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是一件很吃力而又非常容易遭到质疑的事情。历史上倒是有过地理环境影响居民的文化性格，进而造成文学艺术的地方风格的若干论断。《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东汉李巡的《〈尔雅〉注》，从各处地名来历说到各地方人的性情，其中说，“汉南曰荆州，其气惨刚，禀性强梁，故曰荆；荆，强也。”李巡的这番话被《史记正义》、《公羊传疏》等反复称引，在文人和民间都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到了现时代，人群的迁徙流动十分频繁，不同地区的人之间交往十分便利，人的地域身份变得模糊而难以确定。如今的湖北人是不是“禀性强梁”，湖北文学是不是也连带地“禀性强梁”？恐怕没有人会下这样的判断了。何况，在湖北的作家，不一定都是籍属湖北的人。当代湖北文学界引以为骄傲的几位前辈，徐迟的童年和少年在江南小镇——浙江南浔度过，姚雪垠是河南邓县人氏，碧野的家乡是广东大浦，骆文是东晋道教学者葛洪的同乡——江苏句容人；现在风头正健的中年作家方方，祖籍在江西彭泽，出生于南京。但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在武昌紫阳路窄小的房间里构思和写作的，姚雪垠在汉口远郊东西湖劳动时开始写作《李自成》，碧野在丹江口工棚里住过漫长的日子才有了《丹凤朝阳》，方方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一直在武汉生活……以上所有作家的文学生涯，与湖北这方热土，毕竟是紧紧地胶着在一块。当代地域文化，既有其剧烈变动性的一面，也有其相对稳定性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说说近十几年来湖北文学的群体特色，回顾其间的得失，也许还是可以的，所以，应《文学教育》编辑之命，草成这篇漫话，以此题目就教于本地、外地同行高明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那七八年，中国文坛曾经迅速地变换着种种斑斓图景，而湖北文学则起起伏伏，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又重新参与到开创新潮流的前列。那是在各地作家们借开放新风之力，兴冲冲地“向外看”，从欧美借鉴了许多新鲜的技巧，又意绵绵地“向内转”，展现个人心灵深处意识流之时，湖北作家却是眼睛向下，方方描绘了汉口铁路外贫民区的“风景”，池莉讲述了一个最平凡普通的工人的“烦恼人生”。这就确定了湖北近期文学的最重要的特色——作品中深蕴着植根于中部沃土的平民意识。当其时也，一些新锐作家颇有先知先觉姿态，以悲悯之心俯视尘寰，他们对于浩劫中专制愚昧的抗议，对于个人权利的诉求，都很具启蒙性和震撼力。而湖北这些作家，则总是平视他们笔下的人物，那是他们多年的街坊邻居，灾难年月的伴侣。这些人物，虽处社会下层，心中却不乏火种，照见人性之善、人情之美。方方的《桃花灿烂》将少男少女的怀春之心——对爱情之春、人生之春的憧憬——放在城市平民生活的艰窘、市井的鄙俗里来表现，那个粞是心高如天，命薄似纸。主人公好古怪的名字，里面隐藏着什么个人特殊的记忆吗？其后不久，刘醒龙在大别山下奏起一曲凤凰琴，琴声悠扬，远传到北国南疆，使得闹市中人听了，觉得耳目一新。直到进入新的世纪，池莉有《托尔斯泰围巾》，方方有《中北路空无一人》。后一篇里的郑富仁，活得很是窝囊，他的老婆刘春梅更是浑身俗气，这样一对夫妇，在山穷水尽之际，想的是“做一个好人”，撂下自家的紧急事情，寻找失主，把捡来的大包毛衣归还别人。更有陈应松，把写作基地从江汉平原转移到鄂西北的神农架，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和《马嘶岭血案》为穷乡僻壤的山民代言，适应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势，道出了众人心中所积而作家笔下稀见的情愫。那个将脖子伸长得像桉树去倾听遥远地方汽车翻滚声音的伯纬，似乎有些愚蒙，而我们许多聪明人，读到终篇，不是在心里仰视着他吗！这里还要提到晓苏，执著地写他油菜坡的乡亲快二十年了，起点颇高，近几年则有一个大的提升。《坦白书》的情节有一点儿离奇，故事的讲述却十分地平缓，全村最漂亮的少妇委身于最丑且最被人瞧不上的男子，既不为钱财，亦不为情欲，这一种违反道德的道德，有悖于人情的人情，使我们不敢轻率地对她表示轻蔑，更遑论谴责，而是颇多理解和尊重。
现代社会，知识者有人喜欢以精英自居，以先锋自命。这也不错，社会需要先锋和精英。但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正在于他代表了平民。脱离了平民，还算什么精英？眼睛向下，以发自内心的平等态度，平视平民百姓，发掘他们心底的高贵，湖北文学的这一个特色，我作为在湖北居住半个世纪的读者，是非常珍视的。
