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的规模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其内容由军工到民用，由文化到教育，多方面地展开。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近代文明，使许多新事物出现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洋务运动中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和陆军，中国终于有了用新式火器武装起来、用西法操练的军队。洋务运动中创建了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中国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电报等通讯手段。洋务运动中兴建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中国有了一些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与旧式私塾、书院全然不同的新式学堂。有了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的书籍逐渐被译介到中国。西方文明伴随着新事物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犹如一股劲风吹动了中国封建社会这潭死水，引起阵阵动荡。在动荡中，因惰性积淀几近僵死的社会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传统保守观念构成的堤防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一点一点地破损，形成一个个越来越大的缺口。新思想、新观念冲堤而入，并成日见汹涌之势。
社会思想的一个大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耻言利、轻科技的旧观念。在封建传统观念中，把农业作为国家经济之“本”，把工商看作“末”。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对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即首重士人，农民次之，而工商则排在最后。在封建传统文化中，人们一直奉行“君子不言利”的信条，所以，以君子自诩者，皆以耻于言利作标榜。在轻工商、耻言利的情况下，读书人只重政术、伦理，专攻典籍、词章，而对科技、生产的学问极少有人问津。对科技知识的缺乏就成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一大缺陷。洋务运动兴起以后，人们从西方国家由工商发达、科技先进而达于富强的事实中受到启发，认识到国家要“求强”、“求富”，必须振兴工商，发展科技。经营工商，讲求获利，是于己、于国都有益的好事。在新观念的催动下，一批资本雄厚的手工作坊主转而兴办新式工厂。一些士子们也放下线装书，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即所谓“格致”之学)和军事科学。科技之学从此在我国知识分子崇尚的“学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这一变革的推动者构成了中国近代一个极其庞大的知识精英群体，其中既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也包括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马建忠、何启、陈炽、宋育仁等一大批洋务思想家。尽管这些人的观点见仁见智、时前时后，有时相互交映，有时彼此驳难，却都因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思想而被社会视为洋务派知识分子，或洋务派作家。
洋务运动的重要实绩之一就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和考察人员、驻外使节。这一批频频接触西方文化的新式知识分子由于身在本国政府的洋务事业之中，亲身从事有关西方及西方文化方面的活动，所以，一方面，由于他们对西方情况比较了解，并常常接触到中西关系问题，比较具体地感受到中国遭受西方侵略压迫的屈辱，因而具有更深切的爱国感情和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直接为清政府服务，直接从事于谋求国家富强，抵御西方压迫，维护民族利益的事业，使得这种爱国感情有一个坚定的立足点。
洋务派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增强了实施“自强”新政的决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寻找一种国家、民族前进和文化发展的方向，深沉的忧患意识造就了他们这种执着的人文关怀。曾门四弟子之首的张裕钊在其《送吴筱轩军门序》中，揭露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误国，剖其弊端，鞭辟入理。指出“任事者”只好虚名，不务实际，“一旦有事，则其效，而茫如捕风”；并谴责那些“公卿将相大臣”，不顾朝廷大局，不顾国家安危，而置个人得失于其首，“忘其大耻而修其小忿”，这是“国之所以无强，外侮之所以日至”的主要原因。联系当时中国被列强瓜分的社会现实，作者的锋芒所向是很明显的。著名的洋务派外交家薛福成也同样主张变法，向西方学习，其思想基础乃是一种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他在《变法》中指出：“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西方）上乎？”洋务派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在强调学习西方“富强之术”的同时，亦认为“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采西学议》）学习西方，是为了超越西方，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强心促使洋务派知识分子用其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之路。
