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是高中《语文》的传统篇目，被认为是讲述了“一个悲壮动人，传诵千古的历史故事”（课文说明语）。也许因为太史公的一句“不欺其志，名垂后史”，也许因为周晓文的《秦颂》、张艺谋的《英雄》、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的演绎，荆轲这个人和刺秦这件事，早已被赋于了一层“机智勇敢、扶弱救困和反抗侵略”（课文说明语）的英雄色彩。然而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和管理决策的角度着眼，冷静审视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你也许会赞同笔者的以下认识：荆轲刺秦王是教训而非壮举。
一、决策，感情冲动的产物
在七雄之中，燕国是个小国家。燕喜王生性怯弱，苟安畏强，为讨好强国，先是把太子丹质于赵，后又质于秦。“遇之不善”的“见陵之耻”，孕育了太子丹强烈的复仇心理，只是在这种心理中，掺和了执拗、愚躁和急功近利的不健康因素。缺少理性的冲动一直支配着太子丹酝酿刺秦的整个过程。他不能冷静而全面地分析燕国政治形势的利弊。虽然韩已被灭，魏、赵也已名存实亡，一场把贵族、诸侯和国家都拖进去的为争夺权力和财富而角逐的无义战已近尾声。但燕处河北京辽，地理上离秦较远，也未遭多年纷乱战火的波及，国力相对殷实，若举力相抗，即便丢失了关内，仍有据关东而存的可能，这一点苏秦早有论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战国策·燕策》）当朝太傅鞠武献策：“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可图也。”可太子丹急功近利地认为：“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吾心然。”可见他既耐不住越王卧薪尝胆十年聚生的寂寞，也受不了苏秦为合纵而游说奔波的艰辛，满脑子变了态的复仇念头，这种心态的支配之下，其所作所为自然也就失去了理智。
为了让秦王不舒服，太子丹冒着“开罪获战于秦”的危险，收留一个未必就值得收留的樊于期。樊因“酒罪于秦”，无奈之下亡命至燕，秦王闻之欲“购之金千斤，邑万家”。面对这么一只既无政治价值又无军事价值的烫手山芋，太子丹竟然“受而舍之”，让他好吃好住，奉为上宾。太傅鞠武为此力谏太子：“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甚至于当鞠武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消除秦人攻燕的口实）”时，太子丹竟然以“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相讥。“资怨而助祸”的目的，只是为了出口“市井怨气”，太感情用事了，这不应该是政治家的作为。
至于决策行刺秦王，则纯粹是太子丹一厢情愿的想当然了。其推理竟然如此简单：“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示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太子丹初会荆轲时的这番道白，说出了他打算让人刺秦的原因：秦国太强大了，燕国太弱小了，只有生劫或刺杀秦王，才能挽回局势。笔者以为这番貌似合理的决策，完全经受不了当时政治军事现实的推敲。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他的《
资治通鉴》中曾如是评说太子丹此一作为：“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武以仁，交邻以信……丹颐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乎！”苏洵在《六国论》中的“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多少也体现了前人对“刺秦”这一决策的否定态度。
二、用人，缺乏慎重的甄拔
我不反对陶渊明对荆轲“壮士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个人评价，但我并不欣赏历史上的荆轲这个人，至少我可以肯定，他的确不是个合适的刺客。从常识着眼，行刺秦王攸关燕国社稷，自然应当慎重而周密地甄别选拔，行刺人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必须的条件：一是拥有为燕国的存亡去赴汤蹈火的心理基础；二是拥有实施行刺并争取成功的技战本领。而荆轲是不具备这两个起码条件的。荆轲所以成了名人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重大业绩，而是因为他行刺的对象是个名人。就荆轲这个具体的人而言，他至多只能算作是当时社会流民中的一个混混儿。
荆轲的祖上是齐国人，后移民至卫国，轲生于卫。他以游侠的身份游于魏、赵、秦而至于燕。他“好读书击剑”，曾与卫元君吹嘘剑术，但不为其所用。魏亡入秦后，他留滞于榆次，与武士盖聂论剑，盖聂对与之论剑的人，常常以怒目相逼试其胆识，即所谓“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若是个假货，自然不敢久留。不幸得很，“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事后盖聂估计荆轲“宜去不敢留”，派人到馆驿打探时，荆轲果然已“驾而去榆次矣”。可见他的确不是个论剑的行家里手，至少也是个胆怯的剑客。无独有偶，荆氏又“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难怪宋人朱熹说：“轲匹夫之勇，其事无可言。”其后，荆轲流浪到燕，结识到武士高渐离和一位杀狗的屠子，狗屠的狗肉和酒让荆轲衣食有了着落，“日与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南朝（宋）的文史学家裴松之给了荆轲一个“饮酒之人”的评价，换言之，裴认定轲是一个酒徒。
