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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一光在小说界可谓大器晚成，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了十个年头之后，95年以《父亲是个兵》而蜚声文坛。这部厚积薄发之作，让邓一光郁积以久的感情如火山喷发般倾情奔泻，同时也为文坛带来一股强劲、阳刚之气，奠定了他在文坛立足的根基。他的小说叙事善于在严酷的战争中，以大气磅礴的手笔塑造血性、刚韧、雄健的英雄典型，在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呼唤英雄的回归，使小说蕴涵浓郁的英雄情结。本文试从英雄情结这一层面来审视他的小说作品，以此作为我们解读邓一光作品的一个窗口。
       情结及英雄情结
       情结是心理学和精神学的一个术语。荣格认为情结是一种具有情绪色彩的观念群。用以组成情结的观念群经常出现在脑际，使当事者的思想行为及情绪易受这种情结的影响而遵循一定的方式进行，从而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心理上情结一般认为是在幼年及青年时期形成的。
       虽然荣格从心理学角度对情结问题有过深刻阐述，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情结却有着更为广泛的涵义。这在心理学上称为“情结的泛化”。情结的泛化使人们把许多有着相似的心理机制的现象称为“某某情节”，[1]如“长发情结”、“知青情结”、“英雄情结”等。
       英雄情结顾名思义即融入人们的血脉和生命，对英雄的一种情愫。在原始社会，人们便崇拜英雄、寻找英雄、借以拯救自身危机的途径，寻找人生的价值，寻找生活的理想。纵然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英雄之梦并未被人遗忘，它已随着岁月之流融入人们的血液形成民族心理的潜意识，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邓一光英雄情结溯源
       情结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心理现象，它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而邓一光英雄情结的促成因素较之常人有其特殊性。
       一、民族心理传承
       邓一光是汉蒙后裔，他有一半来自母亲的蒙古族血统。蒙古族是一个爱马尚武的英雄民族，有过辉煌的征战史，在刀光剑影，对阵厮杀中英雄辈出，豪杰接踵，像古代的江格尔、洪古尔、铁木真，现代的嘎达梅林等。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力量和勇气的象征，理想和希望的化身”，[2]人们将这些英雄好汉悍烈血性的人生谱写成英雄的赞歌，世代传唱，不仅融入了血液，还汇入了民族生命的遗传基因，成为蒙古族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邓一光虽出生在重庆，生活在武汉，但却念念不忘自己的生命来源，始终以“大漠草原的骁勇血统”而自豪。在冥冥中，他自然地感应到在出生之前就已埋伏在生命基因里的来自生命中时代传承的民族血脉的呼唤，这深情的呼唤潜在影响着邓一光的创作，使他在创作中形成了一种情感和心灵的先天心理倾向——浓重而缠绵的英雄情结。
       二、家庭背景——“红军后代”
       邓一光出身于职业军人家庭，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军人。在家里，对他个人成长影响最大的是父亲。印象中“父亲是个高大威严从来没有笑容的军人”。[3]尽管心存畏惧，但从家庭像册的照片中见到的父亲却是个英雄：腰里别着手枪威风凛凛骑在马上，身着军礼服胸前佩戴着各种勋章。那些照片，英俊威武得令人佩服。父亲的照片使自己在同龄人中具有一种优越感——作为英雄后代的骄傲与自豪，他的心里也随之萌发了一个“英雄梦”。因为“英雄的孩子当然是英雄，必须是英雄，只能是英雄”。[4]母亲的这番鼓励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
       小说中的英雄情结
       在和平年代，随着战争硝烟的远去，英雄在人们的观念中逐渐淡化。当代社会，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物欲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极大地侵蚀与消解了英雄理想，使得现实中的英雄日渐消遁。在英雄缺失的年代，邓一光慨叹道：当代的商业社会维持一种崇高的精神状态很难，“英雄主义，如今已经很像一个传说，或者它很像一个童话了”。他虽慨叹英雄隐没却不愿放弃对英雄的寻找，“一代人会死去。一个时代的英雄主义也会死去吗”？[5]现实中无法寻觅，他将目光投向了历史深处，希冀在历史的硝烟中重塑英雄的风采与辉煌。因而，借助小说溯源岁月之川，重回战争时代，寻找父辈英雄气概和崇高的精神品质，以此创作了一批反映老一辈革命军人戎马生涯革命经历的军旅小说《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战将》、《燕子飞时》等，因其充满了男性的血性和阳刚之气，对战争年代追忆与迷恋的色彩，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关注。