近期湖北文学的第二个特色，可以尝试表述为：建基于革命传统和时代精神之上的英雄主义。其实，前面提到的一些作品里的凡夫俗子，虽然没有给我们警世格言、惊世壮语，在远处酒绿灯红、美酒盛宴的背景下，这些在贫困中挣扎的人，对不义之财的蔑视和严拒，何尝不是英雄主义！但我下面要谈的是文学中对超乎常人的英雄的颂赞。出于对文艺中虚假、矫情的厌恶，对任意拔高的苍白的人物形象的失望，非英雄主义成为一时潮流；而以零度感情为真实，表示对于浪漫主义的拒斥。这个时候，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想起草原》，如关西大汉击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使全国文学界、全国读者侧耳倾听。作品中的老军人关山林说：“今天把我打下去，明天我照样能再升起来！”当他的儿子在前线牺牲，受到老年丧子的沉重打击，他向来告知噩耗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问：“他是被前面打中的，还是被后面打中的？”部队派来的干部有些意外，咽了一口唾沫说，“前面。头部、胸部、腹部和腿部。”关山林似乎是松了一口气，说，“好了，你们该办的事都办完了。”读到这一段，我不由地联想起《战争与和平》里，鲍尔康斯基老公爵对即将走向前线的儿子说的，“好了，那么就再见吧！你要记住一点，假如你被打死，我这个老头子会很难过的……”说到这里，他停下来，又突然地大叫，“我要是听说你的行为不像尼古拉·鲍尔康斯基的儿子，我就要……感到羞耻！”这就是真正的军人！枪林弹雨中的厮杀需要英雄主义，在社会经济生活大转折中，凭诚实的劳动养家糊口，面对巨大的诱惑和沉重的挑战，需要另一种形态的英雄主义。父辈军人实践了他们一代的英雄主义，邓一光以敬畏之心在二十世纪末歌颂父辈的英雄主义，也就是在呼唤新的英雄主义。果然，父亲走到新的时期，不再是一位现役军人，他却做出指挥农民抢化肥的惊人举动。读到《父亲是个兵》的这一段，我又不由地联想到，前人曾云，“夫楚号雄区，人多忠节，以荆蛮之余气，郁百年之奇气”；说荆楚人“禀性强梁”，在这里可以用得上了，这就是荆楚的强梁之气。小说把对贪官污吏的愤恨之情，倾泻得淋漓尽致。
和平年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照样需要英雄主义，务实的、不事张扬的、融进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让我们的文学多一道亮色，而迥不同于此前此后题材相近的其他作品。
近期湖北文学的第三个特色，是仰承荆楚文化血脉的历史情怀。楚国历史可以上推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三千多年来，从熊绎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楚文王定都在郢，到屈原作《天问》欲探宇宙天地之奥秘，楚国壁画、帛画之华丽瑰伟，楚亡之后遗民南公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直到近代开兴办冶金工业之先河，又为辛亥首义之区……这中间有多少威武雄壮、哀怨缠绵的活剧，等待着大手笔一次再次地重新叙述！春秋时代楚国就有《檮杌》，与鲁国的《
春秋》齐名，所以荆楚又有最深厚的历史叙事传统。这就无怪乎湖北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繁荣和取得骄人的成绩。姚雪垠定下了湖北当代历史小说的主调，那就是精研史料，以当代视角重新阐释，史诗规模，气魄宏大。他的《李自成》可以给予四个字的考语：“好看、耐读”，既拥有数量十分庞大的读者群，又历经数十年（第一部出版于四十多年前）而依然深具魅力。熊召政在戏说历史成风的时刻，重铸严谨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的辉煌，基本情节经得起历史学家的挑剔，而注入了由对于今日商场、官场观察得来的新的体验，使人读后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思考当年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找到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道路——这是四卷本《张居正》的最主要的价值所在。
湖北近期文学是多方面的，在诗歌、散文、寓言方面都有精品力作，尤其是不断冒出的新的作者，充满活力，使人对湖北文学今后发展满怀乐观的期待。
王先霈，著名文学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