居民为乌克兰人的土地都属于乌克兰共和国”，即是要求将“西乌克兰”归属己有。
       因此，波兰和乌克兰实质上都提出了与苏维埃俄国的边界问题——“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问题”。这在表面上是波兰与苏俄、乌克兰与苏俄之争，但实质上是这地区两大对抗势力——德奥与苏俄——都不肯放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苏俄受饥荒、瘟疫和经济危机所困，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正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德奥谈判，准备单独媾和。而德奥提出的强硬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苏俄放弃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一开始苏维埃政府持强硬态度，在谈判桌上的决策是：“乌克兰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其国家法律地位如何，绝对不可改变的一个事实是，乌克兰的领土与俄国不可分割。”而在谈判桌外，苏俄则试图尽快以武力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托洛茨基向列宁报告，苏俄军队已经开进基辅，“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哈尔科夫人民书记处被宣布为乌克兰的最高权力机关”。“乌克兰中央拉达”被击垮，红军在向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进发。面对这种情况，德国军队随即对苏俄的西线发动全线进攻。苏俄再无力承受战争重压，一九一八年三月，被迫接受“布列斯特和约”，从而丧失了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控制权。
       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执掌了波兰国家最高权力的毕苏茨基十分不满意大国的这种安排。一九二○年四月十七日，毕苏茨基下令进军基辅，并宣布承认彼得留拉领导的“乌克兰最高政权”。这激怒了列宁，他指责波兰的军事行动是在法国、英国和整个协约国的操纵下“扼杀苏维埃俄国的新的尝试”。他说：“波兰的进攻是当年要把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那个旧计划的残片。”四月二十九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仅向工人和士兵，而且向所有的俄罗斯公民呼吁：绝不允许波兰地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俄罗斯人民。列宁断言：“只要我们集中了一切力量并且做出了一切牺牲，毫无疑问，这一次我们也一定会取得胜利。”于是，苏俄红军兵发西线，苏波战争爆发。为了这场战争，那些被视为“敌对力量”的沙俄军官重新披挂上阵，走上了苏波战争的前线。时年二十七岁的图哈切夫斯基将军此时正“赋闲”在家，有他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信件为证:“恳请您帮助我摆脱失业的处境。我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闲待了近三个星期，而无事可做已有两个月。我既不能搞清迟迟不做安排的原因，又得不到新的任命。我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指挥过各个集团军，如果多少有一点功劳的话，那么请让我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在前线无法安排，就请安排在运输部门或是军事人民委员部工作。”于是，他适逢其时，担当了苏波战争前线的指挥员。
       七月，苏俄的军队在图哈切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节节胜利，最后集结于俄波边境。也就在这时，协约国出面调停，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提出了一条临时停火线：从北部的格罗德诺往比亚韦斯托克的东部，经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再沿布格河南下，至索科维—普热梅希尔，向前延伸至喀尔巴阡山北麓，附带条件是将加利西亚割让给苏维埃俄国。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寇松线”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边界线。但是，苏维埃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认为乘胜越过波兰的边境是苏维埃的利益所在，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应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一九二○年七月二日，图哈切夫斯基发布命令：“我们的刀尖上携带着给劳动人类的幸福与和平。向西前进！”苏俄军队终于逼近华沙，以为可一举夺城。然而，这一次却没有像列宁所许诺的那样取得胜利，而是苏俄军队最终兵败华沙城下。
       无论从波兰还是从苏俄方面来讲，苏波战争的爆发都有一大堆理由，但实质都是为了争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片领土。在他们各自打出的旗号中，有一种旗号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波兰的“大波兰主义”和苏俄的“大俄罗斯主义”。毕苏茨基之意并不完全在这“东部边界”，他要建立一个“大波兰国”，而苏俄也只是要把这“西部边界”当成一道坚实的壁垒和防线，进，可以将无产阶级革命推进到欧洲去，退，可以挡资产阶级风暴于国门之外。就像这时托洛茨基写给中央的密电上所说的，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与西部边境毗邻的各白卫小国可以暂时为我们构筑一道‘屏障’”。由此也许可以看出，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酝酿并诱发了这场战争。也许还可以看出，民族沙文主义是不分大国小国的，民族激情和爱国主义一旦越过了界限，就会成为民族沙文主义。
