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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教材选编了苏轼的《石钟山记》一文。这篇文章中，苏轼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认为找到了石钟山以“钟”为名的原因，并否定批评了郦道元、李勃等人的说法，得出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一结论。作为一个大学问家，苏轼这种严谨的科学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不过，对苏轼关于石钟山得名原因的解释，我有点不同看法。我认为苏轼并没有真正发现石钟山以“钟”为名的原因，同时他与郦道元、李勃对“钟”含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钟”在《古汉语词典》中，有一条解释是通“鍾”，其释义有两条：1.乐器名；2.古代响器，击以报时。历史书上“战国编钟”的“钟”，应取第一条释义；成语“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中的“钟”，应取第二条释义。
       首先，我们看看苏轼认为“石钟山”中的“钟”的含义是什么。“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一句中，苏轼将“钟”与“鼓”并列在一起，而“鼓”的古汉语释义为“一种打击乐器”，可见这里的“钟”也是一种打击乐器。在“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一句中，苏轼不仅描绘了水石相搏之声的富于变化，更将其喻为“无射”、“歌钟”。“无射”应是一种国器，为奏乐之用。《吕氏春秋·音律》中有“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之说，可见“无射”确是一种乐器。“歌钟”，《古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打击乐器名，即编钟”。由此可推知，苏轼认为“石钟山”中的“钟”是一种乐器，以它给山命名的原因在于，都能发生相似的音乐之声。
       那么，郦道元是如何理解的呢？从“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一句中，可见郦道元以为“石钟山”中的“钟”是一种响器，能发生巨大的响声，人们是根据山与“钟”都能发出巨大声音这一相似点来取譬设喻给山命名的。苏轼认为，“郦道元之所见闻，殆与余闻”，就这一点，从文章来看，他们的见闻是很不相同的。郦道元听到的是单纯的“大声”，而苏轼不仅听到了“大声”，还听出了它的富于变化，富于音乐感，将其描绘为“窾坎镗鞳”、“噌吰”。所以不是郦道元“言之不详”，而是他们二人对“钟”的理解根本就不相同。
       最冤的应是李勃，苏轼认为他是“陋者”、“自以为得其实”，而事实上他与苏轼对“石钟山”中的“钟”的涵义理解却是一致的，只不过途径不同而已。李勃是采用敲击的方式来探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的，“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从这里可知，李勃听到的不是单纯的敲击声，而是带有不同音质的音乐声。由此可见，不论以“扣”和“聆”的动作和结果都可看出，李勃心中的“钟”应是乐器。这与苏轼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方式，选取了不同的方位与角度罢了。
       综上所述，郦道元心中的“钟”应是一种响器，也即“大钟”；而苏轼、李勃心中的“钟”应是一种乐器。那么，石钟山以“钟”为名的原因以是什么呢？我以为郦道元的说法最为可取，原因有二。
       一、一般情况下，山川的名称往往来自于生活于当地的百姓，“石钟山”也应是当地百姓给山取的名称，郦道元、李勃、苏轼都只是在探求它得来的原因罢了。
       二、作为响器的“钟”，人人都很熟悉，石钟山水石相搏发出的巨大响声自然让老百姓联想到响器——钟，故而以它为名；而作为乐器的“钟”，在古代是王室和贵族的专利，百姓知之甚少，也就很难有此联想。同时，苏轼所见闻的，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因为水位变化大，不足以作为给山命名的依据。而郦道元，作为一个著名的山水游行家，他的看法不仅是他个人的，理应采集了当地百姓的认识后用文字记载了下来。所以，郦道元的说法最为可信。
       当然，也不排除因山与钟的形状相似而以“钟”为名的可能。如果这样，那么没有必要去探究“钟”的内涵了，因为无论是响器还是乐器，钟的外形是相似的。
       总而言之，由于“钟”的内涵丰富而表意不定，造成了人们对石钟山命名由来的不同理解。正如王安石所说“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所以，我要从探究“钟”的内涵入手，来揭示石钟山得名的真正原因，而不仅仅是“扣”、“聆”。
       许传明，教师，现居安徽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