“中体西用”的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最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议》）他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狂潮正向中国猛烈冲来，想回避也无法回避的时候，谨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862年，曾国藩在日记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19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洋务运动而产生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们也主张“中体西用”。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之一的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卑西人不敢蔑视中华。”（《筹洋刍议·变法》）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体”与“用”的对称词，但却从行文到立意表达了“中体西用”这一思想。到了19世纪80、90年代，“中体西用”思想日益明朗化，说的人更加多了起来，如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中就比较规范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沈寿康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5年秋，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戊戍变法期间，维新派、顽固派人物也都讲“中体西用”，但系统论述“中体西用”思想的重要人物是张之洞。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将“中体西用”思想系统化，使之最终完形。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便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从此，人们便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特定公式确定下来。
“中体西用”思想从本质上说，它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特殊混合物，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思想理论。作为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即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反映了洋务思想与当时的封建传统思想保持着根本一致性；而“西学为用”即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始端推动中国步入富强之路，则体现了洋务思想与西方务实的科学、法治精神的某种一致性。要之，洋务派不是为了否定封建制度，而是为了补专制秩序的窟窿才把眼光移向西方的。时代因素决定了洋务派知识分子已无法从封建文化中去寻找救世之方，而是到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中去觅求补天之石；然而，当他们自以为得计时，他们在实际上也就成了旧制度的拆庙者。这一点从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明证。
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内容决定形式。洋务派知识分子们目睹海外光怪陆离、五彩缤纷的现代生活，要想真实而形象地反映这些新事物、新生活、新气象，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冲破传统古文的模式，从摄取题材、艺术构思到语言表达，都必须来一个变革。就这个意义上来讲，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始终闪烁着洋务观的光芒，西方国家的文化、文学的影响使这一批文人的作品更务实，更犀利，更加速地走到了传统文学的另一面。
首先，在内容上，西方的风土人情为洋务派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在他们的笔下，英国的疗养胜地，法国的油画，日本的富士山，无不惟妙惟肖。其表现手法也颇类似西洋油画的作法，浓墨重彩，深化比例结构，运用大量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内容和层次，即使是描写最传统的中国景色也使之具有了西洋风味。以黎庶昌为例，1876年，他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又随刘锡鸿赴柏林，任驻德使馆参赞，又改任驻法、驻西班牙参赞。他先后居留过伦敦、柏林、巴黎与马德里等城市，又游历过瑞士、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对西欧各国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风俗民情均有一定的了解。这种阅历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鲜的内容和异国的情调。在他的散文中最具特色的是他的国外纪游作品，如《奉使伦敦记》、《卜来敦记》、《巴黎大赛会纪略》、《游盐原记》、《游日光山记》、《斗牛之戏》等。这些作品，或描绘海上奇景，或记载巴黎、伦敦见闻，或叙述马德里的斗牛奇观，充满着异国情韵，给人以奇幻、浪漫、耳目一新之感。它们是近代中国人亲自接触和观察世界的真实纪录，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撞击的真实纪录，也是一代痛苦挣脱传统文化束缚的知识分子思想衍进的真实纪录，有着永久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意义。
