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自面世以来，至今已有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被誉为新的《
儒林外史》。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常以平易的笔触，在貌似嬉笔中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下面就《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试作分析。
一、 幽默的讽刺语言
二、
凡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用两个字说，就是幽默。在我国，也有一些作品略带幽默。如：《水浒》描写李逵、鲁智深，使人“或笑或哭、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刺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
西游记》描写孙行者，猪八戒使人“于嘻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
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
[1]但比起《围城》，未免幽默不足。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伏、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轶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尤其是那精辟的比喻和蕴含深意的象征暗示。
（一）精辟的比喻。
《围城》的成功离不开大量妙趣横生的新鲜比喻的创造和运用。作者常常涉笔成趣，让那些机智隽永的巧喻脱口而出。例如：他写行人雨天在泥泞的路上鞋底上厚厚的泥巴，就逗趣说那“抵得贪官刮地皮”；说旅店里卖不出的变色变质的半生红烧肉，“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锋利而贴切，逗人发噱。又如：说“鲍小姐那类女人”是不“伤春”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像只软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时候才需要瓶塞”
[2]，一个生动的比喻就能使读者对鲍小姐的生活作风了然于胸。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鸦片、梅毒，令“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贞操”
[3]，形象而又俏皮，耐人寻味。
《围城》丰富的比喻，风趣幽默，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讽刺艺术效果。比如作者在嘲讽李梅亭时说他“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眼睛像剥开壳的煮熟鸡蛋”。
[4]又挖苦他“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得春气入耳，蠕蠕欲活”
[5]。暴露出李梅亭贪图虚荣，一顶“高帽”就使其飘飘然。在描写假哲学家褚慎明时：“褚哲学家害眼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的弹出的子弹’，险的突出眼眶，迸碎眼镜。”
[6]这些都生动地勾勒出褚慎明卑鄙下流的丑相，揭示出其肮脏的灵魂。在描写以嫖娼与赚‘外快’为其能事的‘侯营长’的长相时则形容他“有个桔皮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
[7]尖酸刻薄地讽刺侯营长那丑陋的嘴脸……诸如此类显示出作者丰富联想力的巧妙而生动的比喻，俯拾即是地散布在作品的情节、肖像、人物心理、细节、性格以及自然景物等各类描写中，令人目不暇接，既大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又增强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对于绘声绘色地刻画人情物态，常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
《围城》有如此众多的妙喻，这与作者对比喻有深入的研究有关。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学术名著《宋诗选注》和《管锥编》等著作中强调“广譬喻”。在《旧文四篇》里又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对比喻艺术的精深研究，加上高超的分类取譬能力，使他能够在小说中把各种新鲜奇妙、生动形象的比喻散布在各方面的描写中，使《围城》的讽刺语言更机智幽默。
（二）蕴含深意的象征。
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惊喜，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其中，最富有人生哲理的是关于“围城”这一主题，小说中有一段对话说得很明白：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用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8]这段话为主人公的“婚姻”埋下了伏笔，也是全书的主题，暗示方鸿渐的婚姻是场犹豫不定的追寻游戏。在归国途中，在鲍小姐的追求和引诱下，与她一起“勾搭”。在苏小姐、唐晓芙的错位追逐中，终难成眷属。最后，被精明、柔韧、工于心计的孙柔嘉擒拿到手。开始，方鸿渐以为孙柔嘉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待到订婚时才发觉，她在羞涩缄默的外表下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所以订婚一个月，方鸿渐“仿佛有了女主人”。结婚之际经赵辛楣提醒，方才警醒。此时，他已深陷“围城”。从此，他们二人陷入传统的琐碎缠绕的日常生活。传统与其守护人孙柔嘉日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与精神囚笼。方鸿渐最后与孙柔嘉决裂，准备到重庆去，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不仅象征了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的追求、挣扎、幻灭、绝望的艰难生活历程和矛盾心态，更象征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人们总是摆脱不了外在境遇，蕴含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三、 幽默的讽刺手法
四、
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序）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这主要表现在：
（一）漫画式的笔法。
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幅幅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一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9] 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眼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地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
[10]这里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
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再比如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
（二）调侃式的行文。
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俏皮的，促侠的，联想活泼、思维敏捷。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贯中西，联想无穷的幽默笔墨，创造出一种巧喻迭出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
[11]，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
[12]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公自欺欺人的阿Q相。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要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
[13]从中看出方翁父子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
在行文中，《围城》通篇都是嬉笔。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三）精微的心理讽刺。
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的笔触来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划，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处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
[14]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绘状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能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地揭示真相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
《围城》就是一部读来让人回味无穷的书，它的讽刺艺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社会不容情面的奚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
注释：
[1]林语堂《论幽默》载《
论语》第35、36期
[2]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57页
[3]钱钟书《围城》第二章第34页
[4]钱钟书《围城》第五章第170页
[5]钱钟书《围城》第五章第171页
[6]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105页
[7]钱钟书《围城》第五章第199页
[8]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112页
[9]钱钟书《围城》第七章第269页
[10]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71页
[11]钱钟书《围城》第一章第11页
[12]钱钟书《围城》第一章第12页
[13]钱钟书《围城》第四章第139页
[14]钱钟书《围城》第七章第283页
吴大洪，男，《长江文艺》杂志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