       至于苏俄的兵败也有一系列因素，但其中最令人深思的是苏俄的领导人犯了两个致命性错误。一是他们把俄国革命的前途寄托于世界革命，认为越过了波兰，前面就是德国、法国和整个欧洲；只要拿下了波兰，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的胜利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所以，他们在下令兵发波兰的同时，还组建了以一个长期生活在俄国的波兰人马尔赫列夫斯基为首的“波兰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便红军攻下华沙后，该委员会能立即行使波兰国家的最高权力；二是他们进而认为，苏俄既然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然高举的是国际主义的旗帜，那自己的军队就一定会受到波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然而，当苏俄红军一进入波兰的领土，他们就被当地居民视为入侵者，到处受到阻击，这就像不久前毕苏茨基的军队进入乌克兰，以为当地人民一定会把他们作为解放者来欢迎，结果适得其反。在苏波战争爆发以前，托洛茨基已经敏锐地感到苏俄推行的世界革命政策遭到了重创，向列宁建议改弦更张。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他在给俄共（布）中央的密电中承认，“不管怎么说，欧洲革命似乎是推迟了”，“现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于这一事实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建议把俄国革命的方向转向亚洲，“考虑有必要推动亚洲革命”。列宁的决策也在酝酿着变化。但是，“大波兰民族沙文主义”的进攻，引发起苏俄民族沙文主义的热潮，同时又再次燃起了他们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之火。
       一九二○年十月，苏波战争的结果是苏维埃俄国不得不接受了《里加和约》。根据这一条约，苏波的边界将以“寇松线”来划分，并且还要将“寇松线”以东十三点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波兰。从此，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属波兰管辖。
       然而，这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并不太平。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期，随着希特勒德国向东方的战争扩张，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又一次成为德国和苏联争夺的焦点地区。一九三九年是个难忘的年份，德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势力的较量使这一地区再次成为“危楼”，风雨飘摇。德苏双方都对独立的、统一的波兰感到忧心忡忡，于是开始了频繁的接触。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得十分露骨：“德国和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不可容忍。波兰这样对待一个大国，以至于随时都可爆发一场危机。无论如何，德国将从现在起采用一切手段反对这些无理要求以保护本国利益。”希特勒所说的“一切手段”就是瓜分波兰。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其关于边界划分的秘密协定书中，详细划分了“在原波兰的国家领土上，两国利益之间的边界线走向”。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的军队入侵波兰。波兰政府和民众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抵抗。九月二十七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会谈中对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的莫斯科会谈期间，建立独立的波兰计划成了公开的事情。好像从那时起，苏联政府也倾向于明确瓜分波兰的想法。德国政府明白这一观点，决定实现准确划界。德国政府认为，独立的波兰可能会成为经常不安定的策源地。德国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也想到了一处。”斯大林随后的表态是：“很清楚，独立而不完整的波兰将永远是欧洲不安定的因素。”最后双方都同意的办法是“对波兰实行瓜分”。惟一的争议是，斯大林不同意将波兰人一分为二的分界法，而是要求德国收走所有的波兰人。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就是：“最后将民族志上属于波兰的领土留在一家手中，即留在德国人手中。德国在那里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从德苏长远的、友好关系的立场上看，这非常有益。”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同意按四条河流（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桑河）划分德苏边界。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签订《苏德友好边界条约》，其中把这条分界线称为“两国在前波兰国家领土上的利益界线”。条约规定，这是“最终的界线”，并明确指出，双方可在各自的前波兰领土上进行“必要的国家重建”。而在秘密附加议定书中，双方还同意：“双方不允许波兰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任何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宣传活动。双方将消除自己领土上进行宣传的类似萌芽，并将互相通报为此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当然，这种瓜分是以正大光明的理由进行的:“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在前波兰国家瓦解后把恢复该领土上的和平与秩序、保障居住在那里的各民族享有符合其民族特性的和平生活视为自己紧迫的任务。”