荆轲不光是个胆怯的剑客和酗酒之徒，还是个乐于声色犬马的堕落之人。太子丹看中荆氏后，“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所欲。”唐文史学家司马贞在《索隐》中记载：“轲与太子游东宫池，轲拾瓦投，太子捧金丸进之。又共乘千里马，轲曰‘千里马肝美’，即杀马进肝。太子与樊将军置酒于华阳台，出美人能鼓琴，轲曰‘好手也’，断以玉盘盛之。”荆轲乐于享受如此荒淫的纵欲生活，以至“斋南界久之，轲未有行意”。
此等人渣居然被太子丹选中去作为完成攸关社稷存亡的刺秦重任，纯粹是病急乱投医的结果，是庸人未师而胜负之数已定矣！
至于副手秦舞阳，则完全是个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累赘，太子丹仅凭其“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就选中他作为刺秦的助手，则更是荒唐。关于秦舞阳，史书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野史上有这样几种不太可靠的说法：一说他驯马时，制服不了野马，迁怒杀人；一说他遭遇强人而杀人；一说荆轲让他同行，他心里害怕，干脆否认杀过人。总之，一个十三岁的小儿，即使杀过人，也不过是柳宗元笔下的区寄杀人，求生本能下的非理性行为的偶然结果，并不说明他就具备充当刺客的技战本领。从后来行刺的过程看，“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秦舞阳的确无所作为，说他是个充数的滥竽并不过分。
避开“刺秦”这一决策正确与否不谈，仅就用人而言，“不当”是毫无争议的一个史实。
三、行动，宗旨不明而又仓促
荆轲赴秦，是生劫还是刺杀秦王，始终未能在他内心形成决断。这反映整个刺秦活动缺乏周密的策划，纰漏显见。太子丹第一次招见荆轲时说：“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示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恒公，则太善矣，若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这番言论反映太子丹的初衷是力图生劫秦王。而荆轲在私见樊于期时则说得较为明确是刺杀：“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王必喜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作为一名剑客，杀死对手也许更适合成就自己的功名。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多少也反映出他决心置秦王于死地而舍身不顾的心态。荆轲刺秦告败后“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的感叹，被不少后人嘲笑为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在为自己开脱。笔者倒以为“感叹”佐证了太子丹的第一选择的确影响到荆轲的临阵决断，“左手把秦王袖，而右手持匕首之”的一刹那间，“生劫”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犹豫让他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荆轲虽称不上一流的刺客，但如果刺秦的念头坚定，把袖之间结果了秦王还是完全可能的。然而理智目标与情感愿望的始终未能统一，葬送了此行的一切努力。
行色匆匆准备欠周则是又一个败因。先是荆轲沉溺于太子丹为之提供的享乐中，“斋南界久之，荆轲未有行意”。接着是易水送行，荆轲留久而“待吾客与之俱”，可“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长官意志激怒了荆轲，感情用事之下，荆轲放弃了“待吾客与之俱”的计划，匆匆之下只好带着个无用的小儿秦舞阳“就车而去，终已不顾”了。荆轲等待一同前往刺秦的这位“客”是否就一定能助其刺秦，史书上没有记载，但以下推测也许是毫无疑义的：他决不会是第二个秦舞阳，在荆轲与秦王“还柱而走”的胶着之际仍无所作为。
面临如此重大的行动，太子丹因复仇心切而缺乏充裕的准备，反复催促荆轲启程，并最终迫使荆轲放弃“待吾客与之俱”的计划。操之过急的行为直接断送了荆轲刺秦的希望。西汉桓宽在他的《
盐铁论》中说：“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专诸空拳，不免为擒；要离无水，不能遂功。”虽然论述的是个成事的客观条件问题，但也许更能从侧面说明太子丹与荆轲的虑事不周和行事仓促。
荆轲刺秦是个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今天的人对一个已为人捐驱的古人说三道四似乎有点不妥，但若能从中读出点经验或教训倒也值得。
陈星际，教师，现居江苏如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