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能，男，1943年8月出生于武汉市，祖籍江苏南京。1966届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美学家蒋孔阳，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1994年评聘为教授，1999年任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1996-1997年在奥地利维也纳造型艺术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师从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奥托·安东尼亚·格拉夫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指导组组长。主要著作有：《美学要义》、《审美王国探秘——席勒美学思想论稿》、《席勒的审美人类学》、《西方文论思潮》、《西方美学思潮》、《西方美学通史》第4-5卷，主要译著有：《德国古典美学》、《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美学文集》、《席勒散文选》，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学术月刊》等刊上发表论文180余篇。
实践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即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美学流派，实践观点和实践概念是实践美学的根本。实践美学，虽然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确立于苏联和中国的一个美学流派，但是，在实践观点和实践概念这个根本上是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著作之中，对实践观点和实践概念已经作了全面、明确的规定，不过，由于苏联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体系上的规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点和实践概念作了一些片面的理解和阐释。就像以前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决定论”一样，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实践概念仅仅归结为“物质生产劳动”。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就批判了“经济决定论”的误解和曲解。同样，对于实践观点和实践概念，我们也应该作准确、全面、系统的理解和阐释。
我们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的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实践概念应该包括三方面：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而物质生产是其中心。
实际上，人类的实践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他人之间关系的感性的、现实的活动。因此，实践也理应区分为三大类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话语生产）。物质生产主要是以物质的手段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解决人们的实际生存的问题（种的繁衍、吃、喝、住等）；精神生产主要是以意识（精神）的手段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以解决人们的生存发展的问题（家庭、国家、道德、科学、艺术等）；话语实践则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础上，主要以语言为手段处理人与他人的关系，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与之相关的现实生存和生存发展的问题，也可以说话语实践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中介性实践活动，它不仅调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调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因此，话语实践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具有实践本体论意义的活动。[1]（p20）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体上就是这样对实践进行分类的。他们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p71-72）这里虽然不是对实践进行分类学的研究，但是它所蕴含的分类学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实践美学就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出发对实践观点和实践概念作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探索。
实践的这三种类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与人的审美教育和文学审美教育都是密切相关的。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人类的物质生产是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p96-97），因此，物质生产不仅是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本，而且，它本身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人类活动，它本身在本质上就应该是审美活动或者具有审美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进行审美教育和文学审美教育的时候，就应该紧紧抓住物质生产的这个本质属性，对受教育者（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教育和劳动的审美教育，让他们从根本上明白“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美”，从而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热衷于在劳动中创造美，培养和造就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中外文学历史上，从古至今讴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文学作品可谓是汗牛充栋。我们应该运用这些文学作品来对青少年学生和一切受教育者进行审美教育。中外文学史上的神话、传说、民歌、民间故事都蕴含着对于劳动、劳动的创造性、劳动的审美性的描述、讴歌。这些就是我们进行审美教育、文学审美教育的最好的教材。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青少年对于劳动的本质、劳动的审美性、劳动的创造性并不是完全理解的，甚至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滋生了一些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倾向，更有甚者有极少数青少年还有着不同程度的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不良习气，因此，在我们的教育方针规定了受教育者要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前提下，运用新实践美学的观点来进行审美教育、文学审美教育，就是当务之急，不可漠视的。
当然，由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私有制的产生，人类文明社会的大部分时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使得劳动产生了异化。人们在私有制社会中，对劳动的创造性、审美性、自由自觉性产生了误解和曲解，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态度也发生了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是把劳动当作是人生的第一需要，而是像躲避瘟疫一样地逃避劳动，不是尊敬劳动人民，而是鄙视劳动人民。为了改变这种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错误看法，在改变了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应该通过审美教育，特别是文学审美教育，使得人们懂得，劳动的本质、劳动的创造性、劳动的审美性、劳动的自由自觉性之所以被异化，是因为社会发展变化的私有制的产生。我们可以通过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反映异化劳动的那些优秀文学作品，像《
诗经》中的《硕鼠》、《君子于役》，李白的《丁都护歌》、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高尔基的《母亲》，杰克·伦登的《毒日头》、卡夫卡的《变形记》等等，来对异化劳动进行揭露、批判，从而正确地认识劳动的本质、劳动的自由自觉性、劳动的创造性、劳动的审美性，认识到从异化劳动复归到劳动的本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革命性变革，而社会主义对于之前的一切剥削制度、私有制度就是最根本的革命，其重要方面之一就是要使得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复归于公有制下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恢复劳动的审美性。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使受教育者明白劳动的本质、劳动的自由自觉性、劳动的创造性、劳动的审美性。只有这样，劳动才可能逐步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才可能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公，也才可能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创造前提条件，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恰恰是新实践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精神生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也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p121）精神生产是满足人类发展性需要以自我实现的实践活动。它是在缺失性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生成发展起来的。它当然具有一般物质生产的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特征，不过，由于精神（心理）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它更具有心灵的自由和自主的意识的活动之特征，具有精神超越性。一般根据精神需要和心理要素，精神生产被划分为：认知（科学）活动、伦理（道德）活动、审美（艺术）活动、幻象（宗教）活动。审美活动是处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实践活动，它是人类实用需要、实用目的得到实践过程中的超越而转化出审美需要、审美目的的结果。它主要以人的情感和想象为内在的心理要素，并通过情感这个中介因素把认知和意志的心理要素和活动沟通起来，形成为一个以想象的形象为载体，充满情感、超越各种实用功利目的的活动。审美活动一般具有外观形象性、情感感染性、超功利性。它的价值对象是美。一般说来，审美活动以外观形象性和情感感染性区别于认知活动，以外观形象性和超功利性区别于伦理活动。它以外观形象统一着认知活动和伦理活动，既以它们二者为基础，又超越了它们二者。而文学艺术则是审美活动的集中表现形式。