       德国方面多次暗示苏联也应出兵波兰。苏联政府没有表态，但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条战线上却立即集结军队，准备出兵波兰。九月十七日午夜二时，斯大林通知舒伦堡，苏军将在清晨六时开进波兰。苏联政府还给波兰驻莫斯科大使格热波夫斯基一份照会，说由于波兰政府已不复存在，苏军将开进波兰，以“保护那里的西乌克兰居民和西白俄罗斯居民”。根据传统的做法，苏联兵进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同时，也就把苏联准备的“政权机构”带进了被占领的地区。九月十五日，贝利亚在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训令中就明确提到:“随着我军的推进和占领一些城市，将成立临时局（临时政权机构），该局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业务组领导人组成。”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总计有十九万平方公里，六百多万乌克兰人，三百多万白俄罗斯人，由于苏军的进入，苏联的边界在这一方向上向西推进了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公里。波兰政府流亡国外。苏德共同占领了波兰后，双方的军队在边界城市——布列斯特、格罗德诺和平斯克等地举行了联合胜利阅兵式。
       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在二十年后归属苏联是由大国领导人的意志和决策，是由秘密条约和武装占领所实现的。此外，斯大林也不愿意，这块好不容易得来的土地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方政权来控制。他在和里宾特洛甫谈判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乌克兰人是极其恶劣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从来不会放弃这块土地。”但是，总得有个最合理的、最正大光明的说法，而在那个时代“自愿加入苏联”的办法似乎是最正统的、最让人信服的途径。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联共（布）中央成立了以日丹诺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入”苏联的问题。他的委员会在那里软硬兼施地做了许多工作，结果，十月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议会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并要求加入苏联。十一月一日和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将上述两地区并入苏联，并且写进了苏联的宪法。
       在苏军进驻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前夜，贝利亚就下令对该地区的波兰军官及其家属进行逮捕和镇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谢罗夫就向贝利亚报告了战绩:“西乌克兰各州逮捕五百七十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前，逮捕各种反革命组织参加者四百八十七人。共逮捕波兰军官一千零五十七人。”一九四○年三月初，贝利亚向斯大林请求：“命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以特别程序审理:一、战俘营中关押的一万四千七百名原波兰军官、官吏、地主、警察、侦察兵、宪兵、潜藏特务和监狱的案件；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里关押的一万一千名各种反革命组织和破坏活动组织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军军官、官吏和投敌变节分子的案件。对他们采用最高惩治手段——枪毙。”联共（中央）政治局随即讨论并承认了贝利亚的建议。这就造成了后来耸人听闻的“卡廷事件”和对波兰军官及家属的大规模强行迁徙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先是落入希特勒德国之手，后又随着红军的大反攻转为苏联所控制。但是，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一直是德国和苏联所争夺的势力范围。大战临近结束，波兰的重新复国已经是历史趋势，不可阻挡。于是，重新划分苏波国界也就成了胜利者一方（苏、英、美）利益所系的地区，并成为他们外交谈判中的重点之一。波兰的独立和自由，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权益和归属问题成了大国谈判桌上的筹码。不过，这次是胜利者的大国“分割德国”的问题，但是，英美为了协调对德的联合军事行动，在波苏边界和西乌克兰以及西白俄罗斯边界问题上对苏联做出了某种让步。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晚间的德黑兰圆桌会议上，美英苏三大国领导人终于具体谈到了苏波国界的问题。罗斯福说：“我希望，苏联政府能同波兰政府开始谈判，并恢复外交关系。”丘吉尔说：“我想提一下我曾经援引过的关于三根火柴的实例。这三根火柴，一根代表德国，另一根代表波兰，而第三根代表苏联。