其次，在文学观念上，洋务派作家虽然深受风行大清两百余年的桐城散文的影响，但在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洗礼下，也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文学的规范。与一些蜗居于个人世界里的传统文人不同，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更赏识西方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贵“言之有物”，尚“理性精神”，文章多涉政论，遣词造句激昻锐利，刻意求新，一扫桐城古文“蕴蓄以为高，隐括以为贵，纡徐以为妍，短简寂寥以为洁”（王韬《弢园尺牍续编自序》）的家法师承、门户蹊径。他们也反对“宗唐祧宋”、“摹杜（甫）范韩（愈）”的刻意模仿（王韬《蘅华馆诗录自序》），而忽略个性的表露。洋务派的代表作家王韬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使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他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打破一切清规戒律，畅所欲言，反映现实生活和个人的真情实感。这一观念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就在内容上呈现出一种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心，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一种务实灵活的创作方式。
以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作家吴敏树于1867年所作的《君山月夜泛舟记》为例。文中记载的是作者的一次郊游经历。在他的笔下，多是“夜来月下，山水寂然”的清幽逸景，朋友对答间也全然不提“国事”。作者絮絮地记着“以子鸡苦瓜拌之”的下酒菜谱，原来壮阔的景致也似乎缩小成了“盆景”，即使是“无虑十数围，根抱一巨石”的“危崖一树”，在一个闲居优游的士人眼中也“殊不甚高大”，这种不以为然的语气贯穿全文，令人感觉作者已与世间万物拉开了一段距离，山水景致要可供其玩赏，却不会动其忧思。在太平盛世，这种高士之风或可引人崇敬，但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19世纪中叶，这样的情调不免给人以冷漠之感。反观同一时期的洋务派知识分子的游记，其慨然气度已胜人一筹。以张裕钊《游狼山记》为例，洋务派重实务，其行文落笔也多求实，同样是描摹山景，也往往采用致身景内的写法，描绘景色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生动细腻，瑰丽如画，文章呈现的不是一副仙气氤氲的写意山水，而是一张调焦精确的西洋照片，“上为支云塔”，“迤下若萃景楼及准提、福慧诸庵”，“左右苍翠环合”，“侧身回瞩，江海荡天”，“隔江昭文、常熟诸山，青出林际蔚然”。这样的描写字字落实，一面是在写景，展现出一副壮阔山河的画面；另一面也是在冷静地审视地形，以边防军务为己任，实现着自己的军人价值。一篇游记已不单单是凌波仙人的背景，而成为作者心中强烈爱国心的写照。
从写作的意图来看，《君山月夜泛舟记》意在记游，只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件雅事，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作者的自得之情；《游狼山记》意在警世，作者着力描绘狼山雄奇的景色和险要的地理形势，目的在于指出狼山在军事和国防上的重要性，作者虽“为时屏弃”，却时刻不忘“深忧长计”，“人世是非理乱”已是这一批洋务派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
其它的洋务派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中也同时展现出这一特点。黎庶昌的《卜来敦记》记叙的是英国渡假胜地布赖顿的美景。虽然异域景致怡人，作者也未全然忘情于山水之间，他在文中感慨：“英之为国，号为盛强杰大，议者徒知其船坚炮利，逐利若驰，故尝得志海内，而不知其国中之优游暇豫乃有如是之一境也。”并由此得出“唯坚凝，斯能整暇”的结论。在西方游历的经历使他比一般国人更多了一层对西方的了解，也在中西的对比中，作者没有因为祖国的羸弱而萌生自卑、怯懦之心，而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处世原则来激励自己，更强化了对家园的责任感和救世之心。在全文末尾，作者写道：“大清前驻英参赞黎庶昌记，光绪六年七月”，落款不记籍贯、不记名号，却明明白白地写下自己一生最荣耀、最可纪念的大清官职，明明已是“前”驻英参赞，本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者却念念不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于游玩中不忘治国方略，其爱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我们从这廖廖几个字中看到的不是一个腐旧官僚对官场的眷恋，而是一个普通官吏发自内心的对“大清”的责任感和爱国心。
与黎庶昌师出同门的薛福成，也是在游记中寓忧国之思，将个人与国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观巴黎油画记》意在“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其创作不离“写景、抒情、议论三结合”的途径，然其写景多绘壮景，抒情专抒豪情，议论意在救国，略无小儿女情状，与众多洋务派知识分子一起，汇成一道洋务文学的洪流。