       邓一光的作品，字里行间里浸透着一股激情，它掀动我们的心潮随他一起去感知去感受。而这种激情不竭的源泉系于小说中的英雄情结。
       一、善于塑造金戈铁马式的英雄人物是英雄情结的表现之一
       《父亲是个兵》中邓一光以红军后代和当代青年的双重眼光回溯父辈的生命历程，通过叙述表现父亲由农民而军人而军官而离休的将近八十年的漫长生涯，让我们领略了父亲作为强者、硬汉和英雄的一生。父亲那一身正气、战斗不止的永远是个“兵”的硬汉形象给人强烈的震撼。“父亲”当年由于受到地主的恶意戏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参加了革命。他骁勇善战，杀敌无数以致敌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不寒而栗。为了军人的荣誉感，他不惜违抗命令，不怕以弱敌强，硬是在山海关与国民党军队展开血战；“文革”中，进京接受统帅接见，是他重新崛起的希望，但老王的死使他愤然下车以表同情和抗议。这些展现了父亲在重大事件和人生命运的关口，他的选择都遵从自己的意愿和人格尊严决不受制于外力，凸现出父亲刚毅悍烈的人格和个性。离休后的父亲退居田园，可他仍穿着军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对军队有着痴迷的信赖和依存，他以自己的戎马生涯而自豪”。 [2]在父亲身上清晰地显印着作为“兵”的忠诚与骄傲。
       《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是“父亲”形象的扩展与延伸。作品通过对我军高级将领关山林人生命运的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战神”形象。关山林是一个听到枪炮声就兴奋异常、浑朴勇猛的战将。战争铸就了他铁打钢铸般的性格，在战场上勇猛无比，所向披靡，渴望力量与力量、智慧与智慧、生命与生命的较量，到了紧要关头身先士卒，以命相搏。他的生命与战争融为了一体，毕其终身他都未从战争中走出来，一旦没有仗打，便失去了他施展才华和志向的舞台，就会感到寂寞与失落。他认为“对于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战争，是勇气、力量、谋略、胆识、决断、武器、兵力、搏击和胜利！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一个职业军人倾心和自豪的了”。
       关山林形象的成功在于作者并未将笔下的英雄“神化”，而是写出了他血肉丰满的多样个性。关山林是一员猛将，一个行动上的勇者，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死拼硬打，是从气势上实力上压倒敌人，靠信念而不是靠技巧指挥作战，因而青树坪一仗战败暴露了关山林作为高级指挥员不成熟的一面。以战败结束他的战斗生涯是他终生无法洗刷的一个耻辱。这个耻辱连同“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挫折都未使他倒下去，他始终保持自己的雄心，永不言败，不屈服不退让，“我是太阳！今天把我打下去，明天我照样能再升起来”。[5]这经过血与火锻造的精神宣言，是他身上最有价值、最可贵的东西，亦映衬出关山林铁骨铮铮的硬汉气概。
       《燕子飞时》中的沈晋东、《大姨》中的姨父、《遍地菽麦》中的启子他们身上都带有关山林的影子，铜打铁铸、勇猛顽强、直率倔强、强悍好斗，都是“行动上的勇者，而非思想的智者”。[3]但《战将》中的师长赵得夫是他笔下少有的智者形象。虽然赵得夫外表粗鄙，吃相粗野，粗俗中带点匪气，但体恤士兵，恶惩老财，爱憎分明的作风使他在军中威信极高。潜山之战以一个团的兵力从敌人几万人铁壁合围中突出去，显示出他超人的胆识和谋略。他用兵如神，出其不意，“将注下在最不合情理而别人决不敢下的地方”[3]，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带着全团官兵冲出死城。
       邓一光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集军人、硬汉、英雄于一身。成长于军营的邓一光有一种“偏狭”的认识——军人永远是素质最好的人类群体之一。因而他笔下的英雄多是职业军人出身，具有视死如归、刚用忠诚、崇尚天职、爱憎分明等战争年代中特别需要的“兵”的品格。
       邓一光身上流淌着“大漠草原的骁勇血统”，在他的英雄理念中“只有携弓挽缰，驰骋疆场的汉子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汉子”。[3]体现于文本，他擅长在充满血腥的战争场面中刻画铁血豪情式的英雄形象。他们无论从外表还是个性气质上都显印着蒙古汉子的硬汉气魄。面部线条粗犷，身材高大魁梧，性情豪放，善骑好斗，个性与气质上带有蒙古族骁勇果敢、威武不屈、剽悍强韧的铁血之性与阳刚之气。由此可以看出邓一光心目中的英雄是既具备军人的素质又具有硬汉的品格的男性人群中最优秀的一类。
       二、叙写英雄爱情
       英雄美人的婚姻模式在邓一光的英雄叙事中是备受推崇的。“战神”与“美神”的完美结合将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柔美推向极致。在爱情婚姻的“战场”上，英雄救美的惊心画面是他们最富浪漫与传奇色彩的爱情经典，再现了英雄的伟岸雄姿和英武之气。