所有这三根火柴都应向西移动，以便解决盟国所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保证苏联西部边界的安全。”斯大林的回答是反唇相讥和十分坚定的：“俄国对同波兰保持良好关系问题的关心，同其他大国相比，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因为波兰是俄国的邻国”，“乌克兰人的土地必须归乌克兰，白俄罗斯人的土地必须归白俄罗斯，那就是说，在我们和波兰之间，苏联宪法规定的一九三九年的边界必须存在。苏联坚持有关这条边界线的规定，并认为这是正确的”。后来，丘吉尔提出了边界线的具体划法：“波兰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基地应位于所谓的‘寇松线’和奥得河线之间，包括东普鲁士和奥珀伦地方。”斯大林当即回答：“在波罗的海，俄国没有不冻港。所以，俄国人需要不冻港柯尼斯堡、梅梅尔以及东普鲁士地区的相关部分。何况从历史上看，这历来是斯拉夫人的土地。假如英国人同意把上述领土移交给我们，我们就同意丘吉尔提出的公式。”
       德黑兰会晤的最后结果是，基本上同意了苏波国界这类大国和小国关系的解决办法和结果，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以大国的利益为准则安排了世界未来的格局和关系。不过，在《德黑兰会议三大国宣言》上却是用最漂亮的、最公正的文字来表述这种安排的：“我们和我们的外交顾问们一起研究了未来的问题。我们将力求所有国家——大国和小国的合作和积极参加，这些国家同我们三国一样，将心力和才智献给消除暴政和奴役、压迫及偏执的任务。我们将欢迎他们在他们愿意的时候加入世界民主国家大家庭。”
       “二战”临近结束时，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提出了划分苏波边界，也就是解决“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问题的具体建议：“一、认为寇松线应成为波兰东部的边界线，并在某些地区做出有利于波兰的五——八公里的外移。二、认为波兰西部边界应从什切青市（属于波兰人）沿奥得河向南，再沿尼斯河西行。”这一方案的实质，就是苏联可以在自己的西部边界让出一些地区给波兰，波兰的西部国界向西移，即是用德国的东部土地来补偿波兰，尤其是要取得不冻港柯尼斯堡及其附近地区。对于这一方案，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只同意第一点，对俄国要取得柯尼斯堡也没有异议，而对第二点表示保留意见，用丘吉尔的形象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波兰鹅因饱餐德国的丰盛佳肴，致使消化不良而被撑死，那就未必妥当。”经过几番讨价还价，雅尔塔会议最后的公报对苏波间的国界是这样写的：“三国政府首脑认为，波兰东部边界应当沿寇松线划分，在某些地段做出有利于波兰的五——八公里外移。承认波兰北部和西部的领土应有实际的增加。他们认为，所增领土的范围，将在必要时征询新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意见，然后，波兰西部边界的最终确定将留待和会解决。”
       “二战”结束后，苏联取得了它实际上想取得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领土，并且取得了不冻港柯尼斯堡，并将其改名为“加里宁格勒”，它成了苏联领土上惟一的一块“飞地”。从此，在苏联版图上，西乌克兰地区包括：利沃夫州的北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沃伦州和罗夫诺州；西白俄罗斯地区包括：北布列斯特州、格罗德诺州、维捷布斯克州的西部和明斯克州。这种情况持续到苏联解体。
       历史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问题是个死结。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苏波边界问题，而且涉及波兰本身以及几个大国在这一地区的争夺和势力范围的划分。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在雅尔塔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三大国首脑表达过几乎同样的看法。罗斯福说：“在五个世纪里，波兰问题都使全世界感到头痛。”丘吉尔说：“应当设法使波兰问题不再让世人感到头痛。”斯大林说：“应当务必做到这一点。”在苏波关系中，关键就是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领土问题。所有的大国都想解这个结，并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而结果总是这个结越解越死。问题就在于，火中取栗的解结人总是把本国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强权的利益放在首位。使问题变得无比复杂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解结人还总是要打着拯救他民族、给他民族以独立、自由、幸福与和平的旗号，并且总是以强权和武力作为最佳和最后的解决手段。
       小国无边界和边界问题，小国的政治家们貌似有代表和主宰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权力，在政治舞台上也有弄云作雾的姿态，但实质上决策和决定问题的是站在他们身后的大国领袖及其强权和操纵。虽说民族、文化、宗教的差异可以导致摩擦和冲突、“冷战”和热战，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大国的权益和为这种权益所进行的争斗、较量、密谋以及他们在帷幄中给出的既定方案。独立和自由是风。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每当出现独立、自由和自治问题时，总不是空穴来风。从历史上看，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从来就不是空穴，因此当今从这一地区刮出的风也就着实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