再次，描写内容的细致和丰富势必会导致文章篇幅的扩大。洋务派知识分子的作品不论是私人书信还是经世论政，多长于持论,不为浮词,重在实用,内容以议政为多，见解新颖大胆，说理切实详明，结构严密，文字平实，文笔流畅，开启了近代新体政论散文的先河。尤其是一些说理文，已初具西方学术论文的雏形，其论证严密，层次清晰，语言详尽犀利，对一件事的源起、成果、利弊往往能深入肌理，透析根本。这种文风一方面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浩然之气”，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得益于西方辩证思想的感染和熏陶。薛氏的论说文,颇多长篇,洋洋千言,《上曾侯书》、《变法》、《矿屯议》、《商政》、《敌情》、《选举论》等，作者行文，洋洋洒洒，尽情发挥，喜用排比，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比如《变法》一文，作者从“变”的哲学观和历史观出发，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从“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从“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再从“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从而论证变法的必要：“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为了加强论辩的说服力，作者又从反面立论，说明不变法之难以生存：“苟不知变，则粉饰多而实政少，拘挛甚而百务驰矣。”接着文章列举中西实政为例云：
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
文章层层递进，反复阐明变法之必要。这种论证方法，不仅说理透辟，步步深入，而且也使文章波澜起伏，增强了论辩色彩。
冯桂芬的政论文也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如《制洋器议》开篇就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作者饱含爱国之心，愤慨地告诉国人，中国之所以受制于“小夷”，就因为落后；随后阐明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就必须认真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强调学习西方科技应该做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学习西方就是为了最终超过西方。最后指出，如果不实行这种策略，其后果就是“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可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俄、英、法、美之为虑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作者指陈剀切，自由抒发，体现了一种新的散文风尚。
黎庶昌曾出使外国，多年的外交生涯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表现在他的散文集中是条理明晰，逻辑性强，理性思辩的特色。他的论说文多洋洋千言，象《上穆宗毅皇帝书》、《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等，陈述吏治弊端，提出革新措施，引古证今，俱有见地，环环相扣，层层剖析，很有逻辑力量。特别要指出的是，他敢于批评当今皇帝“徇私情”（《上穆宗毅皇帝书》），在时人中称得上是很有胆量的。
第四，近代政局的迭变一方面使大众渐失了对时世的把握，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新闻事业在中国近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新闻作品、报章体的频繁出现不仅造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闻人，也以其敏感的时事特点和突出的评论风格倍受关注。许多失去科举之望的传统文人将报章视作经世致用的第二条路，不能步入官场反而少了官场的束缚，他们以纸笔为武器针贬时弊，影射朝廷，干预时政，以“在野党”的身份实现着自己的佐政之梦。将近代当朝大员的文章和这群洋务派新闻人的文章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更明显地发现这一特质。王韬是我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他把所见所言“达之于日报”，就是使文章社会化。他已顾不得什么“古文辞的门径”，而只求文章能够合乎一个简单的——“达”，明白清楚，人人能懂，毫无隔阂。他肯定社会化的报章日用散文，使文章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洋务派重要理论家、思想家郑观应也是早期报刊之一作手。他的《救时揭要》，“触景伤时，略陈利弊，随所见闻，频登《申报》”其《易言》与《
盛世危言》单篇成文后，“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自谓其文不避“方言俚语”，“随手笔录，不暇修琢词句”，“无论士家工商之言，悉为胪取编入。”他不追求华丽的词藻，不使用冷僻的典故，惟求畅达、实用。王韬《易言序》云：“其词畅而不繁，其意显而不晦，据事胪陈，直而无隐，同条共贯，切而不浮，真措诸世而有济，施诸今而可行者欤！”这类文章基本摆脱了传统古文各种形式主义的束缚，成为一种较自由的、浅近的文言文。
总之，洋务运动作为一场关系国计民生的政治、思想运动，洋务思想作为一种主宰和困扰着整整一代人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思想解放性质的社会思潮，都必然被这个时代的文学所表现，同时在文学中发酵、催化，促使文学发生相应的变革。这些洋务派作家都是这一时期的先锋人物，面对先进的西方文明，他们在著作中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或介绍了西方社会的物质成就，或宣传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法制主张等，他们的立足点都在于学习西方、赶超西方。与桐城古文相比，他们的创作也有了一定改革或创新。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还存在着许多落后的、甚至腐朽的东西，但是他们也确实提供了他们的前辈没有提供的新东西。可以说，正是在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学才借洋务派知识分子之手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张筱南，程翔章，华中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