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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墓碑记》记叙了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苏州市民反抗魏忠贤阉党的斗争，歌颂了五位平民“激于义而死”的精神和群众斗争的巨大力量，充分体现了作者张溥的民主思想。
       文章叙述了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的始末。先写苏州市民为被阉党逮捕的周顺昌送行而“哭声震动天地”的悲壮场面，并写阉党走狗“按剑而前”的气势汹汹的架式，再写苏州市民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地与魏阉斗争的具体情景：严惩缇骑，痛逐中丞，中丞躲到厕所里才免于被打。多么痛快!多么精彩!在这里，故事的主角不再是传统的英雄豪杰、凌世超人或深思智者，而是平民百姓。在受到恶势力压迫和侮辱时，平民百姓不再是呻吟者、诉苦者，而是抗击者!在国家面临被阉党分裂的危难时刻，平民百姓不再是观望者、企盼者，而是斗争的参与者和新生活的缔造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百姓主体意识的提高，看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文章体现了作者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肯定和赞扬，这是民主思想的体现。
       为了加强读者对平民百姓英勇无畏的精神的认识，作者写了他们中的五个杰出代表，庄重地列出了他们的姓名，描述了他们在临刑前意气扬扬、视死如归的壮举，并坚决地表明了他的民主思想：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普通老百姓对国家也有重大作用！
       那么，老百姓对国家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文章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把阉党不敢再治罪东林党人、“非常之谋难以猝发”和魏忠贤上吊自杀这一切都归功于“吴之民”的发愤一击和五人之力，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从中可以知道作者是看到了人民群众斗争的巨大力量并对之作了高度评价的。
       为了突击“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思想，作者还在文章中用了几次对比：拿“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病死、湮灭反衬五人之死的光明磊落、光彩照人；又拿“缙绅”对待大阉之乱的态度、行为和五人对比，突出五人的英勇无畏；还拿“高爵显位之徒”贪生怕死的态度和五人对比，突出了五人高尚的牺牲精神。通过这一组组对比，表明了作者的生死观：激于义的死，是重于泰山，死而不朽；苟且偷生，是轻如鸿毛，只会与草木同朽。
       文中批判的“缙绅”，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官僚，包括高爵显位之人，也包括其他的慷慨得志之徒。这样看来，作者已经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明代统治阶级的全部!作者指出，这些官僚士大夫都曾饱读诗书，更应深明大义，可他们却贪生怕死，趋炎附势，在国家有难之时不但不挺身而出，反而助纣为虐，苟且偷生，远远比不上一个大字不识的老百姓!
       在中国历史上，能看到群众力量的，不止作者一人，但敢于承认群众的力量并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而对之热烈歌颂的，而且是在全面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对之热烈歌颂的，恐怕只有张溥了。
       “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多么坚决，多么响亮!这在强调英雄豪杰作用的封建时代，无异于雷霆万钧。这样揭露得愈是全面、深刻，就愈是歌颂得有力，其表现的民主思想也愈突出。
       “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多么令人深思的声音!在国家危难之时，在没有明君忠臣、清官良将的时代，我们是寄望于英雄豪杰，还是我们自己呢?在反腐倡廉的今天，我们又该寄望于谁呢？
       黄柳媚，广西贺州地区师范学校教师。