       《燕子飞时》中沈晋东追求女大学生苏蔚，向她发起了猛烈攻势。虽然苏蔚为此做了长时间的顽强抵抗，但在最后关口“功亏一篑”，这便是救命之恩。苏蔚所在的宣传队被一支伪军困在垸子里，敌众我寡，伤亡惨重。于生死间，沈晋东闻信飞兵驰骋，冲入死围，救出苏蔚，留下一段英雄救美的佳话。
       而在《我是太阳》中也有类似的情节——关山解救妻子乌云于厄运的边缘。他冒着“文革”中两派对峙、刀枪林立的严峻局面，不顾个人安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一位不怕死的司机驾着华沙牌小轿车闯入造反派头头的密室，硬把被称为“走资派”的妻子从将被处死的险境下救了出来。在《大姨》中英雄救美这一情节也被邓一光再度叙写。沈晋东、关山林、姨父他们首先是战场上的英雄，又以英雄的声名和气度，征服了这些英雄的崇拜者。他们在看似粗粝实则坚定深沉的情感中，相互理解，相互珍重，不仅使双方的理想追求更为坚定，而且在那美丽情感的辉映下，清晰地映衬出商业浪潮中以金钱为基础的所谓浪漫、甜蜜爱情的苍白与乏味。
       英雄情结的现实意义及局限性
       邓一光小说着重渲染的英雄情结，主要是一种历史性的而非现代性的英雄情结。当我们以理性的姿态审视评判它时，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它在当下现实中的意义及其历史局限。
       时下，社会和经济的转型，西方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化趋势。出现了先锋、新写实、新历史等小说。这些小说有的否定传统，调侃生活中的美好和崇高，嘲笑正确的理想和信仰。有的原汁原味地描摹生活，以世俗的平民意识否认生活中的英雄意识，以人的“零度”状态消解人的理想追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家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作家为了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主动下海卖文赚钱，迎合大众的欣赏品味，写出一些消闲娱乐的文字，凭借商业包装炒作跻身文坛。与此同时，亦有一些作家认为商业社会让一切物的欲望异化了人的精神领域，提倡以人文精神抵制物欲横流的倾向。
       但邓一光小说的英雄情结“其内质仍突出地体现出历史的限度”，使我们无法回避其历史的局限性。
       商业时代的纷扰让邓一光困顿与不满，他以拒绝的姿态在一种封闭下书写着单纯的理想。他的英雄叙事主要取材于战争年代，以特殊的革命历史为背景，在感受与想象中塑造战神式的英雄形象。对父辈英雄的崇敬和向往使他几乎用尽了对父辈的全部情感和所有记忆，他笔下的一个个人物都可说是父亲形象的不同类型的重写，在精神气质、个性特征和命运遭际上有惊人的相近。最突出的体现在父亲（《父亲是个兵》）和关山林（《我是太阳》）这两个人物形象上，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其中有些细节在姨父和沈晋东身上被一再地重写，这使读者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经常会看到熟识的人物和情节，这种对父辈形象的重复抒写表明他的英雄塑造囿于某种观念，趋向一定的模式，应该不断寻找新的创作视域，酝酿新的情感因子。
       邓一光的英雄情结带有他所成长的时代和环境的印迹，他将父辈英雄的人格精神和“战将式”的英雄气度作为评判“英雄”的唯一参照尺度。用一种带有历史限度的英雄价值标准来对照今天的世俗，从而怀念昔日的英雄主义而感伤甚至激愤今天的平庸萎顿，显然是片面的。他对父辈英雄更多的是崇拜向往，是感性的包容，而缺乏一种理性的审视与参照。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性英雄父辈身上也有今天看来并不可取之处：文化水平不高，轻视文化人，脾气火爆，爱训人骂人，大男子主义，不爱讲卫生等。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也并非是他所言的退化到难以容忍的地步。社会的进步对人们的素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也需要能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型的新英雄，因而不能一味地停留于“缅怀昔日的光荣”，多用发展的眼光去发掘普通人身上潜埋着的英雄气质，在他们身上寻找精神理想之光和英雄主义之光。
       参考书目：
       [1]《情结及英雄情结》蔚蓝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血脉父辈英雄：邓一光论》蔚蓝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邓一光文集·中篇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邓一光文集·散文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5]《邓一光文集·长篇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毛芳，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任教于湖北襄阳一中。陈瑛，湖北教育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