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杰出的辩论文写作大家，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都体现了作者在辩论方面的特点，特别是孟子通过辩论来推行自己的仁义主张更能在其文章中显现。
孟子辩论不像当时的纵横家那样为个人谋取富贵，可以为自己的目的而变化自己的主张。他辩论是为宣传自己的主张，也就是他一直强调的“仁义”，而且这个中心是始终不变的。为了宣传这种主张，他奔走游说。要是国君不能接受他的主张，那么就算用优厚的俸禄、崇高的地位来供养他，他也不干。孟子与当时的说客讲究的辩论技巧也不同，他是为宣传自己的学说而辩论的，所以除了研究对方的心理以外，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学说所下的功夫，也就是“知言”和“养气”，“养气”，孟子在学生公孙丑问他夫子恶乎长时，就说过：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知言”，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他把那些不正确的话分成四种：诐辞就是偏向一边的话，对这样的话要知道是受了什么东西的蒙蔽，以致看不到真相而偏颇，进而在辩论时指出蒙蔽之处。淫辞是夸大过分的话，对这样的话要知道迷陷在什么地方，辩论时要解除这种迷陷。邪辞是辩论时违反正理的话，对这种话要知道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正理，要引导到正理上去。遁词是明知道自己不对而加以掩饰的话，对这种话要揭穿掩饰，使之理屈词穷。孟子这样分析不正确的言辞，是基于他的认识。他认为，错误的言辞是从错误的认识上来的，而这种错误的认识会造成种种危害。孟子的辩论是要纠正人们思想上的错误，从而避免错误造成的危害，所以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用辩论来反对邪说，端正人心，把辩论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正是孟子“仁义”的人生观的真实写照。
孟子认为辩论是“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的救世工作，当然他对自己的理念也有相当的实践精神，也就是“养气”。孟子解释“养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者也。行有不慊与心，则馁矣。”这就是说，孟子所养的气是和正义、正道相配合的，失去了正义、正道，就会泄气，因此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正义才行。可见所谓“养气”，就是他要求自己的言行要符合正义感，看到不义的行为要有勇气指出来，只有具备了这种正义感，才能对错误的言论进行抨击，而这种抨击才能具有说服力。在“知言”“养气”的基础上进行辩论，为真理为救世而辩论，这就是孟子的辩论。
孟子想用辩论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具体采用的方法是“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到从焉。”意思是说，虽然说的是眼前切近的事，但意义深远，能用眼前的东西讲出深刻的道理。守约而施博，是说孟子信奉仁义，根据仁义来谈论政治，谈论做人，来驳斥一切他认为错误的理论，这就是孟子辩论的总的方法，当然在实践时，还有不同的变化。
比如，“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利”字，这个“利”，对内就是加强对人民的奴役和剥削，对外就是进行不义的战争来开拓疆土，这是孟子所反对的。于是孟子提出“仁义”来反对“利”，并指出梁惠王所说的“利”有什么坏处，而“仁义”有什么好处，用对比的方法来驳斥“利”。
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因为定都大梁所以称梁，魏、韩、赵三家本都是晋国的大夫，后来这三家扩张自己的势力，终于把晋国分掉了。这个历史的教训，对梁惠王来说就是眼前的事，孟子利用这个故事来反对梁惠王所说的“利”。他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世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韩赵魏三家正是这样把晋国给分掉了，这正是“万乘之国殺其君者，比千乘之家”，用梁惠王深切感受到的历史教训来警告他，达到说服的目的，孟子明确了一个深远的道理——只为私利的人没有好下场，这就是“言近而指远”的具体体现，在这里孟子用了对比和暗示的方法，提出“仁义”来反对“利”。
在另一次和梁惠王的谈话中，孟子用的方法又有所不同。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这个情景是愉快的，孟子就用诱导的方法来宣传他的主张。“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他劝诱梁惠王，只有让自己成为贤德的君王，才能长久地享受这种乐趣，否则就享受不了。于是他引用《
诗经》的话，说明周文王有贤德，人民爱戴他，便能享受那样的快乐；夏桀无道，人民诅咒他灭亡，他就无法享受这种快乐。这次说服，也用对比，不同的却是通过引经据典，结合历史来进行诱劝，所以更有说服力。
孟子的辩论能够取得成功，还取决于他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那么孟子又是怎么做的呢？
一次孟子和齐宣王谈论外交，谈到大国应当爱护小国时，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他认为好勇就可以不爱护小国。孟子跟他说到要救济穷苦的百姓，他说做不到，因为“寡人有疾，寡人好货”。还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照齐宣王的看法，这些毛病跟做好事是对立的，自己有这样的毛病，就不能做好这些事。孟子不这样看，他引《
诗经》来证明周文王也好勇，周文王看到密国人去侵略小国，便赫然震怒，其兵去反对侵略。孟子劝齐宣王学习周文王的好勇，以表明好勇而欺负小国是坏事，用来反抗强暴则是好事。接下来，他又引《
诗经》来说明周朝的祖先公刘也爱财，可是却表现在叫百姓积蓄粮食上，他劝齐宣王学习公刘的爱财，用以表明爱财而剥削别人是坏事，帮助人民积蓄财富是好事。孟子还引《
诗经》说明周的祖先古公亶甫爱他的妻子使百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劝齐宣王向古公亶甫那样。这个例子说明孟子在辩论时从事物的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并以两者可以转化来进行说服。
孟子的学生陈臻问道：“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而受；于薛，馈五十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当时有人要害孟子，孟子请人保护）。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送钱作为请人保护的费用），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也（用钱收买），焉有君子可以获取乎？”这里孟子的看法跟陈臻不同，体现出了孟子在辩论考虑问题时结合具体情况来进行的意识。
孟子看问题还很注意对方的用心，从而发诛心之论。
齐王趁燕国内乱去侵占燕国，孟子劝他不要做，齐王不听。后来燕国人民起来赶走了齐国的军队，齐王觉得不听孟子的话遭到失败，心里很惭愧。陈贾替齐王掩饰错误，以周公为例，周公又仁又智，可是他派管叔监护殷国，结果管叔却造反了。要是他事先知道管叔要造反而派他去，结果给人民造成危害是不仁的；要是他事先不知道而派管叔去，那就是不智的。仁和智，周公尚且办不到，那么齐王在对付燕国的失败，就不算什么了，也没必要感到惭愧。陈贾怀着这样的动机去问孟子：“周公何人也？”孟子说：“古圣人饿。”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衅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衅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陈贾要用圣人也有错来为齐王掩饰，孟子知道他的目的，当面斥责他顺从国君的过失，还要提国君文过饰非，毫不留情，这就体现了孟子因了解陈贾用意而发的诛心之论。
那么孟子为什么要对陈贾发诛心之论呢？这和孟子的主张还是有联系的，孟子坚持自己认为的真理，想用它来救世，所以孟子绝不阿谀齐王。也正是因为这样，孟子才敢当面反对梁惠王的“利”，敢于在梁惠王面前尖锐地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说他们“率兽而食人”。
当然，孟子的辩论文数量之庞大是无法一一例举的，但总的来说孟子在辩论文里体现的是他仁义的政治主张，他的辩论是基于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进行的，是其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黎小力，西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