当我们把文学艺术当作一种审美活动的集中表现形式时，文学艺术就不仅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更是一种人们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因此，文学艺术作为精神生产之中最具有自由自觉性、创造性、审美性的实践活动，在审美教育和文学审美教育之中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审美的精神生产，文学艺术就不仅仅是让受教育者去静态地观赏文学艺术作品，而是要积极地、动态地投身到文学艺术的审美活动之中去；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文学艺术作品的作用，而且要主动地参与到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活动之中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就不仅仅是“认识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尤其是改造人们的主观精神世界。有了这样的文学审美教育观，文学审美教育就会大为改观，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通过改造受教育者的主观精神世界，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从而更好地、更加自由地（合规律和合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构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运用过“话语生产”（话语实践）的概念，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把人们的话语活动当作是一种实践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他们就是这样表述的。
简单地说，话语实践是人类运用语言（符号）进行交往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p82）“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4]（p525）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又说：“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5]（P376-377）这些论述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语言的实践和意识的二重性、其存在论意义和本体论发生学意义及其交往性质。可是，我们以前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甚至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认识论，认为其没有本体论）来看待语言，把语言仅仅当作交流思想的工具，从而忽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实践本体论意义，反倒把语言的存在论或本体论的观点归于西方20世纪的分析哲学、现象学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似乎只是到了维特根斯坦说了“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6]（P259）把哲学问题化为语言问题，海德格尔说了“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7]（P4）为语言找到了存在之根时，西方哲学和美学才形成了“语言学转向”，语言本体论意义才被发现。其实这是个极大的误解。[1]（p26）
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的思想（精神）和现实（物质）的二重性和中介性，语言作为人类生成和生存的根据，语言作为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和手段，语言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实践性标志等论述，我们就可以推论出，以语言为手段（运用语言以及一切其他符号）的话语实践（话语生产），同样也具有现实（物质）和思想（精神）的二重性和中介性，同样也是人类自我生成和生存的实践根据，同样也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和手段，同样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实践性标志，因而也同样具有实践本体论和实践存在论的意义，并表现为语言符号中介性、物质（感性）和精神（理性）二重性、人类社会交往实践性。
因此，无论是人类本身的生成，还是审美和艺术的生成都离不开话语实践（话语生产）。这一点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有非常明确的阐释。根据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分析，首先是劳动（物质生产）生成了人的手，然后是劳动产生了语言，再就是劳动和语言一起推动了人脑的产生，而在这些共同实践的基础上，人的观念、意识、思维等精神生产才生成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作为精神生产之一的审美活动，就是以物质生产（劳动）和话语实践（语言）为基础才逐步在实践整体中生成出来的。换句话说，从一定意义上说，与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话语实践也就是审美活动的直接基础，即，没有话语实践（包括一切类似分节语言的符号活动）也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审美活动。
这一基本原理对于当代的文学审美教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一种直接的话语生产实践，而且在当代哲学、人文科学的“语言学转向”的情势下，文学审美教育的突出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
既然文学本身是一种语言艺术，是一种直接的话语实践，那么，文学教育和文学审美教育就必定借助于语言，就必定也是一种话语实践。因此，如何凸显话语生产的本体论意义，以诗意化语言和审美化语言来造就真正的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在诗意化和审美化的话语实践（话语生产）之中，生成出说人话的人，言说具有人性的人，具有语言美的品质的人。只有这样把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育当作是建构人的生存和生存方式，塑造人的存在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仅仅把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育当作是一种认识的工具，看作是一种技能的培养，才可以说是充分把握了文学、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育的话语生产实践的本体论价值，才可以真正实现文学、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育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从而把文学、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起来。因此，我们在进行一篇文学作品的教学的时候，就是要通过这篇文学作品的话语生产实践过程的分析和综合，把字词句章的生产实践过程充分显示出来，并通过对这个话语生产实践过程的字词句章各种因素的理解和阐释，从而达到整篇文学作品的意义的把握，以改造或塑造受教育者的心灵世界和生存状态。就像《圣经》改变和塑造了圣奥古斯丁的生活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塑造了列宁的革命生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实现了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的人生价值……这些事实也就非常鲜明地表现了话语生产（话语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中介性和感性与精神的二重性特征。
总而言之，只有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实践概念，我们才可能把文学、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育与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人类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实现文学、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纪，改造旧人类、塑造新人类，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和新生活。
参考文献：
[1]张玉能等著：《新实践美学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6]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7][德]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彭富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